让我们再一次看看他的第一句话：....
    这里，显然是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了。加入全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即当年耗费的活劳动，而且还有过去劳动，即往年劳动的产品。不仅有活的形式的劳动，而且有物化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其中一部分由活劳动构成，一部分由物化劳动构成。(p.261)

    产品中和当年加进的劳动量相等的那部分价值—— 实际上就是真正由当年劳动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第一，支付工人，第二，加入资本家的收入，加入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总产品的这部分全部由劳动产生，并且仅仅由劳动产生；但它包括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工资等于有酬劳动的总和，利润等于无酬劳动的总和。因此，如果把这全部产品都花在工资上，它所能推动的劳动量，自然就会比生产这个产品的劳动量大；而且，产品所能推动的更大的劳动时间量和产品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量的比例，恰好决定于工作日分为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比例。(P.262)

    但是，这个产品的一部分被利润和地租的所有者吃掉，另一部分被他们的食客吃掉。因此，能够重新用在劳动（生产劳动）上的那部分产品究竟有多少，就取决于产品中没有被资本家、租金所得者和他们的食客（同时也是非生产劳动者）吃掉的那部分究竟有多少。(p.263)

    ［（１４）］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关于利润起源的庸俗见解。宣称“产业资本家”是唯一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

    在德斯杜特（注）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正象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已经明显地看出那样，表面上是在赞美生产工人，实际上不过是赞美那些与土地所有者和单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的货币资本家相对立的“产业资本家”。(p.279)
    （注）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易•克劳德（１７５４—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但是企业主能够用来给自己和有闲资本家等等支付收入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决不能因互相欺骗、互相把自己的产品卖得比所花费的成本贵而发财致富。而且谁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欺骗别人。....无论如何，他们“彼此”“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并不能获得任何利润。(p.280-281)

    德斯杜特天真地概括了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实质的矛盾。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资本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并且日益增长的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不是从事劳动的人，而是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得利润的人。劳动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

    从这里，按照德斯杜特的看法，当然可以得出结论说：产业资本家“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全部享受资料”。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所以劳动能力不是财富。(p.290)

    （１５）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反驳的一般特点。把非生产消费看成对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辩护论观点］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都把消费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生活的雇佣劳动者，即非生产劳动者（对他们的雇用并不生产财富，而雇用本身却是财富的新的消费），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意义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各种领干薪的人等等辩护。（p.291-292）

    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因此，全部余额都是工人为别人生产的，所以工人的这部分产品全是为别人而生产。....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愈增加，他也就愈背弃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产业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享受的积累，而不是积累的享受，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了。(p.292-293)

    可见，“产业资本家”也是剩余生产即为别人而生产的生产者。一方面有这种剩余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有剩余消费，一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是为消费而消费。“产业资本家”必须交给地租所有者、国家、国债债权人、教会等等只消费收入的人的东西，固然绝对减少他的财富，但是使他发财的贪欲旺盛不衰，从而保存他的资本主义灵魂。(p.293)

    ［（１６）］昂利•施托尔希［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问题的反历史态度。关于统治阶级的“非物质劳动”的见解］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p.296)

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施托尔希（注）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p;.296)
    （注）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卡尔洛维奇（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 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追随者。

    施托尔希认为，医生生产健康（但他也生产疾病），教授和作家生产文化（但他们也生产蒙昧），诗人、画家等等生产趣味（但他们也生产乏味），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生产安全，等等（第３４７—３５０页）。但是同样完全可以说，疾病生产医生，愚昧生产教授和作家，乏味生产诗人和画家，不道德生产道德家，迷信生产传教士，普遍的不安全生产君主。这种说法事实上是说，所有这些活动，这些“服务”，都生产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价值；后来的著作家不断重复这种说法，用以证明上述这些人都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生产的不是特殊种类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p.298)

    其实这种荒谬说法完全可以由下面各点来说明：

    （１）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
    （２）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
    （３）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
    （４）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p.298)

    ［（１７）］纳骚•西尼耳［宣称对资产阶级有用的一切职能都是生产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阿谀奉承］。

    这些家伙在对斯密的反驳中发表的庸俗的美文学，不过表明他们是“有教养的资本家”的代表，而斯密则是露骨粗鲁的资产者暴发户的解释者。(p.300)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p.301)

    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毫无创造的“非生产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但是，对于资产者来说，“非生产的”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立场，一方面表示阿谀奉承，力图把一切职能都说成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另一方面表示力图证明资产阶级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一点。(p.303)

    ［（１８）］佩•罗西［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的忽视。关于非生产劳动者“节约劳动”的庸俗见解］

    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直接购买劳动，以便在生产过程中不经购买而占有所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然后又以产品形式把这一部分卖掉；既然这是资本存在的基础，是资本的实质，那末，生产资本的劳动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二者之间的区分，不就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吗？(p.305-306)

    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的骗子手，——同法官和国家所做的完全一样，——也是“按照一定的方式，使用一种力量，生产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结果”［同上，第２７５页］，就是说，满足盗贼的需要，也许还满足他的妻子儿女的需要。这样说来，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生产一种满足“需要”的“结果”，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只要出卖自己的“服务”就可以把这种服务算作“生产的”，就象上述情况那样，那末，这个骗子手就是生产劳动者了。(p.306)

    罗西（注）以为“交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就好比生理学家说，一定的生命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只是有机物的形式。但当问题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式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些形式对于物质财富本身是有决定作用的。(p.308-309)
（注）罗西，佩勒格里诺•鲁伊治（１７８７—１８４８）——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长期住在法国。

    至于仆人，....由于在利用所购买的使用价值上的特殊方式，还发生一种宗法制的关系，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这就使这种单纯买卖的关系在内容上——即使不是在经济形式上——发生形态变化，成为令人厌恶的事情。(p.309)

    只当作奢侈品的那些家仆，以及所有这样的非生产劳动者：他们只生产享受，....如果它们的消费者是个有闲资本家，那末它们节约他的劳动，不过意味着让他可以什么事都不干。例如，猪一样脏的懒女人自己不动手，而叫别人替她梳头、剪指甲；乡绅自己不照管马匹，而雇用一个马夫；一个专讲吃喝的人自己不做饭，而雇用一个厨师。 ....即使这些服务是无酬的，它们也不会使财富（物质财富）增加一文钱。(p.310-311)

    加尔涅是督政府和执政时代的经济学家，费里埃和加尼耳是帝国的经济学家。另一方面，罗德戴尔（注）是伯爵大人，他尤其愿意把消费者当作“非生产劳动”的生产者加以辩护。对奴仆、仆役的颂扬，对征税人、寄生虫的赞美，贯穿在所有这些畜生的作品中。和这些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粗率嘲笑的性质，倒显得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p.312)
    （注）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１７５９—１８３９）——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立场出发批评了斯密的理论。

    ［（２０）关于亚当•斯密及其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看法的总结性评论］

    在结束关于亚当•斯密的部分之前，我们还要引用他书中的两段话：在第一段话中，他发泄了自己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恨；在第二段话中，他力图证明，为什么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p.314-315)

    相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加尔涅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p.315)

    ［第五章］  奈 克 尔

    ［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描绘成贫富之间的对立］

    奈克尔（注）在他的《论立法和谷物贸易》（１７７５年初版）和《论法国财政的管理》这两部著作中，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不过使工人用较少的时间再生产自己的工资，从而用较多的时间无代价地为自己的雇主劳动。同时奈克尔正确地用平均工资，用最低限度的工资作基础。但是，实际上他关心的不是劳动本身转化为资本，也不是资本通过这个过程得到积累，而宁可说是贫富之间、贫困和奢侈之间对立的一般发展。这种发展的基础是：随着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量愈来愈少，有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劳动成为剩余的，因而可以用来生产者侈品，可以用在别的生产领域。这种奢侈品的一部分是能够保存的；这样，奢侈品就在支配剩余劳动的人手里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积累起来，上述对立因此也就愈来愈严重。(p.319)
    （注）奈克尔，雅克（１７３２—１８０４）——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在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曾不止一次被任命为财政总管，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企图实现某些改革。

    重要的是，奈克尔一般认为非劳动阶层的财富——利润和地租——来源于剩余劳动。在考察剩余价值时，他注意到相对剩余价值，即不是从延长整个工作日而是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得出的剩余价值。劳动生产力变成劳动条件所有者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本身则表现为得到一定结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p.319-320)

    主要的几段话如下：

    第一，《论法国财政的管理》（《奈克尔著作集》１７８９年洛桑和巴黎版第２卷）：
    “我看到社会上的一个阶级，它的收入几乎始终不变；我注意到另一个阶级，它的财富必然增长。这样，由对比和比较而来的奢侈现象，必然随着这种不平衡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著……”（同上，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这里已经很好地指出了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p.320)

    《论立法和谷物贸易》（《奈克尔著作集》第４卷）说：
    “手工业者或土地耕种者一旦丧失储备，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必须今天劳动，才不致明天饿死；在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４２１］这种利益斗争中，一方用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生命作赌注，另一方只不过延缓一下自己奢侈的发展而已。”（同上，第６３页）

    这种不劳动的富和为生活而劳动的贫之间的对立，又造成了知识的对立。知识和劳动彼此分离，于是知识作为资本或富人的奢侈品同劳动相对立。(p.321)

    奈克尔嘲笑经济概念的混淆。重农学派对于土地就有这种混淆，后来的所有经济学家对于资本的各物质要素也有这种混淆。有了这种混淆，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就受到赞扬，因为生产条件（但决不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本人）对于劳动过程和财富的生产是必要的。奈克尔说：

    “人们一开始就把土地所有者（一个非常容易执行的职能）的意义同土地的意义混淆起来。”（同上，第１２６页）(p.322)

    ［第六章］  魁奈的经济表
    ［（３）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货币流通问题］
    ［（ａ）把工资看成资本家对工人的预付的荒谬见解。把利润看成风险费的资产阶级观点］

    由上面所说的还可以看出，用所谓资本家在把他的商品变为货币之前就已向工人预付货币这一点来“解释”资本家的利润，是多么荒谬。

    资本家只是在他消费了劳动之后，才对劳动支付代价，而其他商品则在被消费之前就得到支付。这个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家购买的商品具有特殊的性质，这种商品实际上只是在被消费之后，才完全转到买者手里。货币在这里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的。资本家把“劳动”这个商品占为己有，总是在对它支付代价之前。他购买劳动，只是为了从出卖劳动产品中获得利润，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他获得这笔利润的理由。这只是一个动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是说：资本家购买雇佣劳动之所以获得利润，是因为他想从出卖这个劳动产品中获得利润。(p.332-333)

    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他实现的剩余价值，正是这样来的：工人作为商品卖给他的，不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正是这样来的：他向工人购买的不是商品，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而劳动能力所具有的价值比它的产品所具有的价值小，或者同样可以说，劳动能力所实现的物化劳动量比实现在劳动能力自身的物化劳动量大。....实际上（只要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家只是用工人自己的产品支付工人，工人支取的只是工人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因而预付纯粹是假象，所以现在有人说：在产品变为货币之前，工人已把产品中归自己所有的那一份卖给资本家了。(p.334)

    资本家坚持说：“但是，如果没有我的棉花和我的纱锭，你就不可能使你的劳动物化，不可能纺纱。所以，你应当另外付一笔报酬。”

    工人回答说：“得了！如果我不用你的棉花和纱锭纺纱，棉花就会烂掉，纱锭就会生锈。....，只有我的劳动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之后，才保存了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我并没有由于我的劳动有保存价值的能力而向你索取分文，....既然我并不因此向你索取分文，那末，你也不能因为我没有纱锭和棉花不能纺纱这一点而向我索取报酬。如果我不纺纱，你的纱锭和棉花就一钱不值。”(p.335-336)

    ［（６）《经济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

    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结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p.366)

    ［第七章］  兰  盖
    ［对关于工人“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的最初批判］

    兰盖（注）《民法论》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一卷。他的一句反对孟德斯鸠的话：“法律的精神就是所有权”就表明了他的见解的深刻。(p.367-368)
    （注）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 １７３６—１７９４）——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从封建专制制度的立场批评了重农学派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然而对资产阶级自由和所有制也进行了一些深刻的批判。

    “法律可以说是一种反对人类最大多数〈即无产者〉的阴谋。”（同上［第１９５页］）“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第２３０页）“所有权先于法律。”（第２３６页）

    “社会”本身——人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由所有权必然产生的奴隶制的根源。

    “人类一部分的地位降低，先是产生了社会，然后再产生法律。”（第２９４页）

    贫困迫使丧失生产条件的工人为生活而劳动，去增加别人的财富。(p.368-369)

    兰盖就工人问题向法国启蒙运动者们大声疾呼：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这一大群羊的驯服，直率地说，绝对顺从，创造了牧人的财富吗？…… 自从它们一进入畜栏，它们的命运就已注定如此了。在谈论把它们从畜栏引出去以前，你们应当先把畜栏即社会砸毁。”（第５１２—５１３页）(p.373)

    附  录

    ［（３）］配第、达德利•诺思爵士、洛克

    把诺思（注1）和洛克（注2）的著作同配第（注3）的《货币略论》（１６８２年）、《赋税论》（１６６２年）以及《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１）关于利率降低的问题，（２）关于国家提高和降低货币价值的问题，（３）诺思的把利息称为“货币的租金”等等问题上，诺思和洛克两人都是追随配第的。(P.389)
    （注1）诺思，达德利（１６４１—１６９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初期代表人物之一。
    （注2）洛克，约翰（１６３２—１７０４）——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
    （注3）配第，威廉（ １６２３—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

    诺思和洛克就同一个问题即利率降低和国家提高货币价值的问题，同时写了他们的著作。但是他们阐明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洛克认为缺乏货币是高利率的原因，一般说来是货物不能按它们的实际价格出卖并带来应有的收入的原因。相反，诺思指出，原因不是流通中缺乏货币，而是缺乏资本或收入。在他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关于ｓｔｏｃｋ①即资本的明确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不作为流通手段只作为资本的形式的货币的明确概念。在达德利•诺思爵士那里，我们看见同洛克的观点对立的关于利息的第一个正确的概念。(p.389)
    ① 储备、基金、资金。

    ［（４）］洛  克

    因为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此外，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所以他的观点就更加重要。(p.393)

    ［（５）］诺思［作为资本的货币。商业的发展是利率下降的原］

    达德利•诺思爵士在上述著作中是配第路线的第三个代表。

    这是资本起来反抗土地所有权的最初形式。因为实际上，高利贷，即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转入高利贷者手中，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或多或少同土地所有者携手共同反对资本的这种古旧的形式。(p.395)

    经济思想方面迈出的最初的步伐之一，就是认为金银在这里只作为商品本身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作为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因素出现，而不作为金银本身出现。就诺思那个时代来说，诺思把这一点说得很巧妙。（p.396）

    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早的发现之一，是它认识了货币贮藏和货币自行增殖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它论述了作为资本的货币。(p.397)

    ［（７）］休谟和马西应当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同剩余价值的“转手”严格区分开来。

    “收入的增加〈即积累〉只间接地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收入的生产和再生产。”（第１８页）
    这正是重农主义的巨大功绩。重农学派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剩余价值（匿名作者把剩余价值叫做“收入”）是怎样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p.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