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从工人“加到材料上的、超出他为补偿所得工资而加的价值之上”的那个价值，得出了剩余价值。但是，紧接着他又说：如果资本家的利润不同预付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这里，已经不是用剩余价值的本质，而是用资本家的“兴趣”来说明利润了。这是庸俗的和荒谬的。

    他这样直接地把剩余价值同利润，又把利润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也就推翻了刚才由他提出的剩余价值起源的规律。(p.70-71)
 
    因为亚•斯密不仅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而且归结为地租，——这是剩余价值的两个特殊形式，它们的运动取决于完全不同的规律，——所以仅仅这一点本来就应当使他意识到，决不能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例都缺乏对于阐明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正由于这个原因，在问题纯粹涉及在价值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换价值形式的各种变化的地方，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货币的本质。(p.72)

    ［（６）斯密把利润、地租和工资看成价值源泉的错误观点］

    资本只有作为一种关系，——从资本作为对雇佣劳动的强制力量，迫使雇佣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或者促使劳动生产力去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一点来说，——才生产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都只是作为劳动本身的物质条件所具有的从劳动异化的而又支配劳动的力量，总之，只是作为雇佣劳动本身的一种形式，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才生产价值。按照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资本是以货币和商品形式存在的积累的劳动，它象一切劳动条件（包括不花钱的自然力在内）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在创造使用价值时，发挥生产性的作用，但它永远不会成为价值的源泉。资本不创造任何新价值，一般地说，它把交换价值加到产品上，只是由于它本身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它本身可归结为物化劳动时间，因而由于劳动是它的价值的源泉。(p.73-74)

    价值的分配，或者说，价值的占有，决不是被占有的价值的源泉。如果没有这种占有，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那末，虽然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没有来分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仍然同从前一样。(p.74)

    说工资构成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同样是不正确的，虽然工资，或者确切些说，劳动能力的不断出卖，也构成工人的收入的源泉。创造价值的是工人的劳动，而不是工人的工资。工资只不过是已经存在的价值，或者从整个生产来看，只不过是工人创造的价值中由工人自己占有的那一部分。但是这种占有并不创造价值。(p.75)

    因此，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工资价格”和“利润价格”都是从这个价值源泉产生出来的。但是这些“价格”本身——无论工资还是利润——都不是价值源泉。(p.75）

    7.［斯密对价值和收入的关系的看法的二重性。斯密关于“自然价格”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这一见解中的循环论证］

    亚•斯密所理解的“商品的自然价格”不是别的，正是以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当然高于或低于商品的价值。甚至商品的平均价格也总是不同于商品的价值，....但是亚•斯密在考察“自然价格”时，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况且，如果没有对价值本性的正确看法作基础，那就不能理解商品的市场价格，更不能理解商品的平均价格的波动。)((p.76)

    亚•斯密在研究工资的“自然率”或工资的“自然价格”时所遵循的指导线索是什么呢？是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但是，他又用什么来决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呢？当他一般地决定这个价格时，他又回到正确的价值规定上来，也就是说，回到价值决定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这个规定上来。但是，只要斯密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他就陷入循环论证。决定工资自然价格的这些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他是用什么来决定的呢？用“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价格；这三者构成这些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也构成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如此反复，以至无穷。(p.77)

    总之，应当注意亚•斯密书中的奇怪的思路：起先他研究商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正确地规定价值，而且正确到这样的程度，大体上说，他找到了剩余价值及其特殊形式的源泉——他从商品价值推出工资和利润。但是后来，他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又想倒过来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来推出商品价值（他已经从商品价值推出了工资和利润）。正由于后面这种情况，斯密对于工资、利润等等的波动给予商品价格的影响，没有一个地方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因为他没有基础。(p.78)

    ［（8）斯密把利润、地租和工资看成价值源泉的错误观点］

    亚当的混乱、矛盾、离题，证明他既然把工资、利润、地租当作产品的交换价值或全部价格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就必然寸步难行、陷入困境。(p.84)

    ［（９）萨伊是斯密理论的庸俗化者。萨伊把社会总产品和社会收入等同起来。施托尔希和拉姆赛试图把这两者区别开来］

    萨伊（注）把亚•斯密的不一贯的说法和错误的意见化为十分一般的词句，来掩饰他自己的陈腐的浅薄见解。(p.85)
    （注）萨伊，让•巴蒂斯特（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为了直截了当地讲清楚这个困难，我们把它表述如下：整个资本（作为价值）都归结为劳动，它无非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但是，有酬劳动等于工人的工资，无酬劳动等于资本家的利润。因此，整个资本都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归结为工资和利润。也许，什么地方在完成这样一种劳动，它既不归结为工资，也不归结为利润，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费了的、同时又是作为再生产条件的那种价值？但是谁来完成这种劳动呢？要知道，工人的一切劳动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恢复他自身的生产能力，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p.88-89)

    ［（１０）］研究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一年内生产的、除利润和工资外还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

    为了把各种虚假的搀杂的东西从问题中清除出去，首先还要指出下面一点。当资本家把自己的利润即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时候，他是用工人为他无偿地完成的那部分劳动来支付这两者的。(p.89)

    毫无疑问，用工资和利润总额（两者加在一起，只不过代表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总量）购买的那部分成品，都以它的各个要素的形式得到补偿。这部分成品所包含的新加劳动得到补偿，不变资本所包含的劳动量也得到补偿。其次，毫无疑问，不变资本所包含的劳动在这里从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活劳动基金中得到了自己的等价。(p.94)

    由此可见，按使用价值来说，他的不变资本原先由哪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现在就用那种劳动的新产品来补偿。资本家再生产了不变资本。....而这些新生产出来的要素也是一部分由新加劳动，一部分由不变资本构成的。这样，看来至少有一部分不变资本要同另一种形式的不变资本相交换。产品的补偿是实在的事情，....某些要素在某一生产领域内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在另一生产领域内正在对它们进行加工。在所有这些同时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虽然每个过程都代表制造产品的一个更高的阶段，但是不变资本却以各种不同的比例同时被消费。(p.96)

    不变资本始终等于它自己，它由总产品中代表它自己的那部分价值来补偿。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一系列买和卖的行为，只是从这样一种意义来说会引起某种形式上的区别，即不同生产领域的不变资本都按照它们原来在这些生产领域中保持的比例相互抵补。(p.110)

    不变资本实际上是这样得到补偿的：它不断地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有一部分是自己再生产自己。但是，加入可消费的产品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则由加入不可消费的产品的活劳动来支付。正因为这种劳动不由它本身的产品支付，所以全部可消费的产品都可以归结为收入。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年产品的一部分来考察，只是外表上的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虽然也加入总产品，但是它既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也不作为使用价值加入可消费的产品，而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始终作为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保留下来。(p.136)

    {说一年生产的劳动产品（当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只构成其中的一部分）都归结为收入，这是不对的。相反，只有说加入一年个人消费的那部分产品都归结为收入，才是对的。仅仅由新加劳动构成的收入，能够支付这个一部分由新加劳动、一部分由过去劳动构成的产品，换句话说，新加劳动在这些产品中不仅能够自己支付自己，而且能够支付过去劳动，——这是因为同样由新加劳动和过去劳动构成的另一部分产品，只补偿过去劳动，只补偿不变资本。｝(p.138)

    ［（１１）补充：斯密在价值尺度问题上的混乱；斯密的矛盾的一般性质］

    ｛对于这里考察的亚当•斯密理论的各点，还应补充如下：他在价值规定上的动摇，除了工资问题上的明显矛盾以外，还有一条：混淆概念。他把作为内在尺度同时又构成价值实体的那个价值尺度，同货币称为价值尺度那种意义上的价值尺度混淆起来。由此就试图找到一个价值不变的商品作为后一种意义上的尺度，把它当作衡量其他商品的不变尺度——这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注1）。关于货币意义上的价值尺度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价值规定之间的关系，请看我的著作第一部分（注2）。这种混淆现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有些地方也可以碰到。｝(p.140)
    （注1）化圆为方问题，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问题，即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已知圆的面积，一般指难以解决的问题。
    （注2）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４—６６页。

    ［第4章］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亚•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他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给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称为生产劳动的东西总有两种定义混淆在一起。(p.142)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就是说，雇佣劳动把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它归还的劳动大于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劳动。因而，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是生产的。）（p.142)

    这种生产率是以相对的生产率为基础的，即工人不仅补偿原有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他在自己的产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比维持他作为一个工人生存所需的产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要多。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存在的基础。(p.143)

    ｛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这种工人的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它创造新价值。｝(p.143)

    ［（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的二重性。对问题的第一种解释：把生产劳动看成同资本交换的劳动］

    斯密对于生产劳动所阐述的第二种见解即错误的见解，同正确的见解完全交错在一起，以致这两种见解在同一段文字中接连交替出现。(p.146)

    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那些靠资本家的利润存在的不同项目，如利息和地租交换的劳动）。....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p.148)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p.149)

    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p.149)

    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是，他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p.151)

    ［（４）斯密对问题的第二种解释：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

    斯密走入这条歧途，是因为他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一方面反对重农学派，另一方面又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如果工人在一年内只补偿自己工资的等价，那末，他对资本家来说就不是生产劳动者。(p.153)

    ｛亚•斯密在同一个场合，即在批判重农学派的场合——第四篇第九章［加尔涅的译本第３卷］——指出：

    “一个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只能用两种办法增加：第一，改善当时在这个社会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能力；或者第二，增加这种劳动的量。要使有用劳动的生产能力有所改善或增长，就必需改进工人的技能或改进他用来劳动的机器…… 当时在社会上使用的有用劳动的量的增加，完全取决于把这种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的增加，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又必定恰好等于管理这一资本的人或把资本借给他们的另一些人从自己的收入中节约下来的数额。”（第５３４—５３５页）

    这里是双重的循环论证。第一，年产品的增加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手段（只要这种提高不是由自然的偶然情况，如特别有利的天气等等引起的）都要求增加资本。但是，要增加资本，又必需增加劳动的年产品。这是第一个循环论证。第二，年产品可以通过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来增加。但是，只有先增加“把这种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才能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是第二个循环论证。斯密试图靠“节约”来摆脱这两个循环论证。节约一词，他指的是收入转化为资本。（p.161-162）

    把全部利润看成资本家的“收入”，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要求把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当单个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即作为资本职能的执行者行动的时候，利润转化为资本，当然，在他本人看来可能象是一种节约，但即使对他本人来说，这种转化也是以必需有准备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p.162)

    ［按照斯密的第二个定义］，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前一种劳动表现为某种可以出卖的物品；后一种劳动在它进行的时候就要被消费掉。前一种劳动（创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除外）包括一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也包括书籍；后一种劳动包括一切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的劳动，甚至违背个人意志而强加给个人的劳动。(p.165)

    ［（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劳动问题上的庸俗化过程］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经济学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类，被说成靠真正的生产者（更确切地说，靠生产当事人）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p.168)

    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p.168-169)

    已经是作出妥协并且承认不直接包括在物质生产当事人范围内的一切阶级都具有“生产性”的时候了。大家互相帮忙，并且，象《蜜蜂的寓言》（注1）中那样，必须证明，即使根据“生产的”、经济学的观点，资产阶级世界连同它的所有“非生产劳动者”一起，也是所有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何况一些“非生产劳动者”从自己方面已经对那些根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注2）阶级的生产性，或者对那些如土地所有者那样无所事事的生产当事人等等作出了批判的考察。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必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地位。(p.169)

    （注1）指英国作家孟德维尔的讽刺作品《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
    （注2）贺雷西《书信集》

    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被用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以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

    这里，应当首先提出的是马尔萨斯之流，他们直接为“非生产劳动者”和明显的寄生者辩护，说这些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p.170）

    ［（７）］热尔门•加尔涅［把斯密和重农学派的理论庸俗化］

    加尔涅（注）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在这些例子中，“非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者”一样，做同样的事情，生产同样的或同类的使用价值。
    （但在亚•斯密看来，这种人大部分象家仆一样，都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p.177）
    （注）加尔涅，热尔门（１７５４—１８２１）——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追随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一个人的非生产劳动，决不能由于使另一个人省去非生产劳动而变成生产劳动。
    （为使一个人节约自己服侍自己的劳动，必须有１０个人来服侍他，这真是一种奇特的“节约”劳动的方法；而且，这种“非生产劳动”大部分又恰恰是由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来使用的）。（（p.178）

    虽然资产阶级起初很节约，但是随着资本的生产率即劳动者的生产率的增长，它就开始仿效封建主豢养大批侍从。(p.197)

    让工厂女工每天在工厂流汗１２小时，以便工厂主可以拿她的无酬劳动的一部分雇她的姊妹当佣人，雇她的兄弟当马夫，雇她的堂兄弟当士兵或警察，来为他个人服务，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安排！(p.198)

    加尔涅在对斯密作了所有这些毫无用处的反驳之后，就滚回到重农主义去了，他宣布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

    那末，什么是生产劳动呢？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除了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等价之外还创造新价值的劳动。资本同劳动相交换，只不过是具有和一定量劳动相等的一定价值的商品同比这个商品本身包含的更大的劳动量相交换，因此“创造一个新价值，这个价值在这种劳动开始活动时在社会上并不存在，甚至作为等价物也不存在”。如果加尔涅不了解这一点，那末，这并不是斯密的过错。(p.198-199)

    ［（８）］沙尔•加尼耳［关于交换和交换价值的重商主义观点。把一切得到报酬的劳动都纳入生产劳动的概念］

    加尼耳（注）先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论点：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也就是说，为了生产财富，劳动必须生产商品，必须出卖它自己或自己的产品。

    加尼耳先生从这里一下子就跳到重商主义体系上去了。因为没有交换，劳动就不会创造资产阶级财富，所以“财富完全是来源于商业”（第８４页）。(p.201)

    （注）加尼耳，沙尔（１７５８—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

    加尼耳说：
    “商业主义，或者说，一般劳动的价值的交换。”（第９８页）

    后一说法是荒谬的。产品所以是价值，因为它是一般劳动的存在，是这种劳动的化身，而不是“一般劳动的价值”，否则就等于说价值的价值了。(p.202)

    “交换使物具有价值；没有交换，物就没有价值。”（第１０２页）

    如果这是说，物，使用价值，只有作为社会劳动的相对表现，才变成价值，才获得这种形式，那是同义反复。如果这是说，它们通过交换，比没有交换前取得更大的价值，那显然是胡说，因为交换要提高商品Ａ的价值量，就只有降低商品Ｂ的价值量。它使商品Ａ的价值比交换前增加多少，它也就使商品Ｂ的价值减少多少。因此，Ａ＋Ｂ无论在交换前还是在交换后都具有同样的价值。(p;.202)

    加尼耳的下面这段话是最典型的：
    “如果交换使仆人的劳动具有１０００法郎的价值，而使土地耕种者或工业工人的劳动只具有５００法郎的价值，那末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说，仆人的劳动对于财富生产的贡献，比土地耕种者或工业工人的劳动大一倍；只....怎么能够说财富是来源于交换价值最少、因而得到的报酬最低的劳动呢！”（同上，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加尼耳先生忘记了，只有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生产性，总之，只有生产工人创造的、但没有被支付过代价的那个余额，才提供支付非生产劳动者的基金。....而实际上，仆人和姘妇的价值，即他们的生产费用，完全取决于生产工人的“纯产品”。甚至仆人和姘妇作为特殊的一类人存在本身，也取决于这种“纯产品”。他们的价格和他们的价值之间极少共同之处。(P.210-211)

    在所有这些反驳亚•斯密的人那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对物质生产采取高傲态度，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力图为非物质生产——甚至根本不是生产，如象仆役的劳动——辩护，把它冒充物质生产。无论“纯收入”的所有者把这种收入花在仆役身上，花在姘妇身上，还是花在油炸馅饼上，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认为为了不使产品的价值去见鬼，余额就必须由仆人来消费，而不能由生产工人本人来消费，这种想法是可笑的。(p.212)

    ［（９）加尼耳和李嘉图论“纯收入”。 加尼耳主张减少生产人口；李嘉图主张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力]

    剩余价值表现在（实际存在于）剩余产品中，表现在产品超过仅仅补偿产品原有要素、因而加入产品生产费用的那部分产品（如果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起来计算，这部分产品就等于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的余额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而不是产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产品中用来支付这个时间的等价物——只有在提供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否则，这个时间对于资本家就是非生产的。（p.213）

    ｛在某一单个生产部门，由于采用机器等等使生产力增长从而引起劳动和资本的转移，总是在以后才能发生。这就是说，增加的人数，即新涌现的一批工人，将以另外的方式分配；这批人也许是被抛上街头的工人的子女，但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长时期靠旧职业糊口，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干活，因为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们或者成为赤贫者，或者在使用比较低级的劳动的部门中找到工作。｝(p.218)

    ｛赤贫者也象资本家（食利者）一样，靠国家的收入过活，不加入产品的生产费用。因此，照加尼耳先生看来，这种人和监狱中养活的犯人完全一样，是交换价值的代表。有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领干薪的挂名官员等等，不过是高贵的赤贫者。｝(p.218)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p.219)

    李嘉图（注1）已经没有斯密那种对生产工人的温情和幻想了。成为生产工人，这是一种不幸。生产工人是生产别人的财富的工人。只有在他充当生产别人财富的生产工具时，他的生存才有意义。因此，如果同量的别人财富能够由较少的生产工人创造出来，那末把多余的生产工人解雇，是完全恰当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注2）(p.227)
    （注1）李嘉图，大卫（ １７７２—１８２３）——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注2）你们，不是为了你们，出自味吉尔的《警言诗》：“你们，鸟儿们，作巢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绵羊们，蓄毛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蜜蜂们，酿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犍牛们，拉犁不是为了你们自己。”

    前面从李嘉图的《原理》第二十六章引证的一段话是：
    “亚当•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中得到的利益，而不是从大量纯收入中得到的利益〈因为亚当说：“资本所推动的生产劳动量就愈大”〉……如果一个国家无论使用多少劳动量，它的纯地租和纯利润加在一起始终是那么多，那末，使用大量生产劳动对于该国又有什么好处呢？”……

    ｛可见，这只不过是说，较大量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较少量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样多。这又只不过是说，在剩余价值率较小时使用大量工人，或者在剩余价值率较大时使用较少量工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样的。....“生产工人”本身只不过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只要结果一样，这种“生产工人”较多就只会是一个累赘。｝(p.228)

    同总产品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为了生产同量的剩余价值，他必须使用的工人愈少愈好。在产品量相同的情况下，同非生产人口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p.229)

    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也就是把同产品量相比的生产人口的人数，减到愈来愈小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则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积累，把利润转化为资本，尽量占有更多的别人劳动。(p.229)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从某方面说，李嘉图也包括在内）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现实本身存在的二律背反。机器排挤劳动和增加“纯收入”（特别是，它们始终会增加李嘉图在这里称为“纯收入”的东西，即收入借以被消费的那些产品的量）；机器减少工人人数和增加产品量（这些产品现在一部分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一部分在国外交换等等）。这种情况似乎是合乎心愿了。然而，不。应当证明，它们，这些机器，不会使工人找不到饭吃。怎样证明这一点呢？这样证明：机器经过某种动荡之后（对于这种动荡，恰受其害的那个阶层的居民也许无力反抗），又会比采用机器前使用更多的人，结果“生产工人”的数量又增加起来，以前的不合比例的现象重新出现。(p.230)

    但在李嘉图那里，对积累的关心，比对纯利润的关心更多，他热心地把纯利润称颂为积累的手段。由此也就产生了一面告诫工人，一面又安慰工人的矛盾现象。说什么资本积累对工人的利害关系最大，因为对工人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积累。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了，劳动的价格也就会提高。因而，他们自己应当愿意降低工资，以便从他们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经过资本过滤，再被用来购买他们的新劳动，并提高他们的工资。不过，提高工资是有害的，因为这会阻碍积累。(p.230-231)

    加尼耳先生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尾：
    “它〈工资〉愈多，社会的收入就愈少
    （雇佣工人是“社会”立足的基础，但他们本身竟不包括在“社会”之中），政府的全部艺术都应当用来减少工资的数额……我们所生活的文明世纪应该担负的……一项任务。”（同上，第２卷第２４页）(p.232)

    ［（１０）］收入和资本的交换［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年产品总量的补偿：（ａ）收入同收入的交换；（ｂ）收入同资本的交换；（ｃ）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只要可供个人消费的产品按照符合需要的比例生产出来，因而，只要生产这些产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的相应量也按比例分配｛当然，决不会丝毫不差地按比例；总会有偏离，有不合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本身会得到平衡；但不断的平衡运动本身是以不断的不合比例现象为前提的｝，那末收入，比如说以麻布形式存在的数量，恰好就是它作为消费品所需要的数量，也就是说，恰好就是它被其他生产者的消费品所补偿的数量。(p.233-234)

    顺便指出：在一个单位产品上花费的劳动时间不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不超过生产这个商品平均所需要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甚至不断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的最低额。但为此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p.243)

    ［（１１）］费里埃［费里埃对斯密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反驳的保护关税性质。斯密在积累问题上的混乱。斯密关于“生产劳动者”的见解中的庸俗成分］

    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察）（注）著有《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一书。（这本书是弗•李斯特论据的主要来源。）此人是波拿巴王室的禁止性关税制度等等的赞颂者。....这个海关官吏对亚•斯密把国家官吏叫做非生产劳动者这一点非常恼火。

    “这一区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非生产劳动。”（第１４１页）“因此，国家有节约和浪费之别；但国家是浪费还是节约，只能从该国同他国的关系来看，问题也正是必须这样来看。”（同上，第１４３页）(p.258-259)
    （注）费里埃，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１７７７—１８６１）——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

    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加尔涅的译本，第１卷第１０８—１０９页）《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的结尾说：

    “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只有极少数商品的交换价值仅由劳动产生，绝大多数商品的交换价值中有大量地租和利润加入，所以，这个国家的劳动的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这个产品的制造、加工和运到市场所必须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如果社会每年使用了它每年所能购买的全部劳动，那末，由于这个劳动量逐年会有很大的增加，每一年的产品就会比上一年的产品具有大得多的价值。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全部年产品都用于工人的生活费。在任何地方，产品很大一部分都是归有闲者消费的。年产品的一般的或平均的价值，究竟是增加，减少还是年年不变，就必然要看这个产品按怎样的比例在这两个不同的阶级之间分配。”

    在斯密实际上想解开积累之谜的这段话里，各式各样的混乱看法是不少的。(p.259)

    首先，我们在这里又看到那个错误的前提：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劳动的年产品”，全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地租也包括在内）。我们不想回过头来谈这个荒谬的观点。我们只想指出下面一点。年产品总量——或构成劳动的年产品的商品总额、商品储备，——按其实物形式来说，很大一部分是由只能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各种原料、种子、机器等等｝加入不变资本的，即只能用于生产消费的商品构成的。关于这些商品（而这是加入不变资本的大部分商品），它们的使用价值本身就已经表明，它们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因而收入—— 无论是工资，利润还是地租——不能花在它们身上。(p.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