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８日于巴黎

    最糟糕的是：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工人许下种种诺言，而另一方面却一个也不能兑现，因为它没有勇气采取对付资产者的各种革命措施。(p.501)

    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４日于科伦市赫勒街１４号

    这群蠢驴认为整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让他们大发横财，而由于在这方面现在遇到阻碍，于是他们就拚命地叫喊起来。....在柏林，康普豪森（注）无所事事地消磨时日，而反动派、官僚和贵族集团却愈来愈猖狂，因而激怒了人民，人民起来造反了。康普豪森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直接引导我们走向新的革命。德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p.508)
    （注）康普豪森，卢道夫（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６月任普鲁士首相。

    恩格斯以瑞士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斐维联合会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左右］于伯尔尼

    通过几个小时的口头讨论，会比多年的通信获得更大的效果，更容易达成协议。没有派代表的联合会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讨论，他们不能听到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而正因为这些理由最后要决定投票的结果，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投票。（p.512)

    没有相互间的让步，我们就永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p.513)

    我们首先要力求达到的集中统一，应该不给政府以任何借口来对流亡者进行新的迫害，使别人无法进行挑剔，这种集中统一因此也就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p.513)

    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你们应该象其他联合会过去已经做了而且将来也会这样做的那样，为了顾全主要的事情，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容许因为微小的意见分歧而继续分裂下去，那这种联合核心才会带来好处！(p.514)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1８４９年７月２５日于窝州斐维

    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注），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发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蛮勇举动”却不知有多少！(p.525)
    (注）指１８４９年６月２９—３０日巴登革命军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附近最后一次会战。被包围在拉施塔特要塞里的巴登军的残部直到７月２３日才投降。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１８４９年７月３１日［于巴黎］

    我宁愿过最贫困的生活，也不愿公开求乞。（p.527）

    它（按：指法国当局）的每一个反动措施都会使一部分居民脱离它。(p.528)

    和平派不过是自由贸易派的一种打扮。....不用中世纪的战争，而只用贸易战争来剥削各国人民——这就是和平派的口号。(p.528)

    金牛犊比坐在世界宝座上的其他一切蠢牛都有力量。(p.529)

    马克思致流亡者会议主席    １８５０年６月３０日［于伦敦]

    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p.561)
    （注）指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２６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根据列宁的定义，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

    恩格斯致威廉•沃尔弗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日于曼彻斯特

    在土耳其大桡船上当奴隶，胜于在美国当报纸编辑。（p.575）
    （注）沃尔弗，威廉（１８０９—１８６４）（鲁普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     １８５１年５月于伦敦

    ……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p.575)
    （注）丹尼尔斯，罗兰特（１８１９—１８５５）——德国医生，从１８５０年起是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１８５１年６月１９日于曼彻斯特

    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p.576）

    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p.576)

    这个矮小的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p.578)
    （注）魏德迈，约瑟夫（１８１８—１８６６）——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责任编辑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０）；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内战；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恩格斯致恩•德朗克(注1）    １８５１年７月９日于曼彻斯特

    同哈尼相比，琼斯（注2）却根本不同，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现在他正在英国人中间宣传《宣言》。（p.584)

    (注1）德朗克，恩斯特（１８２２—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政治活动。
    （注2）琼斯，厄内斯特查理（１８１９—１８６９）——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我们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们全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而我们不是。(p.585)

    马克思老爹天天去图书馆，以惊人的方式扩大着他的知识和他的家庭。而我在喝罗木酒和水，啃书本，同棉纱打交道，十分无聊。这就是要告诉你的关于我们私人方面的一些概况。(p.586)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１８５１年８月７日于曼彻斯特

    还得考虑美国情况的特点——....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迅速而且日益加快地繁荣，因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制度是美好的理想等等。(p.592)

    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    １８５１年８月下半月于伦敦

    他（注2）认为，这样做既能保证自己博得现在的资产阶级的欢心，又能保证自己对革命的未来的权利。....总之，他遵照规定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又毕恭毕敬地奉承无产阶级。(p.599)

    （注1）艾布纳尔，海尔曼——德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
    （注2）按：指金克尔，哥特弗利德（１８１５—１８８２）——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０年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１８５１年９月１１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地利决裂，他的活动只是有利于奥地利。另一方面，他忘记了：他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太卑下了。但是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p.604)

    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于伦敦

    平庸的空谈家的敌视，对被敌视者来说只有益处。(p.611)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７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根据最近一些事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没有商业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革命事件。(p.620)

    附  录

    燕妮•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０日于伦敦

    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官方的“大人物”所过的民主派的乞讨生活。(p.629)

    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
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p.63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