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３日［于曼彻斯特］

    法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阶段。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根据到目前为止能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

    但是，人民呵，人民！——人民对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毫不在乎，人民对赋予他们的选举权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他们可能也要象小孩子那样去使用它。即使下星期天举行这种可笑的选举，那么从这种选举中能得到什么呢？没有报刊，没有集会，有的是十足的戒严状态以及在两个星期内选出议员的命令。

    就我们昨天所看到的而言，对人民是不能抱任何希望了，真好象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作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另一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一个畸形儿和十来个随便碰到的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一个矮小的伍长和他的坐满圆桌的元帅。这样，我们终于来到了雾月十八日。

    巴黎人民的举动就象小孩子一样愚蠢：“这同我们没有关系；总统和议会互相厮杀，这碍我们什么事！”但是，军队竟敢强迫法国接受一个政府，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政府，这确实是同人民有关系的。这些无知的人们将会感到奇怪：“从１８０４年以来第一次”要实行的选举权，竟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自由的”选举权！

    就算路易－拿破仑的政权能够暂时稳定下来，那末，即使法国人下沉到无法再深的地步，这类愚蠢的东西也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但是以后会怎样呢？看来变红的希望非常小，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如果勃朗先生和赖德律(注）先生在昨天中午已收拾好他们的行李，那末他们今天又可能把行李打开。人民的霹雳般的声音还没有把他们召回。(p.401-404)

    (注）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１８０７—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

    恩格斯致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于曼彻斯特

    看看蒲鲁东的《向资产阶级的呼吁》第二页（注）。看这些论证吧！如果起义者被打垮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真正的人民”是打不垮的；而如果“真正的人民”不战斗，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国民议会战斗。当然，对此可以反驳说：“真正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胜利，他们本身就会成为独裁者，但是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何况他们是经常受骗的！

    这是民主派的老一套的庸俗逻辑，每逢革命政党遭到失败，这种逻辑就被广泛地应用。据我看来，事情是这样：如果这一次无产阶级没有群起而战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懈怠和无力，并将以宿命论的驯顺态度屈从于共和国、帝国、复辟和新的革命这种一再的循环，直到他们在比较安定的统治下经历了若干年的灾难而重新积聚起新的力量时为止。(p.409-410)
    （注）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自从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官方的讲坛以后，期望官方政党按无产阶级口味提出问题，那就未免要求太高了。（p.410）

    不能否认：恢复秘密投票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最后对许多无产者（一切报道都说明这一点）的影响，使巴黎人的勇敢和洞察力显得非常奇异。显然，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路易－拿破仑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荒唐，正确地统计票数的保证在哪里；但是大多数人想必都已经看穿了这种骗局，然而还是竭力使自己相信现在一切都已经井然有序，但求能找到一个逃避战斗的借口。(p.411)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１８４２年７月９日于特利尔

    宣布自己忠于解放事业是一回事，这是正大光明的；但事先就作为宣传而大嚷大叫，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点吹牛的味道，就会激怒庸人。(p.430)

    我大概还得同科伦的海尔梅斯继续论战一个长时期；尽管这个家伙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正因为有这样的品性，他才成为庸人们的代言人——我还是打算不让他再继续饶舌下去。平庸不能再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p.430)
    （注）海尔梅斯，卡尔•亨利希（１８００—１８５６）——德国的反动政论家，１８４２年为《科伦日报》的编辑之一；普鲁士政府的密探。

    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    １８４２年７月２６日于柏林

    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p.432）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    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５日左右于波恩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p.433)

    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p.434)

    我认为最好还是报纸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医生。(p.434)

    （注）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１８１９—１８８０）——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之一，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６１年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于科伦

    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p.436)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１８４３年１月２５日于科伦

    将在日内见报的内阁训令比前几次训令差劲多了。所提出的理由如下：

    （１）胡说什么我们没有得到许可，好象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号牌连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莱茵报》未经官方许可却得以出版哪怕是一天似的。
    （２）１２月２４日的书报检查令的目的是规定倾向的书报检查。所谓倾向，被理解为想象，被理解为浪漫主义地相信享有了自由，而实际上人们本来是不可能让自己享有自由的。如果说在以前的政府统治下流行的那种理性的伪善具有一副严峻的理智面貌，那末这种浪漫主义的伪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象力。受检查的出版物必须学会生活于对自由的幻想之中，生活于对恩准了这种幻想的高贵人物（注）的幻想之中。(p.439)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１８４３年3月13日于科伦

    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p.442-443)

    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试着去做，——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p.44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３日于克罗茨纳赫

    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谢林的哲学——这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p.44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１８４４年８月１１日于巴黎田凫路３８号

    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p.450)

    值得注意的是，与十八世纪相反，现在宗教观念是在中等阶层和上层阶级的队伍中传播着，而非宗教观念——那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所固有的非宗教观念——却降临到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
无论怎样，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p.450)

    这个《文学报》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这种批判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p.451-452)

    鲍威尔只是揭露矛盾，他满足于这样做，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掉了。他声称，批判不会提供什么，因为它太唯灵论了。(p.452)

    马克思致亨利希•海涅     １８４５年１月１２日于巴黎

    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p.457)

    恩格斯致尤利乌斯•康培   １８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于布鲁塞尔同盟路７号

    无论是保护关税，还是贸易自由，我们都决不打算维护，我们是想用我们的观点去批判这两种制度。我们的观点是共产主义的观点；我们在《德法年鉴》、《神圣家族》、《莱茵年鉴》等书刊上都坚持这种观点；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也是用这种观点写的。您自己明白，这种观点不容许书报检查的任何干预，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干预。(p.461)
    （注）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１７９２—１８６７）——德国书商和出版商，１８２３年起是汉堡“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三十年代出版了“青年德意志”派作家的一些著作。

    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    １８４６年８月１日［于布鲁塞尔］

    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p.473)
    （注）列斯凯，卡尔•威廉——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１８４６年１２月２８日于布鲁塞尔纳缪尔郊区奥尔良路４２号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ｅｎｇｒèｎｅｍｅｎｔ〕——如果用蒲鲁东先生象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p.476)

    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p.477)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p.477)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p.477-478)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ｃｏｍｍｅｒｃｅ〕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p.478-479)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p.479)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象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p.481)

    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p.481-482)

    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p.482)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和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p.483)

    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p.484-485)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p.485)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p.486)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p.486-487)

    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p.487)

    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p.487-488)
    （注）安年柯夫，巴维尔• 瓦西里也维奇（ １８１２—１８８７）—— 俄国自由派地主，著作家。

    马克思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１８４７年８月８日于布鲁塞尔

    这些老太婆的特点就是，他们企图抹杀和掩饰一切真正的党派斗争，而把播弄是非和挑拨离间那一套德国人的惯技拿来冒充革命活动。这些可怜虫！(p.491)
    （注）海尔维格，格奥尔格（１８１７—１８７５）——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后支持拉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