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曾公开表示：“我预测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
    10年后，1991年12月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

    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布热津斯基走下舷梯时，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已经在停机坪上等着他了。男人没有自我介绍，只是递给他一个牛皮纸信封。
    “布热津斯基先生，邓主任请您明天上午十点到人民大会堂。杨得志总参谋长和王耀南顾问也会出席。”
    在人民大会堂，布热津斯基说：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共320里，红四团第一天行军80里，但第二天中央急电，命令红四团次日必须拿下泸定桥，这意味着剩下的240里崎岖山路须在一天内走完，相当于一天完成3个马拉松。这怎么可能。而切，中央红军一万五千人，跟随红四团，从安顺场几乎同时到达泸定桥，这是神话还是信口开河。
    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
    王耀南说：中央红军长征，我指挥工兵渡过24条大河。你到安顺场看看，就知道水有多恐怖了

    一、引力失灵之处

    1981年7月，四川安顺场，大渡河岸边。
    布热津斯基蹲下身，手指悬停在水面上方三寸——他不敢再靠近了。河水正以一种他这辈子从未见过的姿态，从右向左倒流。
    不，不是倒流。是拧着流。
    水面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河底舀了一勺，漩涡中心凹陷下去，四周的水壁朝上翻卷，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深渊里拱出来。几秒后，那团水猛地弹开，水花炸起一人多高，溅了他满脸。
    冰凉。带着铁锈般的腥味。
    他站起身，回头看了一眼妻子穆斯妮。她正用手捂住小儿子的眼睛。女儿微微张着嘴，脸色发白。
    翻译老周站在五步外，脸色如常，甚至带着点微笑——那种本地人对外地人大惊小怪表示理解的微笑。
    “布教授，”老周说，“您刚才问这条河到底有多深。我跟您说了，没人知道。七十二年前，石达开在这儿渡河，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当地人说，水底下有东西。”

    “什么东西？”
    老周没回答，只是指了指河心。
    布热津斯基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河心偏左的位置，一颗水柱毫无征兆地拔地而起，像一根透明的柱子，在空中维持了整整两秒，然后轰然崩塌。那不是漩涡，不是浪花，而是整条河流似乎在某个点上突然失重了。
    他下意识摸出相机，举起来，按下快门。
    取景框里的画面让他在最后一刻犹豫了一下——他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在河面下方，一个巨大的、缓慢移动的影子。暗绿色，几乎与河水融为一体，但边缘分明。
快门咔嚓一声。
    他再低头看取景框时，河面已经恢复了奔腾翻涌的常态，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到了吗？”他问老周。
    老周没说话。那个微笑消失了。

    二、三十七秒的沉默

    那天晚上，布热津斯基住在安顺场唯一一家招待所里。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渡河，隔着几百米，他能听见河水的轰鸣——不是持续不断的那种声音，而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忽然低下去，像在蓄力，然后猛地炸开。

    他坐在桌前，翻开笔记本，写下第一句话：“这条河不相信引力。”

    然后他停下了。

    因为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中国之前，他在美国国务院的资料室里翻阅过一份关于长征的档案，里面夹着一份手写笔录的复印件，来自1935年5月红军渡大渡河安顺场后的第二天内部会议。发言人是红军一名工兵团长，名字他记不清了，但有一段话他记得很清楚：
    “架设浮桥时，三名战士跳入水中固定绳索，其中两人被卷入水下，再也没有浮上来。第三名战士在一分钟后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从三十米外的水面下抛出，摔在岸边的石头上，肋骨断了四根。他清醒后说，水底下有东西在拽人。”
    当时布热津斯基觉得这是夸张的战地叙述，或是伤员神志不清时的幻觉。他把这段话当作轶事略过去了。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窗边。夜色下的大渡河发黑，河面上的月光被撕成无数碎片，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下不断地搅动。
    他盯着看了很久。
    然后他看见了。
    这次他看得清清楚楚——河面下方约一米处，有一个轮廓。它逆着水流的方向缓慢移动，从右岸向左岸，走了大约二十米，然后沉了下去，消失不见。
    那东西很长。比一辆卡车还长。
    布热津斯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刚才数了。从那个东西出现到消失，整整三十七秒。
    三十七秒里，河水的轰鸣声完全停止了。

    三、老船工的最后一句

    第二天清晨，布热津斯基提出想去红军当年强渡大渡河的渡口旧址。
    老周带他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来到一处河滩。这里比昨天他们停留的位置更窄，两岸的山势像两扇门一样逼过来，河水流经此处时被挤压成一条白练，速度骤然增加，撞击岸石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用铁锤砸山。
    “就是这儿，”老周说，“1935年5月25日，红一团一营十七名勇士，乘一条木船，从这里出发，冲到了对岸。”
    布热津斯基看着对岸，目测了一下距离——不到两百米。但在这样的水流中，两百米无异于天堑。他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一个他从未在任何关于长征的书籍中看到过答案的疑问：
    “他们的船是从哪里来的？”
    “抢了当地土财主刘文辉的一条船。就一条。十七个人上去之后，再也没有第二条船了。”

    “那后续部队呢？”
    “靠那条船来回摆渡。一天一夜，渡过去一个团。”
    布热津斯基沉默了一会儿。他是战略学家，他太清楚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了——一条木船，在这样一条连现代机动船都不敢轻易下水的河流上，来回摆渡几十次，每次都要面对漩涡、暗礁和倒流。这不是勇敢的问题，这是物理规律的问题。

    “船工是谁？”他问。
    “当地人。一个叫帅士高的老船工，带着几个徒弟。”“他们还活着吗？”
    老周没有立刻回答。他转过身，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两口，才说：“帅士高活到了八十年代。前两年刚去世。去世之前他讲了一件事，我从来没跟外国人说过。”

    “什么事？”
    老周把烟头弹进河里，烟头在水面上打了一个转，然后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漩涡卷了进去，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说，那天晚上，他们摆渡到后半夜的时候，河面上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

    “什么东西？”

    “光。”老周的声音压得很低，“河底下有光。不是月亮照的，是从水底下自己发出来的。绿幽幽的，像一盏灯，在水下面来回走。”

    “对岸的敌人打的照明弹？”

    “照明弹是从上往下落的。那光是从下往上照的。帅士高说，那光走到船底的时候，整条船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底下托了一下，忽然变轻了，在水面上滑出去好远。他们本来要划二十桨才能到对岸，那一趟只划了七桨。”

    布热津斯基盯着河面，脑子里飞速运转。他忽然想起了昨天那个从河心拔地而起的水柱，想起了取景框里那个暗绿色的影子。

    “那光后来怎么了？”
    老周没有回答。他只是转过身，开始往回走。
    走出十几步后，他忽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话：
    “帅士高还说了一件事。他说那天晚上，船上的十七个红军战士里，有三个人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过。他们上船的时候，他看见其中一个人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像是活人的。”

    四、照片

    布热津斯基离开安顺场的第三天，在成都机场候机时，他去冲洗店取回了照片。
    其中一张，就是他在河岸上按下快门拍下的那张。
    照片洗出来了。
    画面是大渡河湍急的水面，构图没有问题，曝光也没有问题。但照片的正中央，河面下方，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他当时在取景框里隐约看见、却不敢相信的东西，现在清清楚楚地印在相纸上。
    那不是一个漩涡，不是一块礁石，不是光影的幻觉。
    那是一个形状。有弧线，有边缘，有结构——像是什么巨大生物的背部的一部分，正在从水面上浮起的一瞬间被定格。
    布热津斯基把照片翻过来。他发现照片背面贴着一张手写的小纸条，是冲洗店的人夹进去的，上面只有一句话：
    “先生，这张照片我们本来不想洗出来的。”
    他猛地抬头，看向柜台。冲洗店的老板正在接待另一个客人，表情如常。
    他走过去，把纸条放在柜台上。
    “这是谁写的？”
    老板看了一眼纸条，脸色变了。
    “这个不是我写的。”他说。
    “那是谁？”
    老板沉默了五秒钟。然后他伸出手，把纸条从柜台上拿起来，撕碎，丢进了垃圾桶。
    “先生，”他说，“您登机吧。有些事情，安顺场的人不说的理由，您最好也别问了。”
    布热津斯基站在柜台前，手里捏着那张照片。他的登机牌从指缝间滑落，他没有捡。
    因为他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石达开的三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红军的一条木船，一天一夜渡过去一个团。三个跳入河中架桥的战士，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说他被“水底下的东西”拽过。
    这三件事之间，隔了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那条河底下的东西，活了至少七十二年。

    五、航班上的最后一页

    飞机起飞后，他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打开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写下了一个时间线：
    1863年6月——石达开，三万人，全军覆没。
    1935年5月——红军，一条船，渡过去一个团。水底有光。三个落水者，一个生还。

    1981年7月——我亲眼看见了那个影子。
    然后他在最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写下了最后一个问题：
    “下一个是谁？”
    他把笔记本合上，塞进座位前的口袋里。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填满了整个机舱。
    他忽然感觉到一阵轻微的颠簸。不是气流，是那种有节奏的、像是在被什么东西从下方轻轻托起的颠簸。
    就像帅士高说的那样。
    他猛地睁开眼，看向舷窗外的云层。
    云层下方，是川西的山脉。山脉之间，大渡河正奔腾而过。
    而在河面的更下方，那个比卡车还长的暗绿色轮廓，此刻正缓缓浮起。
    它等了七十二年，等到了一条船。
    它还要再等多久？

    【结尾】

    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布热津斯基走下舷梯时，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已经在停机坪上等着他了。男人没有自我介绍，只是递给他一个牛皮纸信封。
    “布热津斯基先生，邓主任请您明天上午十点到人民大会堂。杨得志总参谋长和王耀南顾问也会出席。”
    信封里是一张白纸，上面只有一行手写的汉字。布热津斯基看不懂中文，随行的翻译看了一眼，脸色刷地白了。
    “怎么了？”布热津斯基问。

    翻译张了张嘴，声音几乎是挤出来的：
    “纸上写着——‘帅士高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关于光的。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条船上的第十七个人，不是人。’”

    布热津斯基抬起头。
    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已经走远了。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双腿笔直，膝盖几乎不弯曲，像是在用一种不属于人类的方式移动。
    没有影子。
    此时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十七分。阳光正烈。
    而那个男人走过的停机坪水泥地面上，什么都没有留下。
    不是脚印，不是影子。
    什么都没有。

    （三天后，布热津斯基在美国的演讲中说：“邓小平告诉我，这只是我们的宣传，我们需要用它来表达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事实上，这是一次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另一边的军阀武装拥有的大多是老步枪，不堪一击。”

    台下响起了礼貌的笑声。
    但没有人看见，布热津斯基说这句话的时候，右手一直在颤抖。

    因为他口袋里装着那张照片。

    而那张照片上的暗绿色轮廓，在他登上离开中国的飞机时，已经比三天前整整大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