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毛主席离开我们之后，曾一度产生严重非毛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妄图将毛主席作用抹黑、贬低、淡化，甚至妄图将本属于毛主席的功劳安插到朱德、彭德怀等等其他我党军事家身上，典型如话剧《决战淮海》竟然还编造过“朱德纠正毛泽东战略错误”这一令人惊掉下巴的毫无根据的历史谣言。

    谁指挥的三次反“围剿”？这就是非常值得考究的话题。我们每一位感谢毛主席、有自己道德底线的人民群众，都有帮毛主席彻彻底底、一丝一毫不剩的拿回属于他的历史贡献的义务。凡是毛主席的贡献，谁也不能说成是别人的贡献；凡是毛主席没做过的错事，谁也别说是毛主席的“错误”。笔者认为，笔者提出的新的“两个凡是”还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正确的。

    一、前头捉了张辉瓒：毛主席在第一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贡献

    在毛主席离开我们后，相当一部分没良心的“大人物”否定毛主席、污蔑毛主席。当时已经双目失明而且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的黄克诚大将毅然站出来为毛主席说公道话。黄克诚大将指出：“1931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大将顶住党内国内相当大的非毛化思潮、为毛主席说公道话，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患难见真情。黄克诚大将的回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主席是第一次反“围剿”唯一正确作战方针的最早提出者。人民解放军权威战史记载：“毛泽东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03卷）》，第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在讲述第一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提出过程的时候，《全史》只提到了毛主席提出这一战略方针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毛主席是第一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最早提出者。

    毛泽东研究方面资料记载：“在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首先提出:‘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点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第2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朱德研究方面资料记载：“毛泽东首先指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朱德在讲话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朱德传》：《十六、第一次反“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即使是丝毫不承认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具有无人可比的决定性贡献的《朱德传》编写者们，也不得不承认第一次反“围剿”时最先提出正确作战方针的是毛主席。

    在指挥反“围剿”的战役中，“毛泽东料敌进攻目标在东固，便将计就计，重新派出红十二军的三十五师担任左翼警戒牵制任务，要他们佯装主力，在东固四周山关做好伪装工事，诱使敌军进攻东固。”（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第2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出主席所料，敌军果然上当。

    在指挥反“围剿”的战役中，毛主席亲自书写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传》：《第12章、打破三次“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对反“围剿”战略战术最深刻、最清晰、最明确的阐述，为红军指明了作战方向。

    在指挥反“围剿”的战役中，毛主席仔细分析了我军战胜敌人的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毛泽东传》：《第12章、打破三次“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清晰讲述了战役指挥的具体方法——发动和依靠群众、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捡着弱的打、制造敌人的疲惫和错误。可见，不仅在战略指挥方面，而且在战役指挥方面，作为职业军事家的毛主席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战略方针的科学指导下和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执行毛主席亲自规定的战略战术的人民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以4万红军打败了10万敌军。

    二、横扫千军如卷席：毛主席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贡献

    关于第二次反“围剿”，黄克诚大将在他顶风捍卫毛主席的力作讲道：“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大将这段话，令我对毛主席和黄克诚大将无比敬仰！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从来不提这件事，他从来不为个人邀功的纯粹无私品格令人无比动容；黄克诚大将当时面对那么多量级不小却恶毒攻击毛主席、说“过头话”的白眼狼，敢于顶住压力讲出毛主席从来不讲的属于毛主席的功劳，也令人肃然起敬！

    唯一最早提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是毛主席。人民解放军权威战史记载：“毛泽东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苏区内，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指出，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均非蒋介石的嫡系，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没有群众帮助，地形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等。同时指出，我军数量虽少，技术装备虽弱，但有三个有利的条件......我们有这些有利条件，是能够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粉碎敌人‘围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03卷）》，第102-1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在人民解放军权威战史中，唯一最早提出第二次反“围剿”正确战略方针的就是毛主席。

    毛泽东研究方面资料记载，最先表态坚持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是毛主席。“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第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朱德研究方面资料记载，虽然毛主席首先提出了正确战略方针，但是“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朱德传》：《十七、第二次反“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的三落三起》、《毛泽东传》也采取了“朱德支持毛泽东意见”这一说法。然而，如前文黄克诚大将所说，当时只有毛主席一人坚持“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其他人是不支持的。

    我们知道黄克诚大将1959年在庐山会议受到彭张问题的牵累，后来甚至坐过牢。他恢复高层工作之后，丝毫不计个人得失、顶住巨大压力捍卫毛主席。黄克诚大将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回忆真实性无疑是比较强的。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朱德传》编写者们为尊者讳，坚持的是八十年代以来提到毛主席必须提“严重错误”、提到别人就尽可能只说好话不说批评话的不良习惯，一是《朱德传》只提到了朱德被主席说服之后同意主席正确战略方针的事实，却没有提到之前朱德不接受主席正确战略方针的事实。笔者期待相关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公开。当然，所有当前公布的相关历史资料的共同特征，就是承认这次反“围剿”正确战略方针的唯一提出者、最先提出者是毛主席。

    战役指挥方面，毛主席最先对战役方针做出了清晰布置。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同时，“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传》：《第12章、打破三次“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毋庸置疑，上到战略方针，下到具体战役方法；上到先打谁，下到从哪里打到哪里，主席都做了清晰的规划。

    战役指挥方面，毛主席的无敌指挥艺术，对反“围剿”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无可代替的作用。“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毛泽东传》：《第12章、打破三次“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半夜来到从中路正面迎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进一步调查西进路线情况。经过调查，发现在东固至中洞大道南侧，还有一条过去不知道的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包围公秉藩师的右翼。这一改变，对歼灭该师具有重要意义。”（《朱德传》、《十七、第二次反“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主席亲自考察地形、确定了迂回包抄敌人的战役指挥方针，充分展现了他亲临前线细致指挥战役的天才军事能力。

    综上所述，铁证如山，毋庸置疑，第二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是毛主席亲自指定多个、第二次反“围剿”的具体战役方针也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在第二次反“围剿”，毛主席亲临前线、亲自考察地形，在战役指挥方面也是非常细致的。这是毛主席亲自指挥取得的三万红军打败二十万敌军的大捷，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全史》公正指出：“这次反‘围剿’作战，在毛泽东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先打弱敌，各个击破，半个月连打五仗，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在红军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03卷）》，第1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三、以一敌十创奇迹：毛主席在第三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贡献

    黄克诚大将在捍卫毛主席的力作指出：“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如黄克诚大将所说，第三次反“围剿”，我军完全听毛主席的，并在毛主席指挥下取得了胜利。权力只能来自共识。之所以能让同志们服气、能在1935年遵义会议这样的危机时刻被大家当作唯一的救命者、能最终成为全军最高统帅的是毛主席而不是朱德，只能由于毛主席具备远远高于包括朱德在内的其他一切同志的军事能力。

    第三次反“围剿”中，毛主席指挥我军夺取胜利的第一大关键性决策，就是在敌军迅猛突击的情况下做出的流动中集中兵力的战役决策。“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毛泽东传》：《第12章、打破三次“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毛主席指挥我军声西击东、从两大蒋匪军之间缝隙中穿出，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

    指挥战役的过程中，毛主席展现了敏锐把握一切战机的高超战局判断力。“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于是红一方面军主力以3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8月11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2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黄允升：《毛泽东的三落三起》，第2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这次战役，毛主席做出的指挥我军夺取战役胜利的另一大关键战略决策，就是“声东击西”。三次战役胜利之后，红军面临即将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之时，“出席会议的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需要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掩护红军主力悄悄西进，回到兴国的北部和西部隐蔽待机。”（《朱德传》：《十八、第三次反“围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声东击西是毛主席的战役指挥意见，这是《朱德传》编写者们也不得不承认的。声东击西之后，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拖得精疲力竭，被迫撤退。毛主席把握战机，又扎扎实实指挥红军打了两场胜仗。在这次战役，毛主席指挥仅仅3万红军打败了数量超过自己十倍、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30万敌军！

    亲自指挥三次反“围剿”、打出这么多神仙仗的，只能是毛主席，而不是朱德。如果毛泽东指挥打仗真的靠朱德，后来亲眼见识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军事能力的周恩来也不可能说出“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朱德，字玉阶。——引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这样的肺腑之言。如果朱德没有毛泽东的指挥也能打胜仗，后来陈云说的“会议决定进军四川，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陈云年谱》1935年，三十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也就不可能发生。有些纪录片、自媒体、电视剧经常制造“毛泽东打仗靠朱德”这样的谣言，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笔者后续将会撰写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决定性军事指挥贡献的历史真相普及文章，继续批判“毛泽东打仗靠朱德”这一贬低毛主席作用的历史谣言。

    结论：

    大量事实证明，三次反“围剿”之战中，毛主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挥者；三次反“围剿”之中，毛主席的军事贡献是无人可比的。神矣伟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真理报》文章说：蒋介石“调动了南京政府的三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在中国内战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的军队。而和它对峙的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只有六——七万人的红军几个军和几万名装备很差的游击队”，但是，“中国红军经受住了最困难的考验” （《真理报》：约尔克撰写《中国苏维埃的新胜利》）“六七万”是三次反“围剿”以后。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只有三万！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可以用“出道即巅峰”来形容。指挥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还处在其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的初期，但是就创造了两大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指挥装备极差的红军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克服武器装备悬殊差距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指挥红军战胜了兵力超过自己十倍的敌军，克服的兵力差距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在此之后，人类战争史上，克服兵力差距的新纪录，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打败兵力超过自己十三倍敌军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之战；克服武器装备差距的新纪录，是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武器装备最先进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帝国主义军队的抗美援朝战争。长期指挥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极端困难条件下取胜的毛泽东，不愧是世界战争史上迄今为止无人可比的以弱胜强第一人、军事战略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