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民族工作的典范——项谦归顺

    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曾说过：“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一个叫尖扎滩的藏民农牧业区，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昂拉千户本是吐蕃王朝赤热巴坚的后代，为了守卫边卡和征税，相传公元5世纪中叶赤热巴坚派贡叶西达杰到达这里，成为尖扎黄河两岸的头人。公元1657年清顺治皇帝封他的后代祖多杰为昂拉千户，世袭至第七代子孙项谦。尖扎滩北有黄河天险，东面和南面被高山环抱，西临黄河的松巴峡谷，易守难攻，有“小台湾”之称。

    解放后，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匪特造谣惑众，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的裹胁、挑唆下，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拒绝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组织反革命武装“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项谦凭借手中的千余武装力量对已解放的邻县不断进行武装侵扰，甚至袭击人民解放军。

    我人民政府为了团结昂拉部落不明真相的广大农牧民，不断地说服，耐心地等待昂拉千户幡然醒悟，但他们却执迷不悟。其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仇恨，许多同志失去耐心，主张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以绝后患。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争取项谦归顺工作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项谦对投诚态度始终游移不定，反复无常，曾经几度归顺，但不久又反叛。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多次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

    习仲勋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进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尊重该地藏族人民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寺院，释放俘获的头目、官人，更为感人的是给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病，对贫苦百姓救济、度荒、抚慰，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穿了反革命匪徒的造谣欺骗。

    项谦在我党民族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终于在1952年7月11日下午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非常欣慰，亲自接见、宴请款待了这位回头是岸的“末代千户”，并委任他继续担任昂拉千户。项谦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的挽救和宽大之恩，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中共中央首任统战部长李维汉后来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非常赞赏，把习仲勋比做诸葛亮。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还不忘开玩笑：“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七．荣辱与共的前提——廉洁奉公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很重。为渡过难关，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同时，习仲勋等政府领导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带头执行南梁政府实施的军事政策《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党政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现象被杜绝。红军吃群众的饭后，要作价折算成钱，付给群众。边区上下，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各区、乡的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解放后，习仲勋号召西北干部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习仲勋很注意政治影响，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他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下基层调查研究，不事前张扬，轻车简从，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他代表国务院来陕西省视察工作，到蒲城等县探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好心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他们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化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他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说得他们都不吱声，欢迎的人群也偃旗息鼓悄声散了。

    1978年4月他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就好心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器，指名分给习书记一台。他坚决不同意接受，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享受。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在边界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界，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不以为然，习书记却非常反感，认为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班、开会、下乡，即就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要。

    他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很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以后他几次出国，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

    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他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习仲勋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他们，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服务。正因为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严于律己，谨慎从事。

    习仲勋教育子女非常严格，正是由于良好的家庭熏陶，才使他们能够经受住考验和磨难。他的子女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子弟，分别到陕西农村插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但却锻炼和造就了他们，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材。

    八．肝胆相照的诚意——知错必改

    在“文革”中，由于极“左”路线的迫害，广大非党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和牛鬼蛇神，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从肉体上、精神残酷折磨。严重的伤害了广大非党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的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后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

    但“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思想领域“左”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被清除，许多人心里还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党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1982年，北京某大报更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短评，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不再是统战对象。而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相冲突。党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为了加强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好地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某报纸的短评一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中央统战部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报告，坚持认为非党知识分子仍是我党统战工作对象，并进行相关的说明。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并责成该报改正和澄清。但该报拒不改正，争论进一步升级。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我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发报告，同意此观点，从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就是以这种至诚之心交了许多党外朋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马鸿宾、喜饶嘉措、黄正清、包尔汉等都和习仲勋私交很深，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李德全、邵力子、黄琪翔等都与习仲勋非常要好。都说：“习仲勋这人非常通情达理，和善可亲。”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各族各界人士的普遍信赖和尊敬。

    习仲勋十分尊重党外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开诚布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屈武先生是著名政治活动家，一次，新来的门卫战士因为不认识他而有所慢待，习仲勋当即向屈武赔礼道歉，两人一笑了之。

    余心清是非常有名的党外人士，和习仲勋共事多年，“文革”期间被当成“牛鬼蛇神”无情揪斗，1966年因不堪忍受而愤然在自家的后院上吊自杀。习仲勋非常惋惜，常常哀叹。他对余心清的关切，已超脱出简单的朋友之情，更体现出对整个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怀。

    九．经济统战的探索——主政广东

    1978年4月6日，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中央任命，南下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他认为广东有独特的人文地缘优势，建议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同意在广东搞特区。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习仲勋态度鲜明，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6月30日，他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在一些重大问题面前，有的领导干部瞻前顾后，有的则捂盖子、抹泥巴。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想得更多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群众利益。尽管当时他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关心侨务，落实政策创办经济特区，是习仲勋成功运用统一战线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又一成功范例。他充分利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传输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既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感情，加强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又稳定了广东的形势，促进了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大家难以想象的。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习仲勋认为：外逃“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偷渡群众多多少少都与香港同胞有着亲戚关系，处理不好还会造成恶劣影响。习仲勋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要求不要歧视，不准虐待外逃者。

    习仲勋主政广东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他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海外统战工作成果显著，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做出了自己具有开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