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病中的毛泽东，清晰地记得这是一个什么日子：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将抵达北京。毛泽东得了一场大病，持续了一个月。然而，憔悴的毛泽东，头脑是清醒的，尤其一种内在的精神，仍强大地支撑着他的病体。毛泽东不时地问尼克松专机抵达的时间和到京后的情况——已经有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见的这项日程，但未定具体时间。中午，毛泽东突然提出：当天就要会晤尼克松。
    周恩来将此通知了美方。无论基辛格还是尼克松本人都深感意外，又惊又喜！而这却忙坏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赶紧整理会客厅和卧室，还得给毛泽东作修饰整理。于是，理发师给毛泽东剪发、剃胡子，并擦上头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换上了那套灰色中山装。
    引人注目的是，客厅内摆上了一溜沙发，毛泽东将坐在其中一个特制大沙发上会见一个超级大国的首脑。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毛泽东的住所。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走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
    基辛格后来这样描写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场所：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

    基辛格特别注意到了室内的那排沙发：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

    毛泽东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而这两个国家曾经严重对峙了多年，有硝烟弥漫的战争，也有暗藏刀枪的冷战。但两位首脑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先是右手，后来左手也搭了上去。他们俩人都笑了，握手的时间大大超出了正常礼节握手的时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毛泽东以病弱的身躯，甚至站立都要秘书搀扶。但他使来访者感到了一种具有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的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他与尼克松的会晤，原定只有15分钟，但实际却持续了65分钟。毛泽东虽已说话困难，但他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幽默和机智。这些话，后来为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原原本本记录了下来，读来十分有趣，充满哲理。就是在这种轻松气氛中，中、美两大国交往的大门打开了！半个多月后，基辛格在白宫他的办公室细细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发现毛泽东实际上已勾划出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每一个段落，在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
    在这次历史性会晤之后半年多，同年的9月25日上午11时半，日本政府代表团由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率领抵达北京机场。第三天，即9月27日晚饭的时候，日本客人得到通知：“毛主席说想见一见诸位，请马上做好准备。”
    当田中、大平、二阶堂分乘三辆轿车抵达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已站在门庭外等候。在大门口，毛泽东与客人握手，田中开口第一句话却是：“请借厕所用一用。”田中由工作人员陪同上厕所，直到田中回来，毛泽东一直站在那里等着，这让日本客人很受感动。
    进入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田中先生，同我们这位吵完架了吗？不吵架不行。”毛泽东在那只大沙发上坐下来，与客人随意攀谈起来，但并没有深入地谈政治问题，他谈到小时候受过父亲的严格教育，他说：“孝敬父母还是需要的。”毛泽东又指着廖承志开玩笑说：“把他带回去，立为你们国家参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吧！他会当选吧！”田中应酬说：“廖承志先生很熟悉日本情况，从早稻田附近的小饭馆到酒店，他全都知道。”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谈笑风生。将近一个小时，临别，毛泽东送了一册中国古诗集，毛泽东说：“田中先生，我也患神经痛，腿脚也不好使，不久就要见上帝了。”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三次重要的会晤，毛泽东都是坐在一个十分奇特的大沙发上进行的。这个沙发，也就成为毛泽东晚年遗物中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即毛泽东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大门，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物证。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多半是俄式的，既大又高。毛泽东常常感叹：“做沙发的人不考虑中国人个子矮的多，只考虑高的人。”的确，就是毛泽东这样高达1.83米的魁梧身材，晚年也不适合坐这种高沙发了。70年代，毛泽东已日见衰老，“9•13”林彪事件，对他的打击特别厉害，他几天睡不好觉，吃两次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在沙发上也有些坐不稳了，因为无法把握自己的重心，身子便不由自主往下滑。但他必须在沙发上坐，因为行动不便，户外活动减少，他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皮肤上长起了褥疮。卫士、护士、保健医生都对此深感忧虑。
    人们决心为毛泽东重新做一个沙发，还就此向主管部门打了报告。中央警卫局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到北京南郊木材厂加工了一个样品。这个样品改变了原来的弹簧垫而用乳白色海绵，下面钻了许多蜂窝状小孔，以减低臂部接触处，便于通风透气，高度为1米，长0.7米，宽0.9米，基本适合老年人坐。为了装饰，又将底座蒙上褚红色毛料布面，木脚架上刷了阳干漆，外面套上米黄色布和绿黄相间的草席，虽显土气，倒也实用。
    毛泽东坐在这个沙发上，发现身体不再下滑，摇了摇身躯，高兴他说：“这种沙发好多了！”
    毛泽东诸事关心他人，坐沙发也不例外。在会客室，他总将在传统礼仪中属于“上位”的沙发留给客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他这次得到了一个合意的沙发，立刻想到了周恩来，他想到周恩来个子比他矮，坐那种俄式大沙发，会更不舒服，因为除了身子下滑，腿还得悬着，久了会发麻。毛泽东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不久周恩来也有了一个与毛泽东的一样的沙发，这个沙发在周恩来去世后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
    毛泽东遗留下的沙发除了上文介绍的这个特制沙发，还有他在中南海丰泽园故居会客厅的几只绿色沙发，即本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坐过的沙发。
    丰泽园会客厅是毛泽东吃饭、会客的地方。毛泽东起床后，洗漱完毕，往往要在客厅沙发上坐一会儿，稍事休息，再到饭桌前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