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领导筹备了中华苏维埃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国家政权的早期尝试，项英作为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重要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参与组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全过程，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副主席，其历史伟业功不可没。

    三、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壮大作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项英为加强红军的全面建设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确定1927年8月1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统一主力红军“三三”制体制编制，提出发展和壮大红军的建议，建立红军立功授勋制度，颁发《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制定《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主持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的盛大活动，决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组建红军第7、第9军团等等，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五、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长征，中央领导成员随主力行动。项英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中区分会主席，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一起，指挥留下的部队先掩护主力转移，后转至赣粤，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军残酷“清剿”等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革命的主要支点和武装力量。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称赞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这是对项英等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高奖。

    六、创建和领导新四军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 1938年春，他和叶挺、陈毅等其他领导人一起，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编组为新四军4个支队，在新四军中设立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坚持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他和叶挺等领导人指挥部队向敌后挺进，在大江南北展开，先后又建立起江北指挥部、第5支队和江南指挥部，在苏南、皖中、皖东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并积极向中央建议组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的指挥机构等，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至1940年底，新四军在三年间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发展到88744人，部队增长了七倍半。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军分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1940年10月，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时，陈毅说：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57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叶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讲到：“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新四军·文献》(一)，80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七、积极恢复和发展东南地区党的组织。项英在任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期间，还和曾山等人一起恢复和发展东南地区的党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斗争，留下刘英等一批领导骨干，在浙南、闽浙赣边、闽粤赣边等地坚持革命斗争。在皖南事变前夕，及时对东南地区党组织作出应变部署，特别对皖南作出具体安排，将皖南地区已公开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江北，并新建秘密的中共皖南特委。这为尔后东南各地党组织长期坚持革命斗争，重燃皖南革命斗争烽火，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8万大军，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隐蔽在皖南泾县蜜蜂洞，不幸于3月14日被叛徒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