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里的库里申科雕塑。

刚刚执行完作战任务的苏联志愿飞行员。

武汉市民在观看空战。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陈列的伊16战斗机。

▲伊15战斗机，性能与伊16互补，双机配合，战果显著。

▲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在兰州机场留影。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最著名的国际援华抗日力量是美国的“飞虎队”。其实，在“飞虎队”之前，还有一支来自外国的志愿航空队，他们在抗战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共患难4年多，同日本侵略者激战长空，其作用和贡献甚至超过了“飞虎队”。

    这群翱翔在中国蓝天的战鹰是苏联志愿航空队。

    在抗战初期，在英、美等国对中日战争还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飞机有1000多架，空军志愿队有2000余人。在多次空战、轰炸中，苏联志愿航空队击沉日本兵舰十几艘，击落、击伤敌机数百架，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超过200名苏联飞行员血洒中国长空。

    这一段蓝天碧血的历史，值得中国人永远缅怀。

    失守的天空

    1937年8月14日，即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台北起飞，轰炸大陆沿海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上空，准备破坏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用机场笕桥机场。

    日本的轰炸机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空横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的空军没有对日本侵略者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的262架飞机甚至都没有升空，就被日军全部缴获。

    但这次，大摇大摆来轰炸笕桥机场的日本飞机付出了代价。

    一队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忽然钻出云层，咬着日本轰炸机喷吐着复仇的火焰。那是刚刚从河南调至淞沪战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是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高志航。

    经约30分钟激烈战斗，高志航大队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本队只有1架战斗机轻伤。此次空战是中国空军抗击日军空中袭击的第一次作战。首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斗志。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而这场胜利，险些成了中国空军抗战史的“绝笔”。

    日本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是侵华期间轰炸中国的主力轰炸机，但其对空火力薄弱。而高志航大队所驾驶的飞机是美国产的霍克3型战斗机，主要作用就是空战。这场空战，中国空军占据了短暂的优势。然而这样的优势只能保证一场战斗的胜利——以当时中日双方的空军实力对比衡量，日本侵略者掌握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不久，1937年5月，刚刚从美国空军退役的陈纳德，在宋美龄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以专业顾问的身份对中国空军开始考察。陈纳德的考察结论很令人沮丧：中国空军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能飞、能空战的只有90架左右。

    事实表明，陈纳德的说法可能还有“客气话”的成分。据中国抗战资料统计，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空军列编9个大队、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种飞机296架，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不足半数。

    在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只有不到一半产于上世纪30年代，勉强能跟上时代，但又缺乏相应的维修、保养，实际上能够投入实战的飞机少得可怜。而且由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装备是典型的“万国造”，战时损失极难补充。

    反观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者，空军当时不是独立的兵种，而是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队。1937年全面侵华之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已有飞机1480架，海军航空队有飞机1220架。日军飞机数量是中国的九倍以上。其中装备最多的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和九六式舰载战斗机，都是1936年投产的新机型，当时世界军机的佼佼者。

    中日之间的空战，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搏杀。

    “八一四空战”之后，日本开始有目的地“绞杀”中国空军。8月15日至10月下旬，中日双方为争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制空权，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弱小的中国空军有着足够英勇的表现，经过三个月奋战，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飞机230架、击毙飞行员327名（此为国民政府统计数字，日军统计为损失飞机39架）。

    中国空军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国民政府没有公布过真实的战机损失，据日本公布的“战绩”，从1937年8月14日到10月10日，日本航空兵在空中击落181架中国战机，在地面击毁战机l40架。陈纳德的回忆也反映出中国空军的惨烈损失：三个月内，中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飞机，到11月初，所有能飞的飞机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几架，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

    日本侵略者完全占据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就在此时，中国空军得到了强援。一支来自苏联的神秘航空队迅速组建，半空杀出。

    磕磕绊绊地携手

    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危机时刻的携手并非一拍即合，相反，此前十年间，双方经历了磕磕绊绊的外交波折，期间不但有大国间的国家利益、权益之争，还夹杂着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家事”。

    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苏联也是中国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鲍罗廷等大批苏联顾问来到中国，苏联的先进武器武装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

    那是国民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一个“蜜月期”。为数众多的中国青年赴苏留学，学习革命经验，其中就包括1925年时留苏的蒋经国。

    转折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消息传到苏联，对当时热衷共产主义，并且已经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的蒋经国来说无异晴空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但因当时南京政府是尚未获得国际承认的地方性政权，故上述措施的效力仅及于南京政府所支配的地区。不过，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式决裂。

    1928年6月占领北京以后，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苏关系继续恶化。翌年7月，中苏终因中东路武装冲突而断绝了邦交，苏联加强了对外蒙的实质控制，外蒙问题和中东路问题随之成为中苏之间两大外交悬案。

    而蒋介石个人对苏联的敌意越来越浓。特别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有苏联在背后援助。他的儿子蒋经国此时仍滞留苏联，父子恩怨也掺杂进两国关系之中。

    蒋经国留在苏联长达12年之久，娶了个苏联妻子，在他1937年回国时，能记得的汉字就只剩几百个了。这12年中蒋经国复杂的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们好奇和研究的焦点，莫衷一是。有一点倒是公认的，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不好过。他经历了读书、流放、充军、做工……也亲自下过农田，做过苦工，甚至讨过饭，数次申请回国却未获苏联方面准许。1936年，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被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蒋介石牵挂着儿子，却又忧心蒋经国在苏联被“赤化”，而且对他发表的激烈声明耿耿于怀，如何面对儿子又是个难题。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宽慰自己：“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这份纠结的个人感情，是蒋介石对苏态度的又一个负面因素。

    1923年大革命之初，蒋介石曾认为“苏俄为吾中国唯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关系”，到1928年后的日记中，对苏联则以“俄寇”相称。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为中苏关系的调整带来了转机。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也让苏联意识到危险，认为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共同的敌人让此前持敌对态度的中苏两国迅速靠近，1932年底，两国恢复邦交。

    不过，外交关系虽然恢复了，中苏并没有真正消除芥蒂。

    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表现出的两面性，让国民政府心存疑虑。一方面，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感到了危险的迫近，因而更积极主动地靠近中国。另一方面，苏联又在维持着对日本的安抚，对伪满洲国采取事实承认的态度，甚至把中东铁路出让给了伪满洲国。

    国民政府这时也没有把苏联当成抵抗日本的盟友，更大的希望寄托于英美。而当时的中国在英美的外交版图中显然算不上重要，他们对中国的支持至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这些西方强国还在借着中日冲突大发战争财，助纣为虐。1938年美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中，钢铁等战略物资所占比重达到了65％；英国也是日本的一大军火卖家。

    最终，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让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别无选择地走到了一起。全面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中国同苏联迅速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结成了“准同盟”关系。

    “Z行动计划”

    这时的蒋介石，也一改此前对苏联的重重戒心，转而积极谋求与苏联签订《中苏互助条约》，请苏联出兵参战。据当时赴苏联谈判的国民政府代表杨杰回忆，苏联方面也多次暗示在关键时刻会出兵援助。斯大林就曾很直接地告诉他：“如果日本取胜，苏联将出兵。”

    然而苏联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最终拒绝了《中苏互助条约》。苏联当时最关注的是西线德国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他们的东线战略是支援中国抗战，让中国拖住日本，以避免自己与日本的直接对抗。

    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予中国大量的秘密援助，从根本上说也是出于自身利益。即便这样，对中国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苏联是抗战之初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

    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军火供给协议的草案：要求苏联在一个月内向中国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和236门大炮，同时还要向中国派遣苏联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和坦克手，以训练中国军事人员。中苏之间很快达成了贷款和军火销售协定。苏联分三期向中国贷款2.5亿美元。

    紧随其后，大批的苏联军事装备输往中国，滚滚铁流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些武器包括：飞机1235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火炮1600门，轻重机枪14000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

    到1937年10月，中国空军的飞机已经在激战中损失殆尽。苏联援华的各种武器装备中，飞机无疑是最为急缺的，同时，飞机也是能够最快速地送到中国战场的。

    二战中担任苏联红军工程兵部部长的卡利亚金，就是苏联援华抗战期间来到中国的一位高级军事顾问。他撰写的《沿着陌生的道路》，回顾了1939年奉调回国前的所见所闻。卡利亚金虽然不是空军，但对苏联援华情况有相对全面的掌握。他在回忆苏联援华武器装备的章节中，用很大篇幅叙述了苏联战斗机的优异性能，以及对日本飞机的各项优势。那个章节的标题翻译成中文是“苏联技术装备显神威”。这个颇为骄傲的口吻倒真不是自夸。

    苏联把自己空军的当家机型给中国送来了。

    苏联援华的战斗机主要是伊15（外号“黄莺”）和伊16（外号“燕子”）。这两种飞机是当时世界军机中的先进机型，各有过人之处。伊15是双翼机，飞行稳定，转向盘旋性能优异，缺点是飞行速度较慢。而伊16是单翼机，飞行速度快，俯冲、爬升性能出色，不足之处是操纵没有那么灵活。

    面对它们的主要对手——日本的九六式，这两种战斗机分别在机动性和速度上大占优势，二者又刚好形成互补，在此后的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利用双机配合的战术，战果显著。

    苏联为中国提供的轰炸机是图波列夫设计局的斯勃快速轰炸机（外号“喀秋莎”），它以轰炸机的面目出现，其速度甚至比日本九六式战斗机还要快，单凭速度就能摆脱日本飞机的追击。

    不但是性能出众的先进飞机，苏联还同时派来了优秀的飞行员。

    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在1937年9月接到了命令，要求召集最好的志愿飞行员，向中国派送战斗机和轰炸机。名义上是“志愿飞行员”，实际上完全是以军事命令的形式抽调，这些飞行员来自苏联各地，多为经验比较丰富的飞行员，其中还有一些空军试飞员。

    为避免刺激日本，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极为隐秘，甚至在苏联内部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整个援助计划用“Z行动计划”代称。根据当时援华飞行员的回忆，第一批来华的飞行员接到调令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有不少人猜测是前往正在进行内战的西班牙。因为他们的指挥员雷恰戈夫旅级（旅级是苏联高级军衔，相当于准将）、后来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索尔上校等，都曾在1936年作为志愿飞行员到西班牙参战，是空军部队里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

    第一批援华的战斗机首先在苏联境内的阿拉木图集中，然后飞往新疆，最后在兰州交付中国。在苏联境内，这些飞机上的苏联空军标志就被全部清除，机翼上刷上了青天白日机徽，连驾驶杆都改成了蓝白相间的国民党空军标志性涂装。

    这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超远航程，当时的战斗机航程一般不过数百公里，中国紧急在沿途开辟简易机场，为这些战斗机做中继。

    时值隆冬，沿途经常遭遇狂风暴雪，气象条件恶劣，简易机场又难以满足安全降落的条件。第一个开辟这条航路的战斗机中队就损失了一架战机。而在1937年最后的两个月中，先后有20架援华战机在途中失事。1938年以后，苏联的战斗机就改为配件，和其他援华武器装备一样由陆路或是空中运输，到中国再组装起来。

    而轰炸机航程远，直接从苏联的远东地区起飞，中途只需经停乌兰巴托一次，就能飞抵兰州。

    兰州，是中国接收苏联援华武器和物资的中转站。

    红色通道

    大规模的跨国武器输送，即便保密工作再出色，也无法完全避开日本的情报侦察。甚至连日本的媒体都对此有所察觉，1937年10月，日本的《每日新闻》就报道说：“9架苏联制造的高速战斗机在某地组装，并通过兰州、西安运到上海。”

    日本军方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他们很快摸清了苏联援华飞机的航路，并且准备把这些援华武器毁在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