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任继宁 （摄影 李放 ）

 
嘉宾蔡庆新 （摄影 李放 ）

　　·任弼时嫡孙“弃经济从党史”源自一段国外经历

　　·蔡庆新：任弼时“骆驼精神”是叶剑英提出的

　　·任继宁：生活环境好了 奶奶仍然缝衣服、补袜子

　　·毛主席曾给病重的任弼时送去一缸金鱼 并附短信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史，讴歌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特别推出了大型对话节目——“缅怀革命先辈”人物系列访谈。今天在我们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开国元勋任弼时同志的嫡孙任继宁先生，欢迎您！

　　[任继宁]:大家好

　　[主持人]:还有一位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蔡庆新老师，欢迎您。　[13:03]

　　[蔡庆新]: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两位和我们一同追忆任弼时同志一生的光辉岁月。首先我们要热烈欢迎二位，今年的4月30日是任弼时诞辰107年周年的日子。每到这个纪念日，很多网友会在“任弼时网上纪念馆”留言缅怀他。我很想知道，每当这个时候，你看到网友的声音的时候，是怎样想的？

　　[任继宁]:首先我是共和国的第三代人，也就是说我和广大网友一样，怀着同样的心情去缅怀老一辈的革命家，学习他们的丰功伟绩，每到这个时刻，我们也和大家一样，怀着肃穆的心情回想当时战争的岁月，回想他们当时非凡的历程。

　　
    蔡庆新：任弼时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骆驼”

　　[主持人]:非常感谢。应该说任弼时同志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这样的一个信条，“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走九十九步”。他长期抱病工作，因此被人民称为中国人民的“骆驼”。1950年去世的时候年仅46岁，应该是正当壮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听一下蔡老师，为什么他会被大家称之为“骆驼”，这样的比喻是怎样来的？

　　[蔡庆新]:这个比喻要追溯到建国初期，任弼时逝世。任弼时逝世之后，他的很多战友、他的部下写了很多回忆文章，有一篇是叶剑英同志写的《哀悼任弼时》，首创是从叶剑英同志开始的，他说的是任弼时的“骆驼”精神，是从这儿开始的。在叶剑英这篇文章里，他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而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蔡庆新]:就从这个角度，我们大家也知道，骆驼给大家的概念是什么呢？是沙漠里的船，在荒漠当中，非常极端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它要负重。什么所求？顶多吃一点草，没有水。那么艰苦，它一步步地要驮重到达彼岸。就是这种精神，概括了任弼时的一生工作状态、对理想的追求和奉献。我觉得“骆驼”对任弼时的评价太贴切了，他索取很少，全是付出，等到他可以去享受生活的时候，他已经为革命付出了一切，没有生命了，谈不到享受。

　　[主持人]:其实从这个比喻中来说，比作骆驼，相当于任弼时是革命时代的开拓者、拓荒者。

　　[蔡庆新]:开拓者、拓荒者，负重前行，毫无所求。这点特别突出。

　　[主持人]:谢谢蔡老师对我们做的这个解释。任弼时同志一生都是服务人民、为了人民，我相信这样的历史责任感也引领着任弼时的后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任弼时的后代，继宁怎样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是在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一直存在？

　　[任继宁]:自打我出生到奶奶去世，我的奶奶是陈琮英，去世时102岁。在漫长的30年中，我在陈琮英同志的旁边学习到、听到了、感悟到了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自然我也明白他们对我们的寄托和我们肩上的担子。奶奶经常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因为对我感受最深的，或者说我记忆最深的，她曾经讲过在长征的时候，因为长征到处是沼泽、到处是危险。有一些年轻的战士，没准儿和我们一样小，甚至是比我们更小，他们也艰难地行军，他们陷入沼泽，对那些过来救他们的人说不要过来，这里危险，这是很感人的。

　　[任继宁]:所以，在爷爷奶奶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经历里，我们见到了很多感人的一幕幕。我作为他们的后代，要不愧为他们的后代，一定要把他们的理想、抱负、责任扛起来，不畏惧困难。因为他们的困难比我们的困难要成千倍、成百倍的大，我们不及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经历。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我们怎样或如何将国家治理好，为国家作出贡献。

　　[主持人]:现在虽然不是革命年代，但老一辈革命家留下来的这种吃苦的精神还需要我们的“红色后代”去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任继宁]:是的。我记得奶奶的桌上印象最深的是放着“艰苦朴素”的四个字，在环境很好的时候，她仍坚持着这个原则，一针一线，缝衣服、补袜子，丝毫没有一个环境好了就有优越感的想法。她仍是像红军一样保持着自己的原则，因为她知道革命来之不易，一针一线都是很难得的，因此他们非常珍惜今天的胜利果实。

　　
    毛泽东专电斯大林 为任弼时治病

任继宁题词

　　[主持人]:谢谢继宁。接下来我们想请蔡老师讲讲毛主席和任弼时之间的一种情意。我们知道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意，在任弼时病重的期间，主席曾经派人送给任弼时同志一缸金鱼，这里面还有故事。后来主席还专电斯大林包括商量任弼时去苏联治病的事情，任弼时和主席之间的情谊能不能请蔡老师给我们讲述一下？

　　[蔡庆新]:毛主席和任弼时的革命情意应该追溯到很久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弼时是在附小，那时是在“五四”前后，他知道有毛主席这个人，要说历史追溯的渊源是很早的，后来参加了俄罗斯的研究会，毛主席是参与组建的人，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被他们推荐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那个时候又有一个交往。直到后来，送一缸红鱼，任弼时这个时候病重了。

　　[蔡庆新]:大家知道，现在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建国的时候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在建国之前，也就是在1949年4月11日，12日的时候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做了一个大的工作报告，这是他亲自写的。做这个政治报告，因为当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在延安时期他就发现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在这种很不好的情况下，报告就做了一半，最后做不下去了，然后由荣高棠同志接着做下去。

　　[蔡庆新]:从此他在4月12日做的报告，经过医疗专家给他会诊，说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书记处从那一天，也就是1949年4月18日决定让任弼时同志休息。在这之后，他就到了玉泉山有一个干部疗养所休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他曾经出现了一种昏迷的状态，因为血压很高，医生说他的血管已经有器质性的改变，眼底也出血了。

　　[蔡庆新]:在这种情况下，6月9日毛主席就专门送来一缸金鱼，并且有一封短信。短信是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然后在7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当时他们在苏联访问，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任弼时的身体状况，血压到了190以上，可能情况不太好，希望协商一下苏联能够派来医生给他诊断治疗一下，还有罗荣桓，当时他的身体也不太好。因为他们两个身体状态，一下让他们去奔波那么长远的距离，到苏联去治病，可能不太合适。

　　[蔡庆新]:这个时候，大约10月底的时候，苏联克里姆林宫的医院，当时的皇家医院派了一个内科主任来华，就给任弼时检查。当时说他有严重的高血压，脑血管明显有变化，而且心功能初期障碍等很多种障碍。包括肾等脏器都有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医生建议他去苏联治病，毛主席在10月21日致电给斯大林，跟斯大林协商，是不是到苏联去治病。到11月下旬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走前，毛主席、周总理，当时他家住在景山东街寓所的时候，都去看了，而且总理亲自把护照给他带去。当时苏联还有一个大夫陪着，他可能是12月上旬左右到达的莫斯科。

　　[主持人]:这说明当时主席对任弼时同志的非常重视，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

　　[蔡庆新]:对。

　　
    任继宁：国外生活经历 促使我研究党史

蔡庆新题词

　　[主持人]: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外国人心里是怎么去看待的。同时我们了解继宁在国外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你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国外的一些人对任弼时同志的经历有没有熟悉的情况了解？包括他们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在一些合适的场合，你会不会向大家介绍您的爷爷，介绍他的丰功伟绩？

　　[任继宁]:我在国外学习、读书、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也非常有意地看了一下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人的政治和中国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我感觉到在国外他们很偏重于媒体的宣传，有的时候他们会被媒体引向一个非常正确的观点，有时候会被误导到一个错误的观点。但有的人对我们国内的现实情况不太了解，我回国内并没有马上进行本科的经济工作，而是转而进到了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进行党史和团史的学习。

　　[任继宁]: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们有一次到欧洲的比萨斜塔游览，由于当时晴空万里，非常漂亮，大家都在合影。我当时就去买了一个帽子，因为晒得受不了了。然后卖帽子的意大利的老伯他问我是哪来的，我说是中国，但又转而说了一句话，你们有的东西做得不好。但当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惊，我心想这个国家远离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他基本上说的是中国二三十年以前的事情。

　　[主持人]:就是他对中国现在不是很了解。

　　[任继宁]:对，以前不是很了解，但他说出这一句话严重的刺伤了我。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但是为什么会刺伤我？我没有任何理由或者是任何知识去反驳他，所以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我回国之后先把共和国的国史读懂，这样如果再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可以算作是亡羊补牢，我可以告诉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我们国家在世界上腾飞，站起来，原因是什么？我们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所以这些答案现在来说，我找到很多。很大一部分是蔡老师直接指导我学习、指导我读书，修改我的文字，以及蔡老师以前的研究成果，方方面面都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当时那个老伯对我的刺激的话，我还不会这么用心、专心的进行中国党史和历史的研究。但是我应该比较荣幸地说，正是因为这个，使我和老一辈革命家走得更近，而是站在他们旁边，在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希望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

　　[主持人]:也正是因为这位老伯的一句话能够让“红色后代”重新回归到祖先留下来的事业上面。

　　[任继宁]:是的。

　　
    任弼时革命起点高 "七大"时进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嘉宾在访谈室 （摄影 李放）

　　[主持人]:谢谢继宁。接下来请蔡老师给我们接着讲一下任弼时同志的故事，我们知道在40年代的时候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并列，被称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据我们了解，任弼时同志在他们当中是年纪最轻的，为什么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呢？

　　[蔡庆新]:这个说来话长。我们可以从任弼时的发展经历上回顾一下，任弼时是16岁参加革命的，很小、很年轻。他们这一代都是“五四运动”前后成长起来的，他偏小，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他没有赶上，但我们从他的作文中就可以看到，“向外求得学习的机会”，有这么一句话。他很想向外，这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那一代人都是要救国，要振兴中华，他们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所以有的搞实业救国的，那也是朝气蓬勃的，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因为经济落后嘛。所以在任弼时来讲，他更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信念、信息。他虽然没有赶上赴法勤工俭学，但是他去了俄罗斯。

　　[蔡庆新]:这又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那个时候第三国际要派人到中国来建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地有一些省会类的都市，都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出现。在湖南是俄罗斯研究会，任弼时当时和肖劲光一起读书，这时候他也思考怎么去救国救民，这时候报纸上慢慢传递一些苏联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下的国家状态，所以他很被吸引，就参加了俄罗斯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正好在这个时候要组织选送一批比较有向往的青年去学习，去学习什么？就是学习俄罗斯的解放道路。

　　[蔡庆新]:当时任弼时也下决心，那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才15岁，等到走的时候是16岁。所以他应该是1920年的8月份去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上海外国语学社又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主要在里面学一点儿俄语，做留苏准备，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学习。当时最早好象是陈望道他们那时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接触了。等到第二年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了八个月，第二年的5月份就去俄国了。

　　[蔡庆新]:当时办了一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专门为了培养东方的革命势力、革命党，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所大学校。任弼时他们去的，到那儿是7月多，这个学校还没有正式上课，那时候正好赶上共产国际开会，他们去旁听了，所以他们很快融入到这个氛围中去。他的俄语非常好，就在那儿学的。第二年他就做了中国班的西方革命史的翻译，原来是由瞿秋白做的，后来瞿秋白调回国了，做编辑。任弼时就顶上去了，那时候任弼时是学生，在莫斯科东大学学了三年，很长时间，有西方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等等都学。等到1924年的6、7月份，当时是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国内特别需要人，就让他们回国。

　　[蔡庆新]:到了上海以后，这点就可以看到，任弼时的起点很高。他为什么到七大的时候能够进入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呢？就是因为他起点真的很高。从莫斯科回来，他是1921年的5月份走的，直到1924年8月份回来，到1925年1月份召开了青年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有一种说法，现在我们没有更多的档案去考据，好象是回忆录，讲到派任弼时回来，就是搞共青团的工作。他回来开始筹备共青团的三大，然后就开三大，被选做组织部主任，就相当于现在的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到这儿以后，因为他毕竟有在苏联学习的过程，他也了解苏联团的建设，他带来了很多经验、做法，组织建设已经铺开了，团员登记各种信息、什么成分，他都做这个工作。

　　[蔡庆新]:专门当组织部主任时间并不长，应该是到1925年5月份，这个时候，因为原来选的共青团的总书记是张太雷，当时广州是大革命的中心，然后把他调到当鲍罗廷的翻译。当时好象是让林育南来顶，但他一直没有到职，这样任弼时就顶上去了。从那时候开始，大约是5月17日，紧接着就遭遇到“五卅惨案”，从工人运动很快到青年学生，这个时候团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因为青年团应该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核心力量，他起草了很多指示给团中央，都是按照这个系统往下分，号召青年团带动青年起来参加反帝斗争。

　　[主持人]:刚刚蔡老师讲的任弼时带领青年团的工作，这也是他取得成就的一部分，我们关于这个工作我们在下面接着聊。刚刚我们说为什么任弼时有这么高的成就？蔡老师讲了一段任弼时在当时俄国的学习经历，一个是起点高，另一个是爱学习。他才成为中央最年轻的一位干部。

　　[主持人]:接下来请蔡老师给我们讲他在团中央对青年的影响和贡献。

　　[蔡庆新]:他在团中央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党和团初建的时候，应该说一帮人马、两块牌子，有的团员的年龄很大，他在做团中央总书记和组织部主任的时候，最大的贡献是做党团分化的工作，就是给党贡献力量。给党的组建队伍提供了后备力量，真的是做得很不错，同时他对于团的建设方向，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从那儿开始，他就很强调这一点，因为当时有一些“左”的倾向，年轻人也想跃跃欲试，想成立和共产党一样的先锋组织。从他这里把握了这样一个方向，是很重要的，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的团还是党的助手。

　　[主持人]:他对青年团工作的影响，应该说一直到至今，他定的基调和方向都没有改变。

　　[蔡庆新]:包括组织系统的建设没有大的变化，尽管是到了建设时期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主持人]:这也能够看出，任弼时同志重视青年的工作，认为青年是中国革命的未来和希望，他在一生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和青少年朋友在一起的。

　　[蔡庆新]:对，那是肯定的。

　　
    任继宁：从学经济转向研究党史 两者并不矛盾

　　[主持人]:谢谢蔡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刚刚蔡老师分析了，青少年应该对老一辈的事迹有更多的了解，才能把老一辈的思想传承下去。现在我们想知道年轻的一代人为什么要了解老一代的革命事迹？他们还能从老一辈的身上学到哪些道德和品质，继宁，从你的经验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任继宁]:我记得在三年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和广大师生进行了演讲交流，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它和我今天的涉身处事的一些环境，包括就业、学习、工作好象没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在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共团史，我给他们打了一个比方，一朵花是在室外长大的，营养不一样、阳光和雨露不一样、经历的风雨不一样。自然温室里的花朵是很憔悴的，它看起来很漂亮，因为环境优越，但经不起风雨。但如果我们到一些古建去看，我们看到苍天大树，上千年的历史，你会有一种感慨和感悟，它经历了多少风雨？屹立到今天依然挺拔，它的内涵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