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我觉得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容易，怕他尿炕，夜里得喊他起来小便，他睡得正熟，有时虽然站起来了却好像还在梦中。我那时才20岁出头，尽管喜欢孩子，可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有时也顾不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到一个班里，那个班的好几个小学员后来成为名演员。祖林跟他们在一起，过起真正的部队生活，冬天早晨起来，围坐在木炭火炉旁，祖林就给其他的孩子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连裹腿烤着了都不觉得。排练合唱时，祖林就当小指挥。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

　　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他参加革命的年龄，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来去苏联留学，学潜水艇制造，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不能搞潜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

　　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为这事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应该事先跟她商量，也许那样就不会发生与席萍结婚的事。这不是说席萍不好，而是我考虑不周。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吵着要走，要求回马列学院。部队领导不同意。后来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是胡考、方纪在那里筹办，没有职务名义。洛甫、萧三对我说，你去当副主任。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和，要求离婚。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医院院长是我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我告诉她说我要和席萍离婚，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

　　4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

　　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好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