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荣桓刚从莫斯科治病回国时，我们全家被安排在哈尔滨市区一幢楼房里住下来。这是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三层楼，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考究的卧室、洗漱间等，这原是帝俄占领时期一位官僚的别墅。我们全家只4口人，自然用不了这么多房子，更何况荣桓是讲究实际、过惯了艰苦生活的，他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房子，提议将这幢楼房挪作公用。一次，我们到谭政同志家去，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于是荣桓就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以为荣桓是玩笑话，但没过两天，我们却果真搬过来了。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间，但凡生活问题一类细事，荣桓总是讲究实际，反对过分的浮华和铺张。他常对我和孩子们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还是要象毛主席说的，做老实人，老老实实地办事情。”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荣桓在我的工作问题上，所给予我的深刻教育。1938年，我从延安到山西孝义抗日前线时，在115师师部工作的梁必业同志准备要我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工作，荣桓考虑再三后，对我说：“我相信你能胜任在部队的工作。但我觉得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一则，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女同志去做。再则，最好不要在我所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可以大些。你看怎么样？”我感到荣桓考虑得很周到，随后就去孝义区党委报到。区党委书记林枫同志指派我和郭明秋同志一道，着手办起了党员训练班，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地方工作骨干。我随荣桓从莫斯科回国后，荣桓成天忙于工作，常去双城，我待在哈尔滨，时间久了，感到太清闲了，便要求参加工作。不久，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找我谈话，准备把我分配在野政组织部任副部长。我回家后把准备参加工作的消息告诉了荣桓，他很高兴，但对任副部长一事却没表示什么意见。他说：“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合适，让我再考虑考虑。”一直过了好几天，他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才对我说：“你在山东曾做过组织工作，这岗位对你是适合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当什么副部长呢？我看就不要那么些‘长’字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想法，就问道：“你看，我做什么工作更合适呢？”荣桓说：“现在，哈尔滨的军队家属很多，有许多娃娃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个问题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事。你就去做这个工作吧。”我问：“我两手空空，能办成什么事？”荣桓说：“这些家属中间，不少是有文化、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你去把她们组织起来，请她们跟你一起干。她们既有工作做了，孩子们又可以受到教育。孩子们的教育很重要，我们这一代人打了天下，还要他们去建设啊！”我遵照荣桓的意见，不要职务，不要名义，在哈尔滨部队机关挨家挨户地串连，把干部家属们都组织起来，办了一所子弟学校。子弟学校一开始设了小学部和幻儿园，前方后方干部的孩子都收。他们的学习、生活都有人管。父母在前方的，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后方的也减轻了家务负担，大家都很满意。第2年的“三八”妇女节时，蔡畅同志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我们家属为孩子们办了一件好事。全国解放后，这个学校随军到了武汉，培养了不少干部子弟。以后，赖传珠同志任总政干部部部长时，对我说：“你过去办过学校，还是去办学校吧。”荣桓也鼓励我去，我又筹办了一所“十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