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荣桓的心早已飞回到祖国气势壮阔的解放战争战场去了，他婉言谢绝了要他去南俄疗养的安排，决定立即回国。苏方医务人员劝说无效，只得在荣桓的出院通知书上，写下了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特别又增添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建议休养3年，又规定每天工作绝对不能超过3小时。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的老病已经除去了。他高兴地对我说：“你看，照现在这个样子，我又可以订几个5年计划了。”我听了也感到十分欣慰。那些什么休养3年的规定，丝毫未能束缚荣桓对祖国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回国后的当天，他就急不可待地看文件、听取情况汇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解放战争的繁忙工作之中。

　　当时，我军在东北战场上已胜利完成了夏季攻势，正准备组织更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以主力打到吉林、长春、四平等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期间，荣桓身兼数职，一心忙于扩充兵员、筹备物资、准备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地方的土改斗争，他竟完全忘记了自己尚未恢复的病体，至于“每天工作绝对不超过3小时”的医嘱，早已丢到九霄云外。那时，他每天回家很晚，两个习惯了等爸爸回家才吃晚饭的孩子，常常伏在桌子上睡去，而每天按时来为荣桓检查病情的医生不得不等候到深夜。医生同志见他身体状况不好，常常劝他不要操劳过度，荣桓总是和蔼耐心地解释说：“好，接受你的意见。不过，当医生的总是爱把病看得过重一点。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规律是不能违抗的，人固有一死，问题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办几件有益的事情。”话虽这么说，我每天见他回家时疲惫的样子，还是暗暗心急。我熟悉荣桓的脾性，深知在这紧张的战斗面前，要想说服他退下火线是绝无可能的。我还记得，在我们共同生活的20多年间他向我发过的一次“火”。那是在1945年秋天，荣桓奉命去东北之前，山东军区在鲁南组织了攻打临沂城的最后一次战斗。当时荣桓正卧病在床，党委未让他去第一线指挥作战。临沂城是日伪军多年盘据的地方，这时又得到投降派王洪九的支持，城高壕深，易守难攻。当得知因前线指挥员作战决心上的迟疑，攻击一度受挫的消息，他跳下病床，一定要亲自前去指挥。同志们都不放心，我也怕他支撑不住，就交代秘书、警卫员不要为他做出发准备。当荣桓强撑着病体走到院子里，一见既没备马，又无参谋、警卫员照面，这个老实人发“火”了！他直冲着我高声批评说：“你还是党员呢！你的党性哪去了？谁给你的权力这样做的……”我感到很委屈，心想，这并非个人意见，完全是根据组织上的委托，要我照顾他的健康嘛。那时，我们那个大孩子东进已7岁了，在院子里闻声爬到窗口一看，竟吓呆了！他从来没有看到爸爸发火、妈妈哭嘛！我看一时劝不住他，就去找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同志，在黎玉同志的劝说下，他才“熄”了“火”。我事后知道，荣桓是担心部队完不成任务，将影响到我军向津浦、陇海铁路的大进军。后来我们进驻临沂，荣桓又要人搀着，带领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勘察了临沂城的全部地形，视察了我军的攻击路线和突破口，总结检查了组织指挥上的优缺点。当时我还劝他说：“仗已打过了，城也攻下来了，就不必再这样辛劳了。你的身体……”“瞧你，总是惦挂着我！”荣桓立刻打断我的话，指着敌人的防御工事说：“胜利，是用生命和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所付出的代价。不去实地走一走，又怎能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又怎能对得起死者？”荣桓就是这样，心里时刻记着牺牲的同志，时刻装着党的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