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决断犹豫
　　
　　广昌战役后，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虽有撤离苏区的打算，也作了某些准备工作，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胆略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他们只是在七月派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皖赣边开进；命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由于兵力太小未能牵动敌人。此时，敌人已调整了部署，多路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全面进攻。而中央苏区的军力、民力、物力已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本来应该保存实力，及时转变战略方针，伺机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而是一方面作着撤离苏区的准备，一方面又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心区，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和“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他们继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方针，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然提出了苏区主力红军转移的问题，并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实际上仍以“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等，作为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被忽视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导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想在中区取胜“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在战略决断上的犹豫和矛盾态度，还可以从当年中央苏区的历史文献资料所记载的长征前几个月党中央、苏区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各种公开活动中看出。为了从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上研究这一问题，下面按时间顺序列举一些主要的活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红色中华》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发表张闻天署名的社论《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号召“武装上前线”，指出这“是我们全苏区战争动员中最中心的口号”。社论还批评了“空喊我们必然胜利的‘左’的乐观的宿命论”和“哭泣於我们必然要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
　　
　　五月五日，《斗争》报（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发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指出：“反对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进到更加剧烈的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要求各游击队要“有决心在敌人封锁线外，在敌人堡垒的间隙和包围中，进行布尔什维克的艰苦的残酷的武装斗争，并且要伸到敌人的远近后方去作长期的独立的活动”，要“冲破敌人封锁线去恢复和创造新的苏区，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创造新的红军”（着重号为作者加）。还要求“所有战区的党、苏维埃和一切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预先计划好干部的分配，那些加入游击队，那些作秘密的党和群众的工作，白军士兵工作，准备好秘密机关的驻扎地，和交通网”。“这样准备好一切，万一本地被敌人占领，能够迅速的改编自己的各种组织，一分钟不间断的继续领导斗争”。这个指示信是四月二十四日写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五月五日在《斗争》报上发表，显然是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