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了91岁高龄的老红军干部、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请她谈长征。

    我提出，最近江泽民同志向全党提出了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大任务，是不是可以从领导的角度来谈谈长征。

    听了提问，刘英同志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长征的胜利，关键在领导。在‘左’倾错误领导之下，我们就遭受挫折，就失败；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我们就主动，就胜利。这一点，我有深切的体会，经过长征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刘英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正确的领导是在同错误的领导对比中显示出来的，是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没有毛主席等批判‘左’倾军事路线，取代博古、李德，领导我们的党和红军，我们的党和红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同样，要不是毛主席等坚持北上方针，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而又适当的斗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就很难说有1935年10月的胜利，更谈不到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了。”

    我进一步希望刘英同志谈谈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征中的领导工作有些什么特点。这应该是长征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听了这个问题，刘英同志稍稍思索了一下，谦虚地说：“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一下说不周全，恐怕不容易说好。”在我再三请求下，她表示：“还是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谈吧。”

    刘英同志说———

    倾听下面的反映，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变化着的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一个特点。长征开始时，我常在宿营以后到中央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那里去反映情况。运输队带的辎重太多，秋雨绵绵，道路泥泞，新兵和民夫肩膀扛烂了，脚走烂了。当时到中央队毛、张、王那里反映情况的人不少。毛主席、张闻天等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吃饭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队送。那些地方报纸，大多是用土纸印的，质量很差。可是毛主席、张闻天等把它们当宝贝一样，看得很仔细。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看到什么地方在“剿匪”就高兴，说那个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见得那个地方还有红军活动啊。看报看出最可喜的事是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那是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了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镇哈达铺。先头部队送来一批天津《大公报》，他们几个看后高兴极了。从报上得知，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1万多枝枪。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从报上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党中央作出了把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至关重要的决定。

    作风民主，搞好团结，这也是一个特点。博古、李德搞“一言堂”，大家噤若寒蝉，不敢说不同意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张闻天1935年2月10日在扎西第一次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这个会就开得很民主。他传达完以后，让大家自由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那个会上发言批评了我们少共中央局的书记凯丰同志。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一开始也不是大家都理解、都信服的。不同意见，都反映到张闻天那里。有当面谈的(如王稼祥)，有写信的，有发电报的(如杨尚昆、刘少奇)，都是军队的负责人啊！张闻天同毛主席商量，决定开会讨论，统一认识。这就是渡过金沙江以后开的会理会议。我作为中央队秘书长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开展批评是严肃、尖锐的，但作风是民主的。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了团结，克服了离心倾向，毛主席军事领导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