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6日(农历六月十五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袁岳栋(又名袁栋材，其化名是小章、笑张、箫章)与省委常委、省委军委负责人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又名杜振庭、杜振清、杜励君)，以及省委的高岗、贾拓夫等人在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的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为掩护，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党的近期工作及王泰吉率部起义并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后的发展等问题时，突然发现他们开会的现场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于是就决定立即突围，结果只有高岗、贾拓夫二位同志成功突围并脱险，袁岳栋和杜衡却被敌人抓住了。因为当时袁岳栋和杜衡都是陕西省省委和军委的主要负责人，掌握着省委军委组织机构的状况和党的重要秘密，一旦他们也像程建文那样做叛徒，对党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尽量缩小损失，贾拓夫立即通知薛和昉，说明了突发情况并要求立刻转移。当时，薛和昉整理出所有重要的保密文件，交给了贾拓夫。并于贾拓夫走后，就立即将装有油印机和剩余的宣传品箱子急忙送到一位老乡家里保存，后由我党人员孙作宾带走。即刻又在斜对面的大车铺里，雇了一辆马车，迅速把任学琴和周凤鸣及日常生活用品搬到了新的市委机关驻地，西安市咸宁学巷11号。 当时，薛和昉任西安市委组织部部长，是与汪锋、贾拓夫等人的单线联系人。为了保护汪锋，薛和昉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在安排好新的市委机关驻地之后，又即刻赶到东大街的一家旅馆通知汪锋同志马上搬家转移，还通知他于当天天黑前去西安东木头市印花布胡同内的一个接头点与贾拓夫会面，研究当下的对策措施。由于事发突然，情况紧急而考虑不周，就近雇用了市委机关原驻地的西安市甜水井48号马路斜对面车铺里的马车而出了问题。此时的国民党特务正在叛徒袁岳栋和杜衡的带领下四处抓捕共产党人，他们已经包围了西安市委地下党原来机关住处甜水井48号院。 当他们扑空之后，就立即去西安警察局找了警察，在敌警局的插手下，很快便在附近居民中打探到，是马路斜对面大车铺里的车夫给薛和昉他们搬的家。于是，特务们胁迫该车夫带路，很快就找到了薛和昉他们新安排好的市委机关驻地咸宁学巷11号院（这些情况都是被敌人抓到的原驻地房东的儿子，在监狱里悄悄告诉薛和昉的)。

    之前，在薛和昉忙于通知汪锋搬家的时候，并不知道事态有了新变化，更不知道此时敌人已经在车夫的带领下，摸到了新的市委机关驻地。他们不仅抓住了刚刚安顿下来的任学琴和周凤鸣，而且，还将她们二人暂且留在院内，并留下了几个特务一同在此蹲守(事后才知道， 被敌人抓住的周凤鸣即刻就叛变了)。当薛和昉通知汪锋立即搬家之后，再次来到市委机关的新驻地给任学琴和周凤鸣二人送生活费并打算通知她们要“暂停一切活动”的时候，刚进门就发现有生人守候。他在院内碰见了任学琴， 还瞥见了程建文和周凤鸣正与另外一些人在上房里说话，他马上意识到那些生人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便不动声色地把在街上给周风鸣买的烧伤药给任学琴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身走出门外，并迅速朝大门右边的小道上跑去，可是，为时已晚。几个蹲守在院内的特务同时发现他并追了出来，特务们朝薛和昉跑的方向开了几枪，一直追到小柏树林的东拐角处时，才气乎乎的地拉住了薛和昉。

    在监狱里，国民党特务软硬兼施，企图从薛和昉口里套出其余党的领导人住址，薛和昉坚持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敌人不信，再三逼问，把他逼急了，他索性给敌人说个假的会面地址，与事先同汪锋、贾拓夫约定见面的地址大相径庭。故意把西安市莲湖公园门前说成是西安市东大街《世界日报》社门前。而且也故意把与汪锋、贾拓夫约定在上午会面的时间，说成是下午。巧妙地保护了汪锋和贾拓夫二位同志，保护了陕西省委当时党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