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和昉革命生涯

    解向军

    七八年前，我在兰州二儿子那里探亲时走访了韩城几位朋友，其中薛铁伦大哥让我带10本他自己写作并由中央文献社出版的《黄河边纪事》一书，送给韩城有关方面的九个人，我留下一本，并认真阅读了一遍，我从书中对著名的韩城革命先驱薛和昉前辈有了详细的了解，并对老人生前忠于党、忠于革命、任劳任怨之大无畏的革命情怀非常敬佩！薛和昉同志1927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医科学习，1929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参加了革命工作，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1932年就先后担任韩城县委代理书记、书记兼组织委员、韩城中心县委书记，在中心县委下辖几个县的区域组建了9个党支部，加韩城本地22个支部，基本形成了党在韩城地区比较大的组织覆盖面，在渭北轰轰烈烈的闹过一番革命运动，第二年就调省委工作，1936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九），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隶属红二十六军。薛和昉任政委，严文炳任支队长，王筠代表省委宣布成立决定。

    薛和昉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在革命队伍里的名气很大，历任陕西省委技术处、宣传处负责人，陕西省委巡视员，西安市委组织部部长，红军游击队政委，关中特区专属主任秘书，陕甘宁边区文书科科长，兼任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文字秘书，西北土改工作团团长、第十八集团军募补处主任、八路军驻陕西旬邑、淳化办事处主任兼工委书记，边区高等法院书记长，陕西省白水县解放后首任县长，中共中央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央文委（又名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等职。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薛和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任中医司司长，也是韩城革命前辈当时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最高的人，成为韩城人的骄傲和自豪。

    国庆节就要来临了，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也将胜利召开，我作为一名地方文史工作者，最近再次仔细阅读了薛铁伦先生的著作和有关薛和昉前辈的早期革命历史资料，倍感亲切，就将它编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将薛和昉的革命事迹介绍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关中和韩城的青年读者，让三秦人民永远记住这位英雄的光辉业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热爱共产党，为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一） 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致使中国革命不得不陷入低谷时期，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隐蔽和发展动员阶段。这时的青年薛和昉正在北京辅仁大学医科读书，在校期间接触到了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坚定的信心和希望，尤其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牢固地竖立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中。

    他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居住于北京市内的韩城会馆。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名叫薛子芳的老乡。薛子芳是一位我党的早期共产党员，利用闲暇之余，给薛和昉讲述革命道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薛子芳又为他介绍了一位韩城人，名叫高善欣，时间一长，还认识了一些在京的韩城早期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年仅二十岁的薛和昉，对旧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腐败堕落的政府机构以及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丑恶行径，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逐渐意识到，只有推翻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才能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幸福。

    1929年，薛和昉在北京向党内人士提出入党的请求，由于他父亲的突然去世，必须立刻离开北京回家，因为时间关系，共产党员薛子芳为他写了介绍信，让他回韩城后去找地下党员张子超，并讲明情况。薛和昉回到韩城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就立即与地方党员张子超取得了联系，又经张子超介绍，进一步同当地共产党组织负责人高进修接触，通过几次认真谈话后，正式接收他参加了革命工作。接着，他在高进修的介绍下，于1930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地方组织中的一位学历最高的新党员。

    当时的韩城县只有零星的几个党支部，经陕西省委批准，薛和昉、高进修、高德辉等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党支部，由薛和昉任书记。此时，陕西省委派本县人樊德音返回韩城，协助扩展当地共产党的组织。由此，韩城党组织开始在小学、完小教员、中学学生以及青年农民中发展共产党员。当时，樊德音的职业是一所小学的教员，这也是当时革命者以职业掩护身份的一种方式。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韩城县党组织在农村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薛和昉任农民夜校教员，在给青年农民们扫盲、上文化课的同时，还给当地农民讲述革命道理，发放革命传单，在各处的墙壁上书写张贴革命标语，并在青年农民中选择一些比较可靠的积极分子进行个别谈话，引导动员其中的先进人员参加革命工作。

    1930年7月，党组织决定由薛和昉和高德辉在韩城县再开办两所农民夜校。这样一来，全县就有了三所农民夜校，党组织利用夜校教学的机会，积极地发动农民与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作斗争。薛和昉亲自为夜校作对联，上联是“新青年请进来"，下联为“老腐败滚出去”，横批为“理应如此”。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在北京及各地求学的韩城学子陆续有人回到了家乡，其中就有冯光波、冯树立等人。后来，他们也参加了共产党，大家齐心协力地动员了更多的人来参加革命，使当地共产党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到1930年秋，全县已有二十多个党支部，二百多名共产党员。于是，按照省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韩城县委员会，薛和昉先后担任韩城县委的组织部部长和县委书记。

    （二）投身伟大的革命运动

    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兵运工作”的指示，陕西省委先后派出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打入陕甘宁地区的一些军阀部队， 采取兵运的方式，为我党在陕甘边地区建立更为强大的革命武装积蓄力量。

    1930年10月，刘志丹带队，巧袭甘肃合水太白镇，消灭了国民党的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的第二十四营，大大提升了队伍的士气，开始创建红军南梁游击队。同月，南梁游击队与杨仲远、阎红彦等率领的红军陕北游击支队在华池会师，随后，这支部队于1932年1月，在甘肃省正宁县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年二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三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塬村新庄子召开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唐贵荣任副主席，至此，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四月，习仲勋、许天洁、刘林甫等人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建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五月，刘志丹出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转战于富县、洛川、宜君等地，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同月，谢子长、焦维炽等人组织发动了靖远起义，建立了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七月，他们在靖远又发动了一次起义，建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八月，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意见，决定创建红二十六军。十二月，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政委、郑毅任参谋长，全团共有200余人，装备较正规；1933年3月，陕甘边区特委在陕西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同月，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负责领导照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1933年4月，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同一时期，陕西省委为了进一步开展东府地区的工作，于1932年，成立了韩城中心县委(兼管韩城、澄城、合阳、大荔、蒲城等地党的工作)，省委委派薛和昉任韩城中心县委书记，张鼎安任韩城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子超任韩城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刘定文任韩城中心县委工运委员。

    为了有效地筹集资金、开展工作，薛和昉将一件自己十分喜爱的红狐皮袍和家里存放的一个元代古瓷瓶交给党组织，由刘定文和薛效异拿到山西绛县的一个古董店当掉，作为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其中用一部分钱购置了油印机、油墨、腊纸、钢板、纸张和铁笔等带回韩城。对宣传、组织和动员当地群众踊跃参加革命、打击震慑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2年6月间，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了打击敌人，进入韩城香山寺，薛和昉以巡视员身份和范德音专程去红军游击队韩城香山寺驻地向刘志丹汇报韩城革命斗争的进展形势，已经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党组织共发展了31个支部，其中9个是韩城以外东府各县的党支部，发动农民与土豪劣绅做斗争，开展分粮运动，受到广大农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刘志丹听到汇报后很兴奋，他惊喜的认为韩城中心县委的工作成绩特别显著，鼓励他们继续发动群众，做好民众工作，努力争取扩大发展赤卫队武装。

    也就是在这次香山寺的会面中， 他结识了因“两当兵变”战斗中负伤之后刚刚在耀县杨柳坪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他们一见如故，亲如兄弟，谈得非常融洽。临别时，天已擦黑，习仲勋不放心他们二位的安全，一直把他们送到驻地外的安全地带。

    由于红军游击队在韩城几天的驻扎，对韩城赤卫队员和向往革命的青年以及进步群众的鼓舞很大，当时的国民党韩城县政府闻风丧胆，防范措施越来越紧，从而使得韩城当时的斗争形势立刻严酷、尖锐和复杂起来。当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民团立即反扑过来，追捕薛和昉、王筠、严文炳和高德辉等领导的赤卫队和共产党人，结果高德辉在11月10日不幸被捕，12月19日被反动政府残酷杀害。高德辉的死对韩城早期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在敌我之间的斗争越发激烈、越发残酷之时，白色恐怖的气氛也就显得越来越浓重，致使韩城党的组织一时之间很难在当地立足。因而，根据省委会议的慎重研究，决定将薛和昉和樊德音等同志调动到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工作，1933年2月他们离开韩城赴省委履职。根据省委当时工作的需要，薛和昉分别担任过省委交通处处长、技术处处长、发行部部长等职务，后又担任省委巡视员，主要是在渭南、鄂县一带工作，主抓当地地下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工作。

    （三）危难时保护党的干部

    1933年春，党在陕西省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 省委又调动薛和昉到西安市委任组织部部长，仍兼任省委技术处处长和省委巡视员等职务，同时也是贾拓夫、汪锋等同志在西安市接头的唯一联系人。

    为了既隐蔽又有效地开展党的工作，薛和昉用二十六块银元，在西安市租赁到一个独院，门牌是西安市甜水井48号，以此作为中共西安市委的机关之一。时常住在院内开展工作的人就是薛和昉、任学琴(又称任雪琴)、周凤鸣三个人。后来，薛和昉知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正式建立起来，红二十六军的士气高昂、声势浩荡，他见到刘志丹与习仲勋等同志互相交流，深受启发。薛和昉为革命工作也去过三原武字区等渭北根据地，亲身体验了根据地对敌斗争的轰轰烈烈之场面，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很想投入到根据地那种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战斗中去。为此，他曾经向省委提出想要调动到根据地去工作的申请，但是省委没有同意，因为薛和昉是一位难得的高材生，具备机关工作的能力和对党忠诚的意志。

    1933年春，禁用词语调集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陕甘边苏区，由其队伍中的一位骑兵团长(系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王泰吉任总指挥。在陕西耀县带团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七天后，义勇军进发三原，在鲁桥镇与敌孙友仁部激战，因寡不敌众，王泰吉率百余人突围到达照金革命根据地。在陈家坡会议后，成立了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由王秦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1933年11月，包家寨子会议又决定，撤消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1934年1月，王泰吉辞去师长职务，要求再次做兵运工作，计划劝说刘桂堂的万余土匪武装“山东人民军”举义抗日。师党委同意并决定由刘志丹接任师长。随后。王秦吉化装进人敌区，当他行至淳化县时，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八岁，对革命事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在当时那种“左”倾路线的不良影响下， 西安市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开会，公开收发传单，张贴标语，还在一些电线杆子上悬挂红旗。从表面上看起来，工作闹得沸沸扬扬、风风火火，而实际上所做的工作却并不扎实深入。正因为此类“左"倾冒进思想的的严重泛滥，党内的许多同志缺乏必要的警惕性，致使多年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陕西地下党组织被暴露了。这时，禁用词语驻守陕西的部队在西安市的大街小巷和各个城门楼上都加了双岗，戒备森严，甚至在新城的城墙上还架起了机关枪，开始对陕西地下党秘密进行搜捕。

    1933年的三 四月间， 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 (一说是组织部秘书)程建文(也称陈建中)被敌人逮捕了。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转移到南京，用了许多手段，终于把他给收买了。但是，当时的地下党组织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认为程建文在大革命时期曾被捕过一次，表现尚好，没有变节，这次也会经得住考验，因此对其没有丝毫的警惕性。直到程建文带着国民党的特务队到西安市四处抓捕地下党员时，组织上才知道程建文已叛变了革命。一时的疏忽大意，使得陕西的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