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在大学读书时，非常喜欢诗歌，每天除了功课之外就是读诗和写诗。当张志民的《西行剪影》出版后，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这些写旅行见闻的小诗写得清新、活泼、灵动，我非常喜欢，反复阅读，在每首诗的旁边，我都写了点评和读后感，这本诗集我一直珍藏着。

    但和张志民真正认识和交往，那是1985年，他到《诗刊》当主编的时候。1984年底，《诗刊》决定创办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由主编邹荻帆任院长，我任教务长具体负责刊授的全部工作。1984年底刊授报名十分火爆，有两万五千多学员，诗歌界和文学界都有着校大影响，经济效益也很好，而我也由此受到领导和大部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不曾想，刊授的开学典礼还未进行，邹荻帆同志突患心脏病住院，不能再继续工作。而两位副主编柯岩、邵燕祥也因种种原因没再管编辑部的事情，当时由作协批准，在主编邹荻帆领导下成立了由编辑部主任吴家瑾、杨金亭和我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1984年底，这时只有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维持工作。
    1986年邹荻帆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作家协会决定重新组建《诗刊》领导班子，当时决定由杨子敏（已从《诗刊》到作协书记处任书记）回《诗刊》任主编，并从北京市作协调张志民到《诗刊》任主编，由于有了双主编，而《诗刊》的主编、副主编设制是三人，这样就只能再从编辑部选一位副主编。由杨子敏代表作协到《诗刊》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全体工作人员无记名投票，杨子敏在会上说，这样做为了公正选拔人才，谁票最多就是谁，当时我因搞刊授，人气正旺，投票结果据说我是第一。但决定过程中，由于刘湛秋也很想当副主编，有一次他在楼道里和邹荻帆争执时，说严辰当主编时就给他许过愿，而邹荻帆不重用他，连个主任职务也没有，他十分不满，现在调整班子，他找到刘心武、王蒙，由王蒙向张志民推荐（他们都是从北京市到中国作协的，当时有人调侃中国作协是北京作协的分会），这样就最后形成了我和刘湛秋两个人选。原主编邹荻帆主张用我认为我务实、有管理能力，张志民则主张用刘湛秋，说他思想活跃，对联系青年诗人更合适。为此，杨子敏和张志民协商，由于张志民是诗人，杨子敏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再加上刘湛秋在《诗刊》之外找了许多人，而我对此表现淡漠，并不想力争这个职位，最后副主编人选倾向于刘湛秋。为此张志民怕我想不通，两次约上杨子敏，请我到他家（当时张志民住东四六条，我住东四头条文化部大院，相距不远）做我的思想工作。张志民是个质朴善良的老好人，对我并不太熟，他的谈话倾向性是明确的，但十分真诚和热情，他说，刘湛秋思想较活跃，对《诗刊》开展工作更合适些，另外，刘湛秋年岁比我大（他已50岁过了），这次不考虑就没有机会了，而我还年轻（当时我45岁）还有机会，下一届肯定是我。杨子敏也说，“我和老张都马上到年岁了，你再等三年吧，三年后换届，我们都退了，你就自然上了”，并表示他到年岁就退，决不会赖着不退的，我还清楚记得，他说“不会赖着不退”语气十分坚定，好像针对什么人“赖着不退”似的。对他们的好意，我都欣然接受，我说刘湛秋是诗人，在诗界也有一定影响，他比我更合适，他当副主编，我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的，请他们放心。

    后来宣布新的领导之前，张志民又和我商量，说《诗刊》机构准备调一下，设总编室，希望我出任总编室主任，统管编辑编务工作，每月由我统编好刊物稿件，由刘湛秋终审发稿就行了，他和杨子敏都不具体管编辑工作，充分放手让你们干。我考虑再三，由于刊授工作量大，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部门怕忙不过来，只好婉辞，后来也没再设总编室，仍然维持了原来的三个编辑室格局。但在宣布新班子会上，张志民特别强调，他和杨子敏都不具体管编务工作，统一由刘湛秋编稿发稿，刘湛秋不在的时候，由我暂时负责，这样我就成了当时《诗刊》名义上的“第四把手”了。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他们对我的一种心理安慰罢了。刘湛秋上任后，后来出访了一次美国，我还是践约，为他编了一期稿，后来就再没有过问《诗刊》的编辑工作。逐渐的，刘湛秋也就个人独揽《诗刊》，也不再和我商量。而我则管刊授工作和编刊授版《未名诗人》，也参加一些《诗刊》的独立项目，如编年选，二、三届中国作协诗集评奖等都是由我具体负责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