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树老师为我的第二本诗集写序时，我尚未认识他。杨光治老师多次向我夸赞他人品文品好。但我寄稿过去时还是怕他不理睬，他毕竟是个名人啊。然而，一个月不到，便收到他的序文，信短但热情，解释信迟复原因，有电话号码，欢迎我来京。

    鸿雁传书，礼尚往来。我不断地寄稿过去，他总是每信必复，既鼓励又中肯地批评。

    “你的几首诗，可读都在于立意，而在艺术表达上，除了目的性外，灵动性似还弱些，把新锐的东西表现得较为平实了。”

    “诗思还要广阔些更好，精巧的工艺品是美，宏伟的建筑设计也是美，二美同在，但功利的选择是在后者。这不是要你改变什么，而是要你理解美的相对存在性及其价值不同。”

    “潜心于自己的写作，广涉博取，但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色，否则太累，也难于成就自己。神经纤细会对周围事物敏感，酿成艺术的香醇，但过于纤弱则是会受伤的。”

    他的谆谆教导给我极大的鼓舞，使我相信他便是上帝派来做我老师的人。1998年9月，我等来了上京的机会。火车清晨5点到京，我打的到他家楼下时，天刚刚亮，不敢太早上去打扰，便把行李箱放在石凳上，在花园赏花。玫瑰开在清晨，更加娇艳美丽。我扶花闻香，独自享受浪漫。而当我转身，发现行李箱不见了。

    行李箱装有我去开会的资料，一般人得到是垃圾，但对我很重要。所以，初见老师．来不及打量他，我便开始哭诉遭遇。他马上陪我下楼寻找。转来转去，问了好几个人，又往附近的巷子里窜。东西当然找不回，但我渐渐地平静了。老师有让人宁静的魅力。他清瘦、清高，声音清亮，额上的皱纹像溪流。他亲切、谦逊、温和，使我觉得他像亲人，而不是什么名人。他买来早餐，让我先吃。我的鞋坏了，领我去补。啰嗦地介绍附近的旅馆，让我选择。夜晚我从他家出来，定要送我。我只顾说话不看路，常被他提醒前面有柱子，有积水，有石阶。

    可能因我尚存几分稚气，也可能出于对我的同情，不仅老师，连他的夫人李宝云阿姨也对我很好。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们宽容关爱，我便更无拘无束。我们很快便熟悉起来。我喊老师不带姓，好像我是他惟一的学生，他是我惟一的老师。同样地，姨也像是我一人的，若别人也简称她为“姨”，我会嫉妒。我喜欢这甜蜜的错觉。姨与我母亲同龄，性格也颇相似，有几分阳刚之气，而我与母亲不能沟通的能与她沟通，她能传达给我人生的经验，我对她更多一分敬意。在姨面前，我更容易忘记老师是名人。

    我第二次上京，买一把青菜便登门。而姨说：“你还是客气了，朱江回来(朱江：老师之子)，从不买东西，只说妈——，我想吃什么什么。”第三次，索性住在他家，霸占书房。我回到珠海仍常打电话“骚扰”。熟悉后，老师也不客气，常常责备我性格大大咧咧的，处世无经验，不敢交际，见识面窄，批评我过于情绪化，以及我的理想主义。而我总顶嘴辩白，一反击便滔滔不绝。最后，总是他以沉默的方式挂出免战牌，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待我冷静，哪怕暗地里承认他对，表面我也不认错。我有点“欺负”老师脾气太好。姨最爱看我与老师“吵架”，她好做公正的法官，时而替他说话，时而又庇护我。姨熟透了老师的思维方式，能对他的长篇大论做简单明了的概括。

    热情能干的姨是家长，好像太阳，把家里照得温暖光亮。可爱的小孙女像月亮，给家人以温柔的心情。在家中，老师没地位，但最幸福，不用操心，想写作就进书房去。他不懂逗小孙女，只会握住她的手说：“来，让爷爷亲亲。”厅中对着电视机的柔软的长沙发是姨的专座，她身体不好，躺在上面还是不太舒服，但是安慰。假若老师先坐在沙发上，姨一出来，他便马上让座。一起散步时，当姨增生的骨质又引起疼痛，他会停下来替她捶背。宽敞的书房是老师的，六七个书柜摆满整整齐齐的书籍，大部分是诗集，像一排排列队站岗的士兵，等候首长来检阅。而同样是编审的姨，常年在卧室里的写字台看稿，光线不足，靠近厅中电视机，常常是刚放下家务拿起书稿，未看几页，门铃或电话又响。据我观察，他们一点也不懂浪漫，但长期以来相濡以沫、共甘同苦、互敬互爱所建立的深厚感情，却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老师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那段时间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与姨结婚，他内向温和，稳重沉静，姨开朗豁达，果断干练，一个学中文，一个学戏剧，互补又同道，简直是天仙配。

    1971年，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分配工作，他去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研究西方哲学。这段经历把他的世界观修炼得更加笔直，他总是辨证地看问题，冷静又客观，为他后来长于对诗坛作全景式关照打下扎实的基础。1978年起，他在诗刊社搞理论编辑，二十多年来，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对新时期中国新诗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探索。他是“上园派”诗评家的代表之一，其他有阿红、吕进、杨光治、叶橹、袁忠岳等。他们主张稳健的开放，尊重诗歌创作的艺术事实和新诗自身的文体规律，对新诗文体规律的总结和新时期诗歌创作与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年，左右不讨好地结束了有关朦胧诗之争的持久战。老师还长期负责诗刊刊授工作，扶持了不少新人。翻开他的著作目录，便可见到诗坛上熟悉的名字：叶延滨、林希、李钢、傅天琳、李松涛、李自国，赵恺、韩作荣、胡鸿、华舒……好一片美丽的花。

    老师身在诗坛重要位置，研究诗歌的流派、著作和发展，对中国新诗创作进行年度概评，而我以为，他对诗歌普及工作所作的贡献更为可敬。《假如你想作个诗人》、《诗的基础理论与技巧》、《诗歌创作技巧百例》等著作都是为广大诗歌爱好者和诗的初学者而编著的，前者曾是80年代重庆出版社的畅销书之一。

    “我由于工作关系，接触不少年轻的爱好诗歌的朋友。他们爱读诗，也喜欢写诗，但其中许多人对诗的了解和对诗歌创作的知识并不多。因而往往处于一种盲目状态，他们读诗一般只凭直感，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很简单：“好”或“不好”，或者说对某首诗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而对诗歌作品本身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自己写的诗，自我感觉都很良好，而给别人看却又不能得到认可，他们投寄稿件到编辑部又难于发表，甚至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于是他们苦恼，或者怨天尤人，或者怀疑自己是否是这块料子。因而对诗失去信心，甚至逐渐失去了对诗的兴趣，这不能不说是诗的损失。” (《诗歌创作技巧百例》后记)

    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老师满怀振兴诗坛的愿望，以及对广大诗歌爱好者的热爱。

    “说老实话，作为编辑，天天读作者的来稿来信，眼睛都起茧子了，一般也难于动情，而经常又要接待来访，送往迎来，也变得无动于衷，遇与未遇也不大当回事。”(摘自《给天才以生长的泥土》一文)

    编辑工作，确实辛苦忙碌，十分繁琐，然而老师责任感很强，又善解人意，处处替作者着想，总是轻易被作者的真诚所感动，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人家从那么远来，能不……”这已成为他日常的口头禅。

    老师平易近人，对工作兢兢业业，向来是有口皆碑的。1992年，他患胃癌，手术割去胃的五分之四。那时，他以为生命接近终点，在病床上还替作者写序，不想人生留下遗憾。那时，熟悉或不熟悉的诗友，从刊物得知他患病的消息，从全国各地寄来慰问信或钱物，像雪片一样多，惹得他一次次热泪盈眶。一个失业的湖南女工，也寄来20元钱……后来他回赠了一批书籍。

    他是胡鸿的诗歌老师，曾替她的一本诗集写赏析，评介“她的诗把忧伤写得这样美丽，又把美丽写得如此优伤。”胡鸿在世纪末给一位肝癌患者献上一份爱心，对方用垂死的生命拯救了她的诗心，胡鸿热泪再次涌起。我流着热泪阅读有关文字，以为这是诗的力量，更是爱的火炬的传递!

    老师的著作，没有咄咄逼人的气焰，不像某些名家的文章卖弄多于传授。他只是纯粹地传授知识，给人豁然开朗的清澈感。翻开他的著作，我便为他文笔的亲切所感动，为他的理性之光所迷醉。他出版的书早已销完，有两三部书稿因如今出版业与经济挂钩而暂时“难产”，我很为今天一些诗歌朋友没机缘读到他的著作而可惜。我想拥有他的全部著作，而他的样书不多，不能每本送我，有些我只能借读。我摘录他的诗论精华，打印成册，寄赠一些诗友。给诗友的复信中也常引用老师的话，“寻找自我与现实的交叉点”，“应坚持自我，不能盲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头，哪怕这个山头很小，”“切忌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艺术上一个作品重复了，就是废品。”“一首诗的好坏主要看思想与艺术的统一，题材对诗来说并不是重要的，而重要的是如何去表现……”老师知道后很感动，把我借还的样书奖给我。我记得那时我气得流泪，直蹬脚，因为昨晚为抄完那本书我三更未睡。老师有点不知所措地说：“你看，这个高立宪，赠书给她还不高兴!”

    老师以诗评家成名。其实他也写过现代诗和古体诗，中学时就发表过诗作，一首诗能赚两元钱稿费。我看过他大学时的照片，那时的他看起来很纯洁。俊秀文静，目光温顺，头发乌黑浓密，很有文人气质。但有几分清苦的童年带来的忧郁。我相信，老师的清高、善良、温和将贯穿他的一生。他患胃癌时曾经头发全部秃光，康复后又奇迹般长出满头黑发。我对姨说，若我开始习诗时就认识老师，可能我早就成名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假若能早日相识，在老师与疾病作斗争，在姨忧心如焚地奔波之时，或许我能分担一份痛苦，至少也会成为那些关心他的诗友们中的一员。而我认识老师时，他那自然美丽的卷发已经花白；每次相见，他最大的变化是头发又少了。这令我在背后伤感。与老师相聚的日子，点点滴滴都烙印在我的心中，我温暖地思念他们，同时也思念姨所述说的那人，在9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借着烛光，他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至三更……他领回一群学生，挤满屋角和床铺，包饺子，嘻嘻哈哈……

    老师生活俭朴，穿衣不太讲究，如今仍保持每天喝粥的习惯。长期以来，他埋头工作便废寝忘食，无论多迟下班也要赶公交车回家自己煮食，他从不自上馆子，经常下午两三点才吃中餐，他从未丢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这源于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做过苦力，捱过贫困，而且经历过亲人尽失的悲痛。惟一的哥哥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一去不回。家在河畔，父亲以拉纤为生，屋无一间，地无一垄，住的是茅房。他小小年纪便去帮拉小纤。如果不是解放，共产党动员贫农孩子上学校，他不可能成为今天著名的诗评家，而是极有可能是另一名纤夫。当时，因课本缺乏，没有一二年级的课本，他便从三年级读起。双亲四五十岁才生他的，在他读高中时，他们已年老体弱，无法多挣口粮，更是常常挨饿。1960年，父亲病饿而死。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时，母亲正患重病在床。母亲是他惟一活着的亲人，她在病中他怎能离开?他想放弃上京求学的机会，在家陪伴和照顾母亲，而母亲非要他去不可。一个搪瓷茶缸盛着的半碗饭，便是他从四川到北京两日两夜的全部粮食；他所带的包裹，仅一条没有外罩的旧棉絮。进了大学，学校发助学金、粮票，常年挨饿的他俨然是进入了天堂，十分感激党的恩情。可是不久，传来母亲挨饿病死的消息……我看过老师去年回乡的照片，其中好几张是他站在父母的坟墓前照的。芳草萋萋，绵绵情怀，只化一声呜咽。在失去最后一个亲人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共产党就是他的亲人，姨就是他的亲人，广大爱好诗歌的朋友都是他的亲人，他的心始终满怀感激。

    据我了解，老师有大爱，做父亲却不太称职。1969年，姨去湖北“五七”干校，一去两年，她走时朱峰才一岁，托人照看，老师一有空闲便亲自照顾。父子两人单独相处所建立的感情想来是很美妙的，只是那时朱峰太小，尚未有记忆，而老师向来感情不外露，自然也不会提起。我们就权当那时的老师是位好父亲吧，只是姨回京后，他便很少理会孩子，家事全交给姨，一心扑在事业上。由于长期缺乏感情交流，父子间几乎无话可说。他时而也训斥孩子，但宛若几声干咳，毫无作用。姨说，假若他对自己的孩子也像对待学生一样，也不至于如此。侥幸两个儿子有位好母亲，自己也算争气。或许，越严肃的父亲越有可能成为儿子的偶像。朱江10岁左右也曾迷恋过写诗，得到母亲的赞扬，便把几首诗稿投《北京晚报》，每天一放学就翻报纸，盼着找到自己的名字。老师出差回来，姨把此事说了，老师只是淡淡地说“过段时间他就会冷下来。”姨提起往事时哈哈大笑，她说那时她以为他们家要出一个大诗人呢。而我却有点不敢面对朱江。因为正是许许多多热爱诗歌的“我”，夺走了他该享受的父爱。

    经济大潮对诗坛的冲击，也曾使他一度无奈、困惑。由于他寻找诗的出路时始终离不开对现实的思考，所以他最终能拨开云雾见月明。他明白，“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缪斯女神已从神坛上走下来，自谋生路；诗要面对时代现实，关注现实生存状态。许多流派由于提不出自己的文本，所以消失了。我主张‘情到真境诗自真’。”(摘自唐德亮文《五月诗城》朱先树语)他主张多元发展，在艺术上采取宽容的态度，给予探索性的作品以一席之地，不过认为仍应当有主潮。他始终认为，每一个诗人都应当努力寻找自我与现实生活的交叉点，从这里出发去进行创作，无论用何种表现方法，客观描写或自我表现都会写出好作品来。

    一个人才华卓越并不意味着能获得别人的敬重。才华通常招来嫉妒、羡慕或佩服，而高尚的人哪怕是小人物也令人尊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格堕落的现象如此普遍，高尚的存在本身就是给追求真善美者最大的鼓励和安慰。我敬爱我的老师。不单只为了学诗，更想学习他如何做人。老师是名人，而在他工作的文联大楼，以及他所住的作协宿舍楼，名家多如繁星，名人在名人堆里很平凡。因为老师从不张扬，不露锋芒，多一分冷静和宽容，使他更显得平凡。他在60岁生日之际，我拙写了《秋天的献词》献给他，他在回信中写道：“赞颂的词句，美丽动人。但人生乃‘耳顺’之年，应当清醒，有自知之明乃为高境界也!”我知道，任何想讨好老师的行为都是白费心机，不过老师也知道，我有真诚抒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