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电视剧，赵文卓主演的《铁血红安》在第12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亮点：独力师新来的副政委翟业兵前来主持党内运动，亮点在于翟业兵佩戴的与普通红军战士不同的领章，为绿底红边极其身后从方面军带来的警卫人员皆佩戴绿底红边领章，同时胸口配有“KBU”胸章。毕竟我几乎没有在同样反应红军题材的其他影片中看到这一细节的体现，相信大家回想一下红军时期的影片就会想到，清一色的红领章……

    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中曾存在过一支佩戴绿底红边领章、胸佩“KBU”三个俄文字母胸章的特别部队。它就是红军队伍中肩负锄奸保卫工作的“内卫”——1932年红军队伍中成立的“绿领章部队”是我军历史上权利最大的部队。

    从1930年10月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便集中武装力量、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来进攻苏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苏区内外的豪绅地主也互相勾结，开展各种破坏活动。鉴于此，1931年11月27日，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决定在共和国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中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新组织，以铲除特务、搜集情报、肃清匪患、保卫首长等特殊工作为己任。

    稍后，为了粉碎敌特渗入红军内部，破坏红军团结的图谋，1932年，党中央又决定在红军中建立直接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卫局和特派员。红军中“绿领章部队”由此建立。

    红军中各军团保卫局成立之初，尚属秘密组织，对外并不公开，工作人员也很少，由负责人亲自选定。直到1933年，它才正式开始办公。由于缺乏经验和教条主义影响，红军各军团保卫局组织形式上基本照搬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那一套。

    为了跟红军中的普通战士有所区别，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还采用了特殊的符号和标志。他们不仅戴绿底红边的领章，而且胸前还戴一枚用锡铁皮做的长30毫米，宽10毫米，刻有“KBU”三个俄文字母的胸章。“绿领章部队”的称号即由此开始。

    “绿领章部队”一成立，就把培训和配备部队各级首长的警卫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次，在中央苏区的一场战役中，红军大部队被国民党军冲散，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被敌人发现，数百敌军在一条小道里对其紧追不舍。距离在一点一点地缩小，当追到路旁的一个亭子时，双方已经离得很近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龙飞虎、黄赤波等“绿领章部队”战士从侧面飞身赶来，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由两个人并排紧挟着彭德怀往前跑。很快又来了几位“绿领章部队”的干部，在其拼死护卫下，彭德怀才最终安全脱险。

    “绿领章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全部是共产党员，每个人入选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不仅要详细审阅个人历史档案，而且要当面审查考核，从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到参加革命动机，每个关键时刻的表现乃至每次具体战斗中的情况等等，都要查个一清二楚。

    “绿领章部队”同样肩负着神圣而艰巨的使命，长期的锄奸保卫工作，还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大批保卫工作的优秀人才，孕育出了一大批新中国的公安系统领导。如早年曾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担任了共和国的首任公安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务队长到中央警备团团长，从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从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到北京军区副政委，被人们称为“红色警卫将军”吴烈。早年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的李克农，后来成为我军历史上首次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为镇压反革命，维护苏维埃国家安全，保障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绿领章部队”成立后，在对外敌的斗争中曾立下了汗马功劳，“绿领章部队”中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或由于“左”的思想的支配，或为自己高度膨胀的领袖欲望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所驱使，相应地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红军内部的“肃反”上，在内部的“肃反”中也产生了严重的错误。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红军干部，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