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争议的通道会议会址，侗族乡亲们认定应是自己的家乡

    我们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离开广西境而再入湖南，去通道县牙屯堡外寨村。

    行驶路线：我们从传素乡梨子界出发，沿不知名的在建乡道向西去马龙乡上[G209]国道，到达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城后，再到牙屯堡外寨村。参考路线如下（地点之间的数字是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传素乡梨子界[乡道]向西11km→见路口右转上[G209]4km→岔路口靠左行（往通道方向）5km→通道县城（继续走[G209]）15km→岔路口左转（往牙屯堡、外寨村）16km→牙屯堡6km→外寨村

    通常，很少有人关注牙屯堡、外寨村，哪怕是说到长征途中著名的通道会议（“通道转兵”），也难以将这个村与通道会议联系在一起。而我们就去那里把记忆推到通道会议。

    我们从传素乡梨子界出发，先到通道县，再到牙屯堡、外寨村。当我们驶离传素乡梨子界大约10公里，看见公路（[G209]国道）在望时，心情和红军当年一样一样的——终于钻出大山了！路终于好走了！

    “通道会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

    为什么关注“通道会议”？因为“通道转兵”——中央红军改变了行进方向，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避开了敌人的包围圈，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是临时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也有称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军委扩大会议的），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在正式史籍中也几乎没有记述，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故“洋顾问”李德后来在他写的《中国纪事》中称之为“飞行集会”。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央领导人才公开说到这个会议。1971年7月7日，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馆展陈列时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恩来同志讲，是开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这才在后来的党史文章书籍中出现了“通道会议”。

    即使同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权威性著作《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中的说法也有些微差别：

    《毛泽东传》：（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台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因此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毛泽东年谱》：（1934年）12月12日　（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秦邦宪（博古）和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关于通道会议召开的时间，有说是1934年12月11日的，有说是12月12日的。通道县党史办姚奉彪主任的考证比较细致，他赞同12日说。他分析了中央领导人的行军路线和行程情况，举出三点理由：第一，11日随中央第一纵队的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在通道的下乡乡流源村宿营，随中央第二纵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11日在通道的马龙乡辰口村宿营。两队宿营地相距三四十里路，中央领导人不可能当天聚集开会的；第二，12日，两个纵队都到芙蓉一带会合宿营，此后连续两天共同行进，一起宿营，具有开会的条件；第三，中革军委于12日晚七时半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而此前确定的是北上湘西靖州的路线，而且部队在13日确实未北上，而是向西北进相黔边界的播阳，直指贵州方向。这说明中央红军自通道开始“转兵”了。如果不是12日开会作出决定，13日是不可能“转兵”的。

    关于通道会议开会的地点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认为通道会议是“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的；电影《通道转兵》的编剧也支持此说，他认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罗迈）回忆，是在一个城郊“像教堂，像学校”的地方召开的，应该就是恭城书院。否定这一说的理由很充分，就是当年只有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九军团经过县溪镇，而其他部队没有进县溪镇，因此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可能在县溪镇开会。那为什么现今把通道会议会址定在了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呢？通道县党史办姚奉彪主任特别说明，1994年时还没有调查清楚会议会址，但要举办纪念活动了，总得确定一个地方吧？恭城书院是县里的清代建筑，很有气势，是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的最大书院之一，而且整体保存还好，于是就将它定为会址了。

    二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说，通道会议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通道县党史办姚奉彪主任认为是可能的，他认为，既然中央两个纵队于12日会合宿营的地点在芙蓉一带，那么，领导人开会就应当在这里。芙蓉一带是当时通道中部有名的侗寨群落，共有8个大寨，400多户人家。两个纵队会合后，中央机关和作战司令部在此宿营可以容纳，领导人在此开会比较便利。姚奉彪主任还说：当时芙蓉寨东南边山腰上有座寺庙，叫木林庵，单独建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之中，与山下寨子遥相对望。木林庵四周有围墙，庵里有正殿、东西厢房，还有天井，一条石板路从庵门延伸下来直到寨边小溪，与李德讲的“独立房子”能够吻合。如今，作为“独立房子”的木林庵早已毁了，但那个山还在。

    三是在王树增所著《长征》中有这样描述的：“参加讨论的人挤在了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她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和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这一刻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成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所说，会议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对这一说法持最肯定态度的是通道县牙屯堡镇外寨村的乡亲们了，他们写出了许多材料，以村委员会的名义打印，还盖上公章。外寨村的材料根据伍修权（时任李德的翻译）的回忆录，首先否定了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说；又以属地的行政管辖之变迁，指出：在1934年，芙蓉寨属绥宁县，不归通道，若在芙蓉召开，就应称绥宁会议转兵，但从无此说。因此，也否定了姚奉彪的芙蓉寨木林庵会址说，而根据邓颖超回忆的“通道转兵是在农村某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等回忆，再根据当地老人杨再隆生前讲的情况，说在1934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初五）这一天，外寨村的村民确实有结婚办喜酒之事，认为印证了邓颖超、王树增等的回忆，因而提出通道会议是在牙屯堡外寨村召开的。《中国民族报》的记者经过调查，整版报道《通道转兵的决策地》，支持这一说。

    通道会议的背景：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开始进入湘西。

    此时，红军的情报机关“红星二科”（即中革军委二局）相继截获并破译的敌军电文表明，敌已判明红军主力位置和往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动向，并在北上湘西途中张网以待。《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中写道，蒋介石下令在湘西洪江、藏江和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置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张闻天了解到战局的这个重要变化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毛泽东获知后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

    而在这样的情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他们在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李德不仅要机械地向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他甚至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于是，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经设置了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2日淩晨，中革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军情紧急！

    12日晚，召开了通道会议。

    湘江战役之后，“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精神不振，情绪波动大，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已落到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三人团”的博古、周恩来、李德，邀请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参加。长征以来，重大决策仅限于“三人团”决定，而这次会议，不处于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加，非同寻常。

    〔有史料载，博古面临湘江战役惨败、军内发出的对他和李德的一片怨恨声，十分惊慌和苦恼。他曾经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朝着自己的脑门上左右比划着。有一次，恰巧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到，他立即上前劝阻道：“你冷静一些，别开玩笑，这不是闹着玩的，谨防走火！”〕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红军重大军事行动久已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终于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西进贵州即“通道转兵”主张，力主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但由于博古、李德仍然固守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既定指令，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得到通过。有说，会议决定到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是否去湘西的问题。

    关于通道会议的情况，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后来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描述：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后发问：“蒋介石早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为什么一定要去钻这个口袋呢？湘江之战的教训还不够吗？如果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损失殆尽，你负得起责任吗？”

    “你们中国革命的责任难道要我一个德国人承担吗？”李德大怒，拂袖而去。

    毛泽东的意见，除博古没有表态外，得到了其他与会人员的赞同。

    ——当时会议上并没有发生过于激烈的争吵。李德因身体原因，陈述完意见后就提前退场了。博古、李德在连战连败的军事压力下，只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保留意见称，进入贵州后仍应引军北上。

    ——为了打破僵局，实际上已经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协调工作的周恩来，作出一个让李德、博古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即改变由通道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西进绕道贵州黎平、锦屏等地，再寻机北上湘西。尽管这个折中方案并没有改变共产国际先前同意的、红军到湘西会合的计划，只是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已然引起李德的强烈不满。但此时的博古也承认，从贵州出发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毛泽东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我认为，这比较像是毛泽东的语言）

    通道会议最可能的的实际情况是：与会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过程中就已被毛泽东说服，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开会之前三人已有沟通；周恩来通过湘江战役血的教训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做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博古，从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到不再反对多数人的意见；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最后，会议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形成了“转兵”贵州的决定，并由朱德发布“万万火急”的命令。

    无论会议情况如何，会后当晚19时30分，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电报，并特地标明“万万火急”。即，通道转兵了！红军西入贵州，改变了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李德在会后仍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仍按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经争论，中革军委于14日又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英国记者菲利普•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序中写道：“这次会议称为讨论未来战略的会议……而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毛，通道镇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

    现在回顾“通道会议”，其历史意义有几个层面：一是毛泽东的意见可以进入领导层了，毛泽东可以参与战略决策了（或者说，毛泽东重回中央）；二是中央红军终于抛开共产国际的既定指令，开始自己做主了（或者说，不再把自己的脑袋别在外国人的裤腰带上了）：三是“转兵”，不去湘西而去贵州（或者说，避实就虚）；四是有了通道会议，才可能有以后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地博古交权等一系列重大长征历史事件发生。

    我装照相机的SD卡时不认真，结果没有收获照片，这里全靠队友小王的拍照了。

    牙屯堡外寨村就是通道会议会址争议的第三种说法所在地。我们一露面、一问路，很快北京来人走长征路的消息传开，聚集来几十号人，很快把我们领到村中的“通道转兵会议会址”。

    村里的前后三任支书、两任村委会主任都来了。乡亲们把我们不是当作客人，而是当作亲人，没有一点生分。

    乡亲们七嘴八舌地为我们讲解的。挂“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牌子的是外寨村的一群老房子中的外寨正门（像一个过道），左、右两侧各一座凉亭，红军当年从此进入村子，又从这里离开村子。至今，外寨村的男女老少每年12月12日都要于此举行“转兵日”纪念活动。

    两座凉亭上集聚了不少乡亲。一位老乡说，红军来的时候，寨子里的吴文宗（音）看到红军这么和气，还把街上打扫的干干净净，就送给红军一头猪，红军要给钱，吴文宗不收。结果，一天凌晨红军走后，在凉亭上挂着一个猪头，猪嘴里塞着一包铜钱，大家都看到了。

    乡亲们让我们看一个四方的老石碑。这个岁月侵蚀、斑驳陆离的石碑上，碑文中“通道縣”三字却是清晰的，以此证明这里古为通道县。

    乡亲们又让我们看几块有些破旧的石碑，证明多年前（即外寨村还没有为“通道会议”正名前），碑记就写明了当年红军过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