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回想1976年初，当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和伯钊被监护在山西临汾。在悲痛欲绝中，我们当即致电邓大姐表示吊唁，同时向中央请求到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但这样的要求却遭到拒绝。怀着满腔悲愤，我曾陆续记下一件件恩来同志的往事，以排解心中的悲痛。

    我同恩来同志相识于1928年夏天。当时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那里筹备和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那年他刚刚30岁，英俊潇洒，干练老成，令人亲近和佩服。

    1933年初，我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接受红军总政委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同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朝夕相处。在浴血奋战的反“围剿”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我和恩来同志都保持着密切交往，从他那里受到许多教益。

    解放战争时期，恩来同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我相继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等职。从延安到西柏坡，我一直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开会，研究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共和国总理。我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期间，亲眼目睹了恩来同志日理万机、辛勤操劳的工作情况。

    如果从1928年与恩来同志初次相识算起，至今已有70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他给我的教益，是说不尽的；我对他的经历、思想、工作和为人的多方面的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

    如今我已年逾九旬，有责任把我对恩来同志在党内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了解写出来，以缅怀先人，告诉来者。

    一

    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21年，他在法国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创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他出色地领导过国民革命军的军政工作、广东东江地区的政权工作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党内出名的实干家。国共合作破裂后，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第一支人民军队。从1927年5月起，他就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担任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根本没有能力在中央起领导作用，恩来同志实际上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在白区工作中，他发展组织，开拓局面，机智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件，挽救了党的中央机关和大批工作人员。遵义会议，他排除干扰，旗帜鲜明，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长征途中，他有理有节、针锋相对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作斗争。西安事变，他运筹帷幄，顺应民心，团结张学良和杨虎城，赢得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重庆谈判，他协助主席，纵横捭阖，挫败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解放战争，他精心谋划，周密部署，协助毛泽东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完成战役行动，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开国伊始，他知人善任，团结各方面人士，悉心组阁，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开创建国初期的稳定局面。三年困难时期，他殚精竭虑，顾全大局，提出并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从严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十年“文革”，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