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诗人；还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论在他求学时期，还是革命年代新中国成之后，还是“十年文革”特殊时期，他一生对教师职业念念不忘和孜孜向往，一直以”教员”为傲，他浓郁的教师情结、师生情谊和教育情怀成为千古佳话。

    贺老师引领他走出韶山冲

    毛泽东出生在“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的韶山冲。这里虽然是个群山簇拥、风景美丽的地方，但也是个偏僻闭塞的地方。从小就胸怀大的他，是如何走出去的，近些年来，不少史学家和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同志发现，毛泽东1910年走出韶山，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是他后来投身革命洪流，成为一代伟人的一个重要台阶。而引领他进入这个台阶的是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历史教员，也是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堂时的国学教员和班主任贺南纲。

    贺南纲(1860-1944)名昌都，派名远翊，别号“湘西隐仙”，湘乡县湘西乡人。清光绪年间是邑痒生。青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寒，曾游居湘乡县风音乡石塘冲、正塘冲一带；中年时代曾游学江苏、渐江等地，著诗文集《筠园诗草》，他终生从教，后定居黄柑园(今乐昌村)，故晚年自称“黄园老人”。他一生好读书、喜诗文、善从教，毛泽东，易礼容，陈赓，谭政，萧三等均系他的门生。他信奉教育救国，大力提倡办新学，主张“开启民智”，以培育救国救民人才为己任。虽然那时他办的还是私塾，但他办的私塾在教育上，是经学与新学相结合。贺南纲虽然以前没有和毛泽东打过交道，但他听毛福轩说过少年毛泽东不少轶事，就觉得毛泽东这个还没见过面的“门生”与自己很投缘，感觉到培养造就毛泽东这个出其拔萃的人才，自己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贺南纲与毛泽东经过几句交谈就发现毛泽东天资聪颖，抱有救国救民之志，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学生。他对经常获得全班作文第一名、文史成绩俱佳的毛泽东赞叹不已，时常在课余时间找毛泽东谈话、交流、辅导，并在课堂上开讲了毛泽东非常喜爱的梁启超著作集——《饮冰室文集》(梁启超别名饮冰室主人、饮冰子）。这部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贺南纲对毛泽东学习历史的兴趣甚为赞赏。当他得知东茅塘塾师毛麓钟为毛泽东点注过《了凡纲鉴》时，特地买了一部丝绸布面装订的《了凡纲鉴》送给他。《了凡纲鉴》全名为《历史大方资治纲鉴补》，共39卷。由明代袁黄(字坤仪、号子凡)所撰，是根据朱熹的《通鉴纲目》事例编写的通史。这使喜欢读书但无钱买书的毛泽东甚为感动，读起来常常爱不释手，废寝忘食。

    在贺南纲的指导和影响下，毛泽东经常到学校藏书楼借阅中国历史文献，了解熟知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治国安邦的帝王人物。同时还指导毛泽东阅读了晚清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冯桂芬所著的《校邠庐抗议》。该书初版于1861年，再版于1885年，共收政论47篇。冯桂芬针对清咸丰半朝以后的社会变动，以及当时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况，向当权者提出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方案，对清政府、洋务派、维新派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印发该书，命群臣阅读。

    对毛泽东吸引力量大的还是学堂里那座藏书楼。这座藏书楼收藏了成千上万册图书，除了以往东山书院留下的古籍图书外，还添置了不少新书，毛泽东一有时间就去阅读，使他眼界大开，学识猛增。他喜欢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从内容到文体都感到格外新鲜。

    贺南纲对毛泽东不仅关注他的学习，而且其他方面也格外关注。少年毛泽东十分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早起床，从学校跑步到东台山，又从东台山跑步回学校，来回五六里路，都准时赶上学校的晨操，天天如此，从不间断。有一天，贺南纲值周教晨炼，学生报数时，发现毛泽东不在操场，心里觉得奇怪，往日毛泽东总是严格遵守纪律，今天是怎么回事呢?贺南纲问学生们，学生们都不知道。晨操快教完的时候，毛泽东回来了。他一身泥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恭恭敬敬地站在操场外圈，等候老师问话。贺南纲走近毛泽东，问：“哪里去了?”“跑步去了。”贺南纲关切地把毛泽东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又说：“早晨寒气袭人，快去换衣服!”“不，我还没做晨操呢。”毛泽东说。贺南纲拗不过毛泽东，只好专门为他教场晨操。

    当贺南纲刚刚敲响第二节上课铃，忽然从外面急匆匆跑进来一位中年农民。这位农民一见贺南纲就问：“请问先生，你们学校那个天天跑步的学生叫什么名字?”“晤，您是来告状的吗?请进屋里坐。”贺南纲边拉着来人往自己寝室里走边问。那位农民连忙说：“哪里话，我是感谢他来的。”

    原来东台山下有口山塘穿了涵洞，严重威胁下面的草籽(绿肥)田。山浸水冷得刺骨，塘很深，淹死过人，看见的人都不敢下塘去堵塞，只有站在岸上干着急。这时，正好碰上跑步的毛泽东经过这里，二话没说，搬起一块圆滚滚的石头下塘，好一阵才将涵洞堵好，他爬上塘基，仔细看了看涵洞出口，见涵洞不漏水了，才跑回学校。

    “他叫毛泽东。”贺南纲高兴在告诉来人。

    那位农民说完事情的经过，拉着贺南纲的手，感激地说：“若不是搭帮他，十多亩草籽田没有救啦!”

    贺南纲通过这件小事看出了少年毛泽东的高尚品质和博大胸怀，心里情不自禁赞叹：“润芝，难得的好学生啊!”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半年之后，贺南纲和堂长李元甫都认为他是“可造之材”，决定送他到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这时，贺南纲也收到了该校的教师聘书，所以，师徒就在1911年春一同步入了地处长沙新安巷的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大门。由此，毛泽东开始了新的更广阔，更丰富的中学生活。

    对此，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1955年5 月17日，他在北京与谭咏春的儿子谭世瑛交谈时，曾心存感激地提到贺老师(这时贺南纲已病逝11年)。充满深情地说:“李元甫先生，贺南纲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小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恩师、岳父、知心朋友”

    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里，毛泽东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谈到杨昌济：“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自己对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教育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如今，豆腐池胡同还保持以前的模样，杨昌济旧宅院门西侧墙上镶嵌的石匾上写着“毛主席故居”字样。前院一颗枣树，据说是杨昌济亲手种的，每年都要结很多枣。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人，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道德高尚、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被人誉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1913年春至1918年夏，.他先后任湖南第四师范、湖南第一师范修身课、伦理学、心理学教员，并一直以“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自勉，他在哲学、伦理学、教育、治学态度和个人修养，均对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青年毛泽东具有深刻影响，他的理想追求、品德善成，哲学兴趣，读书之博、之勤、之恒，以及读书过程中圈占批注、食必求成的习惯均得杨昌济之真传，有些影响贯穿其终生。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相识和交往，始于1913年春。当时，杨昌济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应聘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修身课教员，毛泽东也刚考入该校预科，由杨昌济亲授修身；伦理学，哲学课程。他是一个律已极严的人，将教书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被誉为“师范第一孔夫子”，他备课十分认真，常常伏案至深夜，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富有哲理，深含教益，每堂课都能深深打动学生那渴望求知的心灵，对毛泽东影响甚巨，正如周谷城所言:“毛主席学问渊博，中西哲学无所不窥，是与杨先生早年的影响分不开的。

    杨昌济是位游学四国的杰出教育家，很注意自己的哲学参悟和人格修为，善于将进步的西方哲学理论和中国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并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和温良恭俭让的人生态度有机结合起来。他贯通中外的哲学思想及其“学问以哲学为终极”的观点，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深远，培养了毛泽东学习哲学、研究哲学的浓厚兴趣，斯诺到延安去采访后记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他的读书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杨昌济对毛泽东最深影响和最大贡献，是作为“精神导师”促成了革命摇蓝——新民学会的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我国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之一，也是毛泽东学生时代开展的重要社会活动，也为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成立做了干部上、思想上的准备，被誉为“建党先声”。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对对斯诺所说:“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两次到北京，分别是1918年和1920年，这两次都与杨昌济和北大发生密切关系。这时杨昌济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携家眷自湖南迁至北京，住进豆腐池胡同一个不大的四合院。毛泽东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进京就任在杨昌济家里，后来由于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系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在景山东街租了3间房子，从杨老师家搬了过去，埃德加·斯诺曾经采访过毛泽东关于青年时期在北京的生活，他在《西行漫记》里记录下毛泽东的叙述：“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习法文。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在《西行漫记》的另一段回忆中，毛泽东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然而，年轻英俊的毛泽东尽管在湖南已小有名气，并且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但初来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他还只是一个来自外地的默默无闻的普通青年。毛泽东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利用在北大旁听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对当时在新闻学会讲课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十分敬佩，曾经多次上门求教。可以说，在北大学习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得以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这对于奠定他的思想基础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杨昌济把青年毛泽东举荐到北京大学，使得他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然而，杨昌济不仅是毛泽东的恩师，他后来还成为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比毛泽东小8岁，他们初次相识时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当毛泽东在北京再次遇到杨开慧时，她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毛泽东与杨昌济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师生情谊，课余时毛泽东经常去杨老师家里讨论问题，他总是碰到杨开慧，他们有了更多接触机会。就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15号的院子里，这对青年人渐渐萌生了爱情。

    杨开慧后来曾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真诚地爱上了杨开慧，曾经写过一首《虞美人·枕上》抒发恋情，其中有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那充满柔情蜜意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壮阔绚丽的诗篇形成强烈对比。相爱两年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结婚了。谁能想到10年之后，杨开慧竞然被反动军阀杀害。时隔多年，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充满深深怀念，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千古绝句寄托悲哀与思念。

    “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

    在湖南省隆回乡县罗洪乡孟公村的山坡上有一座坟墓前矗立的一块汉白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遒劲大字，乃毛泽东亲笔挥毫书写，令人敬仰。这是他唯一一次为自己的老师题写碑文，在无数前来瞻仰人们的心中，矗立的是一座尊师重教的丰碑。

    袁吉六（1868-1932)名仲谦，字吉六，号士策，苗族，湖南隆回县人。是清未的贡生，尤善文言文。袁吉六年少时由父亲授读，天资聪敏，博学强记。清光绪八年(1882)，辰沅道台巡视葫芦寨屯务，住宿刘家客寓，耳闻隔壁琅琅读书声，通宵达旦，心甚异。次日天明，命弁兵把夜读者袁吉六传来，见他身穿破旧长衫，五官却很端庄，欲试其才，叫他属对：“小学生蓝衫扫地。”袁吉六随口对答：“老大人红顶冲天。”道台十分称赞，赠书一部，并对随行人员说：“莫道苗乡人愚昧，平生少见此奇才”。尔后，袁吉六承人资助，入馆就读，文章、书法均属优等，经县、府两考，以名列前茅入泮。29岁中光绪丁酉科拔贡，后因病未能入京会试，设馆教学。

    1912年，袁吉六携眷迁居新化。次年春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并入一师)任国文老师。当时，毛泽东先编在预科三班，后来转入本科一部八班。袁吉六是第八班的国文教师。

    袁吉六桃李遍天下，但是最得意的学生当然要数毛泽东。

    他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也同情毛泽东与自己一样是农家子弟出身，对他的学习格外关心。他鼓励毛泽东弃梁学韩，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最推崇梁启超的文章。早在东山小学就读的时候，他就从表兄那里借来了梁启超创办的《新民时报》，并刻意模仿梁氏那种“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的文章，最终他自己也能写出颇似这种文体的政论文了。正当毛泽东带着这份“沾沾自喜”跨进省立师范大门时，国学功底深厚的袁吉六给他迎面泼了一盆冷水。袁吉六称梁启超这种文体为“老狐禅”，认为毛泽东学梁是走错了门径，极力主张他学习韩愈的古文。在毛泽东的一篇《讲堂录》中就记下了袁吉六的这些教课内容，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现其诗，即于其题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干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等。

    袁吉六的言传身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于是来到长沙一条卖旧书的老街——玉泉街，这里韩愈的书有好几种版本，他买不起善本，就买了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买回来后，发现里面不仅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于是到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善本，将其中破损、讹误之处逐页逐字地校勘、改正、修补好，前后花了几个月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

    有了这部“善本”后，毛泽东每天都捧在手里，除了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的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认真钻研阅读，不仅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它的思想内容，一部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叉叉杠杠，注满了眉批尾批。

    通过反复认真研读，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风格、技巧乃至词句，都已融会贯通。他写的文章不仅具有韩文纵横捭阖、一泻千里的气势，而且其中一些词句都直接来自韩愈的文章，如《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来自韩文《原道》，《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来自韩文《送穷文》。袁吉六对毛泽东的刻苦和长进，极为赞赏，夸他的文章大有“孔融笔意”，批给学生传观。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文体风靡一时，学生作文，竞相仿效。毛泽东更是如此，袁老师对学生毛泽东说：“作文之道，首应务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又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

    有着独立性格的毛泽东虽然不愿意受文言文的束缚，但还是在大胡子老师的谆谆教导下，开始重视国文。毛泽东接受教诲，改弦易辙，独出一格，他赞赏毛有“孔融”之笔。并常为毛详细讲解唐、宋八大家的文章。

    袁吉六先生特别爱惜自己的藏书，从不借出，唯独乐意借给毛泽东阅读。

    1915年上学期，第一师范的学生反对当局增收学杂费，发生了驱逐校长张干的罢课运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反对张干的传单。事后，张干要挂牌开除毛泽东的学籍。袁吉六老先生极力反对，并多次对人说：“挽天下危亡者，必期斯人也。”

    1929年，袁吉六回家乡卜居，集中精力著书立说，教子课徒。他治学很投入，有一回上厕所，好久不见出来，家人怕出意外，去厕所门口喊他。他说：“我正在琢磨一个字的源流，别打我的岔。”他教子很严厉，但也不轻易动鞭子。非得要打孩子，也讲求“打一教众”的效果。有一回，一个儿子做了错事，他把所有的子女都叫来受训。他先要犯事的儿子陈说经过，认错悔过，以此教育子女们引以为戒，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然后，拿起“家法”狠狠地打他三下，边打边气咻咻地说：“气死老子!气死老子!”其他几个子女诚惶诚恐地立在一边，受的教育不比挨打的少。如今，在袁吉六家乡，一提起他教育子女的事，就会想到“拔贡(对袁吉六的尊称)老子教崽——打一个教一堂”的歇后语。

    袁吉六在教学之余，著书立说，撰有《文字源流》、《文学史》、《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国文讲义》等。退休回乡后专心致志著作《说文初义草》，终因积劳成疾，未竟而亡，今存部分遗稿。

    1964年，毛主席在中南海请郭沫若、周世钊、章士钊等作客。席间谈起第一师范的袁吉六老师时，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着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

    “唯一惨遭杀害的方老师”

    1939年，毛泽东得知方维夏老师壮烈牺牲后，情不自禁的悲泪长流说:“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他敦品励学，德高望重，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四十多岁投身革命，了不起啊!”

    方维夏(1879-1936)又名绪光，字肖国，号竹雅人，湖南平江人。年长毛泽东18岁，两人交往甚密，情谊笃深，教学相长，与他是“特殊师生”。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我军早期领导骨干，为建立革命武装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后因叛徒出卖而英勇牺性。他是毛泽东恩师中唯一惨遭反动派杀害的老师。
1911年夏，方维夏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不久，应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之聘来到长沙，任博物、农业教员，从此，他在一师工作到1918年暑假。方维夏在校期间先后被聘为学监和学监主任。1916年后，他在一师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时任校长孔昭绶。方维夏在一师工作期间，政治上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袁世凯卖国和独裁统治。在对学生的管理上，他与孔昭绶思想一致，坚持民主管理的方针，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1914年春，毛泽东转入一师学习后，热心社会活动，他对毛泽东十分赞赏，多次对妻子胡呤说：“润之是我最好的学生。”1915年上学期间，毛泽东因起草了一份反对校长张干的传单，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的学籍。方维夏和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再三力争，才使毛泽东免被开除。在1913年孔昭绶第一次任校长时，曾为倡导学生自动与自治，特设技能会，由校长任会长，下设11个部，由教员为部长，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学术、体育活动。1915年，技能会改为学友会，增为14个部。

    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时，方维夏以学监主任身份代理学友会会长。他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学友会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只从旁辅导。同时确定原由一师和附小两部教员试办的夜校，也交学友会来办，以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还拨400元作为办学经费。10月13日，新旧两届学友会开交接会时，方维夏出席讲话。他着重指出：“前次各部部长由教员任之，因事务繁多，故进行时有妨碍。此次选举、均用学生，一则练习办，一则养成自动。”最后他勖勉新的学友会说：“须知合群研究学科为人生无上幸福，此后希望部务积极进行，得到良好之成绩。”后来，方维夏还和孔昭绶商定，学校当局开行政会或教务会，也吸引学友代表参加。这样高度自治的学友会，在当时的湖南还是首创。

    1918年秋，方维夏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农业大学。1920年4月，学成回国到达上海。这时，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上海是驱张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湖南人在那里组织“驱张运动”的机关，从事驱张斗争的不下数百人。方维夏一到上海，便立即投入了这一斗争，担任驱张的联络工作。这是他直接投入及帝反封建军阀群众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他对救国道路和人生意义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

    通过出国留学对新思潮的接触了解和亲自参加驱张斗争的实践，方维夏思想上有了突出的进步。1920年8月，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在长沙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方维夏竭力支持。他是书社总社36名社员之一，曾于这年两次向书社投资，还于11月3日和同乡李六如等开办了平江文化书社园，成为文化书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个分社。

    同年8月，方维夏和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在当月22日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的会议上，确定了会务内容，指定了筹备员。方维夏在发言中除强调俄国的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外，还指出了学习研究的工具，即俄文俄语的重要性。后来，方维夏虽没有在研究会担任职务，但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在教育界的影响，一般人还是推崇他在研究会中的作用的。

    1924年初，方维夏来到广州。这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广州成为人们向往的革命中心。但是，广州的局势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

    来到广州，方维夏就任老友谭延闿统率的湘军第五军的秘书长，他在特别党部(湘军中国民党的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而后不久，李六如也来到第五军，李六如初来，对广东情况不太熟悉。方维夏告诉他，广东国民党中、上层右派不少，如冯自由、谢持、邹鲁等，他们反对三大政策，跟着北洋军阀说广东政府赤化，又勾结帝国主义，与商团的陈廉伯、陈恭受一起，暗中捣鬼，还有一些拿枪杆子的右派，李六如对广东政局内幕有所了解，对以后工作也有了思想准备。

    方维夏对当时广州的局势是有清醒认识的。李六如于1921年底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广州后不久，中共组织就确定他留在湘军做统战工作。方维夏对李六如的工作积极予以支持和配合。1924年11月，经李六如介绍，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方维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湘军的改造工作。1927年7月28日，和徐特立、张国基及另外两人从武汉动身前往南昌，在起义部队中担任贺龙所率20军第1师的党代表，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取得胜利。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了由各方代表40多人参加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方维夏被任命为革委会下设的宣传委员会委员。8月4日，他随一师离开南昌向广东方面进军。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敌人四面包围上来，英，美、日帝国主义也把军舰开进汕头港进行恫吓。起义部分分兵抗击，由于指挥系统被切断，部队损失很大。10月10日上午部队到陆丰时，被敌东路军两个师追上。方维夏指挥士兵战斗近3个小时，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他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脱险后到了广州，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接着，方维夏又参与了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又被党中央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冬，蒋介石纠集10万大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传到苏联，方维夏要求回国参加斗争。他的要求被党组织批准后，于1931年春从苏联回到上海，当即由中共中央派往苏区，担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他又被调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当时，苏区的经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下，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对此，他迎难而上，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和需要。1933年初，中央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夏，方维夏被派往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长。他任职期间，全区办起了700余所列宁初级小学，800所工农夜校，3所女子高校，30余所女子半日制学校，建立了30多个业余剧团，创办了《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 13种小报和刊物。为发展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方维夏被派到以桂东县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的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4月，游击支队被国民党军围困，身染重病的他因叛徒出卖， 4月23日与夫人一同被敌人枪杀，时年56岁。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抵达北平时，他望古都城墙，万分感慨地对迎接他进北平叶剑英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这句话，语重心长，情溢言表，凸显了毛泽东对李大钊发自内心深处的无限缅怀、感谢和敬仰。

    李大钊(1889--1927)、原名李耆年，字寿昌(后改守常)。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13年冬前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学习，1916年5月回国。先后任《晨钟报》编辑主任(1916年8月15日，创刊，梁启超主办)。《甲寅》日刊主笔(1917年1月28日创刊，章士钊主办)。此后，他连续在《甲寅》日刊密集发表进行政治宣传的革命文章，尤其是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青春》一文，表达改变国家、社会的决心，体现了慷慨悲壮的气魄，文中写道：“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对中国的不朽贡献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1918年10月，29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些文章较早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干货满满，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他的远见卓识。

    李大钊同志是伟大的革命者、战士，更是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著作、文稿和译著，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诸多领域。鲁迅先生说:“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毛泽东与李大钊相识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18年8月15日，在杨昌济筹划下，毛泽东等24名湖南青年为赴法勤工俭学一同北上，8月19日到达北京，10月，为维持生计，由杨昌济老师介绍，蔡元培校长同意，李大钊主任安排，毛泽东成为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报刊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尽管差事简单，薪酬微薄，却解决了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和走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

    图书管理工作虽然琐碎，但勤奋好学的毛泽东却可以借此阅读各种书刊，旁听相关课程，结识名流学者，研究各种学说，尤其是有了与走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的李大钊密切接触的机会。早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对李大钊仰慕已久，当时杨昌济经常为《新青年》撰文，还自费购买每期《新青年》杂志，分赠给毛泽东、蔡和森等学生传阅。李大钊那“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的呼声，那“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的呐喊，那“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号召，给青年毛泽东以极大的启发，启迪、启蒙、教育、鼓励、激励。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5号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毛泽东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和图书馆认真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具有新青年的创造能力。李大钊经常引导毛泽东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研究活动，结识文化名人。经李大钊准许，毛泽东抽时间在北大旁听自己感兴趣的哲学、伦理学、文学、新闻学等课程，并参加了几个学术团体，参加了1919年1月25日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出席了3月19日召开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聆听了李大钊3月10日在北京大学理科第16教室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

    李大钊热情地向毛泽东推荐了一大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其中有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三本书，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英国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以上三本书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书虽然很少，却使毛泽东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学说的完全信仰。

    应该说，正是在与李大钊的接触及其领导下，毛泽东才逐步了解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936年7月，毛泽东曾自豪对斯诺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是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进京，李大钊使他了解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第二次进京，李大钊则使他理解和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革命后来能够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李大钊在1919年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便分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李大钊在1925年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更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毛泽东把其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毛泽东一直对李大钊充满敬意，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李大钊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深远影响，是他一生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