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为什么我不讲“人情”？

    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旧说法：“人熟是一宝”、“人熟不讲理”。我们不能闹那一套。不能打着“公”的招牌利用职权，凭人情办事。必须按原则办事，按规定办事。不光不能把公事办成私事，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往公事上想，我们身上只有公没有私——才算大公无私。

    我病了，有的同志对我照顾好，我认为他这是一种阶级感情，是对我做政治工作，我感谢他，不一定在私人方面回敬他。要在工作上努力，把工作做好，以工作成绩来报答他，不能“得人一牛，还人一马”。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对我好也可能对我歹

    有人对你好，不一定就真好，得用阶级分析。1962年，一个人给我送烧饼、送挂面，这是“好事”吧，实际是让我犯错误，是让我给他办事情。我说：“你越给我送东西越不好办，要我不按政策办事，送个金山也不行。”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在村里仗凭职权受人家的礼物，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有些人惯爱来这一套，我们要加倍警惕。

    我在听话的时候，心里有个底，好话、坏话，要看他的目的，好不能光看对我好，要以对集体、对社会主义好为标准。

    不能用私人感情理解阶级感情

    我娘病了，稍一好我就去开会，有人说我对娘不孝。

    这些年，我工作中遇上困难，资本主义势力斗争我，心里多难过，在爹娘面前没掉过泪，可是见了上级党委，眼泪簌簌地掉，有人对我这种感情不理解。我对他们也不理解，我觉得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日常里，有的人就用私情来理解公情：

    比如说：“我这工作好啊！”什么好？是有名有利好，是清闲不累好，还是指的对革命贡献大好？这个“好”字里包括的是什么？我看，什么工作也好，都是为革命而干，就看做好做不好。我们干一行爱一行，不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是因为它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你工作干得好，行行出状元”。干工作往好上干，是对革命贡献大，不是为当状元，立志不能立个人的名利志，发奋不能发个人的名利奋，要立革命的大志，立人民的大志，发革命的大奋。

    在日常工作中锻炼阶级眼光
 
    人的思想为什么不一样，过去认为这人心眼好、脾气好，认真分析，人的思想意识不在脾气好坏。一个阶级的人，急脾气的，慢脾气的，都能说到一块去。

    家庭出身不同，思想上阶级烙印不同，许多社员和家庭里的不和睦，看起来是脾气不对头，实际正像李双双、孙喜旺一样，是两种思想的斗争。

吕玉兰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时，宝日勒岱（站立者右三）等当地女劳模女青年请她签名留念。

    十、为什么我一个心眼的突出政治？

    政治时时都有，不突出这，就突出那

    最近有人说我张口就是政治。拿树旗帜搞样板来说，我们大队现在开展学习“五大傻”运动。其实，样板早就有，不突出社会主义的样板，就突出资本主义思想“小精人”的样板。前几年开小片荒，村里有几个人开得多，个人收得粮食多，就成了一些人“学赶”的对象。

    社会上政治真空是没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风气不浓，走亲串门，街谈巷议，为个人打小算盘的风气就兴起来。在地里干活歇畔，你不学毛主席著作，他就会议论谁吃得好，谁穿得好，谁挣得多。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套马车，一个往东，一个往西，都有赶车的、帮套的，我不把人们往社会主义道上领，就有人坐资本主义车上西去。

    抓人抓思想最实际，抓虚不虚，光抓实际不实际

    没有强调突出政治以前，我也是习惯于抓实不抓虚，一研究工作就是积多少肥、打多少井、增多少产、植多少树、搞什么副业，不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参加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听解放军“红九连”的报告，人家解放军做什么工作先想到人，“办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我回来决心照着办以后，很有成效。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要狠狠抓人的因素，抓活的思想，学会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个别谈话？

    个别谈话，不要光说人，也叫人家说说自己，要有来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说话先挂钩，启发自觉，促使个人思想打架，内因起作用。“一笔画不成龙，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药，急于求成反倒坏事。

    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要虚心体察情况，这个“体”字，我的领会是反反正正的想。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员”。下级常想：“假如我是领导”。这样互相体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办了。

    我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自己抓紧学，一个是起带头作用，一个是体会如何带着阶级感情学，如何带着问题学，读了哪些话在思想上起作用大，然后再研究群众的学习情况。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虚心体察是发现不了的，自己抓紧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别人跟“我”斗的点子。

    （新华社1966年6月16日电）

    我手头保存着一本《邢台日报》社于1966年7月1日赠送给玉兰的剪报本，上面剪贴着全国报纸刊载《十个为什么？》的各种报样。这篇文章，最先由1966年6月14日《河北日报》用头版的整版篇幅予以发表。6月16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中央报刊，以及《南方日报》、《山西日报》、《陕西农民报》等众多的省、地、市报纸，解放军一些军区出版物如南京军区政治部出版的《人民前线》，甚至香港的《大公报》，分别予以转载。不久，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十个为什么？》单行本的小册子，有的还一版再版，十分畅销。一时，《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广为流传。

吕玉兰向来自全国各地到东留善固参观学习的人们介绍情况。

    “全国各地的来信多极了！”有一次，玉兰在向我谈起《十个为什么？》发表后广大读者雪片般的来信，兴奋地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收到的信装了两麻袋。有的随信寄来了毛主席像章，有的表示向我学习，有的在信中提问题让我解答，有的要上我们村插队落户，还有的向我求爱，等等。有的不用回信，有的需要回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我忙不过来，组织上专门派了两个人，负责办这件事。”

    后来，《十个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引起了一场“风波”。杨殿通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文革’开始，想不到《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给吕玉兰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些人批斗她说：“你这《十个为什么？》上面只有一句毛主席语录，其它都是你说的话，算得上什么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指责她这篇文章是‘你自己说的，还是记者编的？’吕玉兰说：‘我从来不死记毛主席语录，学毛主席著作要学思想，不是学话。”这更把批斗者激怒了，说：‘你的话算什么？’‘你这个学毛著积极分子是假的！’他们要揪出《十个为什么？》的编选者。吕玉兰一口咬定这些话是她说的，是记者记的。批斗者无奈地追究不下去了。”

    如今，当人们阅读玉兰的这篇《十个为什么？》时，联系到她所做的事，像当“赔本干部”，甘愿吃苦吃屈吃亏、坚持晚婚等，都反映了她逐步建立起了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就是所谓的“傻子”精神。

    在我采访玉兰事迹的过程中，曾有好几位老同志剖析过她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与她事业的关系。他们认为，玉兰这一辈子之所以能干成一番事业，除了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时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她在主观上较早地树立了无私奉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她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和系统的理论，但她是生活中的英雄和强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逐渐积累了许多朴素的但同时又是正确的人生体会。《十个为什么？》一文，鲜明地表现了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