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无不注重养生，曾国藩更不例外。他虽然终日忙于军政要务及应酬，但从未放弃对养生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对偏于修德的儒家，还是重于养生的道家；他都倾其心智，心向往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养生之道。其养生要言，见诸于《家书》《日记》及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我多年来阅读《曾国藩全集》，研究他的养生之道，有的还身体力行，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养生之说
    “以‘不药’二字为药”说。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七月，曾国藩从李续宜的来信中知道他病了，立即复信强调：“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他所说的“不药”，即病了不要相信医药。以养心为主、养身为辅的养生哲学，使得他终生恪守其祖父星冈公的“三不信”：即“不信医药、不信地仙、不信僧巫”。他还曾在家信中说：“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那些多吃药，求神仙保护的人，都是妄想。”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药”，不能与当今的药相提并论。因为旧时代的药多有糟粕迷信，庸医也多，因此曾国藩常教其子侄：“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
    “君逸臣劳”说。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四月，曾国藩在一封书信中说：“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何谓“君逸臣劳”﹖他说：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都可以用来清心，这就是“君逸”；常常步行走动，动弹筋骨，便是“臣劳”。也就是说：养生的方法，不但在于多多从事活动，以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恼，以保持精神上的健康。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身心交养”。
      “惩忿窒欲，少食多动”说。曾国藩的养生之说，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他在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的《日记》中说：“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九月初一日，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对“惩忿窒欲”阐述得更详细。他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这两句话，即养生之道亦然。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会更加富有；体强的如果是穷人，因为节约便能够促使自己宽裕起来。节俭不仅是饮食男女的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我在《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活泼地修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俭，正是我的养生之道，除此以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曾国藩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个厌世悲观的人。他把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也不过是主张在纵欲当中应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
   “以意志统帅气、以静制动”说。曾国藩的养生之道中有“以意志统帅气”、“以静制动”的说法。他所说的“以意志统帅气”与“存留倔强的激励志气”相似；所说的“以静制动”，与“去忿欲以养体”相似。他在《复李雨亭》的信中说：人疲惫不振，是由于气弱，而志向坚强的人，气也因此暂变。比如贪早睡，强制起来以振作，无聊懒，则正坐以集中精神。这就是“以意志统帅气”。久病体虚，则常常有一种怕死的思想存在心里，即使做梦也不得安静。只要把身前的名誉、身后的事情，及一切杂念铲除干净，自然就有一种平静的意味。而平静之后，活动自然产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办法。

     无论“以意志统帅气”，还是“以静制动”，都是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为目的。咸丰十年（１８６０）三月，他在《复胡林翼》的信中，还有“寡思”的说法，也是重视心理的健康。信中说：“古人谓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尊处胜友如云，难以寡言；簿书如麻，难以寡视。或请寡思，以资少息乎﹖”
    “睡眠滋阴，饮食补阳”说。在养生中，曾国藩非常重视睡眠与饮食。他在《复陈松生》信中说：“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补阳。睡眠贵有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他的意思，也即现在通常说的生活要有规律性，定点吃饭，定点睡觉。暴饮暴食，连番熬夜，都不是养生的道理。
    曾国藩的养生之悟
    曾国藩在养生方面颇有研究，感悟到的养生之道很多，这里列举６条如下：
    （一）养生要言。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曾国藩在入蜀道中写了《养生要言》五则，积理甚厚，积学甚精，可以看作他３２—３５岁研究程朱理学养生方面的总结。其《要言》是：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智”所以养肾也。
    曾国藩的仁、礼、信、义、智，源于理学家程颐“仁识”。他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在古代阴阳五行中，仁、礼、信、义、智就是“五常”。郑玄注：“五常，五行也。”孔颖达说：“道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曾国藩把它与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相对应，显示了他性命双修的思想。其《养生要言》，大体不外心神交养，起居有常。如果加以分析，就积极方面而言，以多运动为锻炼体魄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动的养生法”；就消极方面而言，以少恼怒保养精神的条件，也可以说是“静的养生法”。
    （二）养生五事。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六月，５６岁的曾国藩在《致澄弟》家信中写道：“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八本》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先说“眠食”。曾国藩多次强调，养生要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这除接受其先祖的教训外，也有他自己的经验。如他在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四月初八日记中说：“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灯上之前小睡片刻，夜即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冀不坠家风。”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卫生学非常相符合，我们在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更要求精神上的愉悦，曾国藩之说，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再说“惩忿”。已在前面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三说“节欲”。欲，即欲望，在古代指五色、五音、五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至人为肤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也。”古人对欲望危害人身与心理的论述很多，如老子说：“嗜欲伤神”、“财多累身”；列子说：“目妄视则淫，耳委听则惑，口妄乱则伤”；严遵说：“名利与身，若炭与冰”，等等。曾国藩不贪财，也不好色，就是难过名利关。正如他自己所言：“余三十多岁时十分好名，与人交谈总是喜好论辩，这就是好名；喜欢作诗，也是好名。”他曾称自己为“盗名之具”，就是盗取美名的工具。对家族的名望，他也十分看重，总是希望曾氏家族能表率一方。此外，曾国藩还非常在乎成功与失败。他打了几次败仗，曾三次想投河自尽。可见，曾国藩对“节欲”是领悟很深，实践起来好不容易啊！
    四说“睡前洗脚”。在曾国藩看来，洗脚是一种养生之道。因为文人的习惯是：坐着看书、坐着写字，坐着办公。一个人长期坐着，使血液凝在脚下，临睡前洗脚，尤其是热水泡着，可使血液流布全身，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同时，脚上有着人身上许多重要的穴位。即使不是文人，只要未睡觉，就要起立、走动，每天的运动量是人身体各部位最大的。累了一天，睡前用温水洗洗脚，可以解除一天的疲劳，而且有利于睡眠。
    五说“饭后三千步”。曾国藩的“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与自古流传的“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是同一个道理。饭后散步，有助于消化，更有利于血液循环。曾国藩对儿子纪泽说：“每天饭后十数千步，是养生家的第一秘诀”。他规定儿子在家每顿饭吃完后要到唐家铺走一趟，或者在黄金堂澄叔（曾国潢）家走一趟，往返大约三千步。他说：“如果你能坚持走三个月，一定收效甚大。”
    （三）视息眠食。曾国藩在同治年间一则《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若用也；虚恬，谓心虚而无营，肤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决，而足以却疾病矣。”
    曾国藩悟出这一养生之道，说明他此时已有一定的气功经验了。“息必归海”，是呼吸应当深沉，达到并藏于丹田。这是历代养生家所注视的；“视必垂帘”，是练气功时眼睛不能睁开，也不能闭拢，只能处于“半视不全开”之中；“食必淡节”，是进食一要淡，二要少。古人言：“食淡精神爽”（陈继儒）、“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陶宏景）。食淡又少，保持腹中空虚，才能气在体内运行；“眠必虚恬”，是人在睡觉时，心思应处于空虚状态，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如果心事重重，则转辗难眠，夜不成寐，必然损心劳血。曾国藩还有“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之说。他认为：眠，不一定要睡得久，只要睡得香；吃，应少食多餐，“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
    （四）处静。曾国藩除了“君逸臣劳”的养生之法外，还有“处静”之法。这一静、一动是对立的统一。运动是他所谓的“臣劳”，在于练身；而处静则是他所谓的“君逸”，在于健心。他说：“君逸臣劳”，唯有结为一体，方不失为完整的养生之道。“淡泊宁静”，是历代养生的第一要诀。特别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要保持心态的宁静，实属不易。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正月的一天，曾国藩早上起床后吐血数口，他把罪责归咎于“不能静养”，并决心从今以后“日日静养”。他认为心静则神静，神静则身宁，身宁则体健。可见，如何处静，使身轻、心清，当为现代社会保健养生的必由之路。
    （五）耽情于山水花竹。曾国藩认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在双峰的每处故居，都是竹林茂密。他还在《家书》中嘱子侄：“在家则莳养花什，出门则饱看山水。”花竹养情，山水悟性；花竹因人而风雅，山水因人而灵秀。历代养生家都非常注重山水。曾国藩可称得上一个旅游家，一生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仅在其《日记》中记载的就有近两百处。他有一个习惯，所到之处，大都记于《日记》，多则几百字、上千字，少则几十字。所记之处，既有闻名天下的胜迹。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景。只要有一孔之见、一己之喜，他就欣然录之。
    （六）练功益身。曾国藩在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五月初九的《日记》中写道：“阅《福寿金鉴》。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习，并摄身不少动摇而不能。……酉刻，服药后行‘小周天法’，静坐半时许。”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一）曾国藩在研究养生典籍；（二）曾国藩在模仿苏轼数息静坐功法；（三）曾国藩在练小周天功法；（四）曾国藩在静坐。一言以蔽之，曾国藩在研究气功。除静坐是他常习的功法外，也在兼习其他功法。
    其实，曾国藩不具备练习气功的条件，因为练功一要保证时间，二要保证环境，而曾国藩俗务太重，功名心切，欲息交加，心浮气躁，自然也就难以成事。但不管怎样，中国养生文化已在曾国藩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