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宋丽云，1931年出生于天津宝坻县，1945年由康保县妇救会同年转干入伍，并和时任康保县县大队队长的父亲结合。1955年从部队转业到北京文化用品公司任人事科长。1966年随父亲举家搬到天津，长期因病修养，2001年去世，享年71岁。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在没有母亲的两千多个日子里，我会时常无缘由地感到心里空荡荡的，象泊在无边无际大海上一只失去舵手的小舟感觉无助和清冷。在这六年中，我忍受着感情的折磨、离别的苦楚、生活的艰辛、事业的坎坷。我有太多太多无处倾诉的话语和苦闷没有地方去宣泄，凡事都要自己扛着顶着。有些事情也不好跟父亲讲，不好跟兄长讲，更不好跟妻女讲，因为在妻女的指盼中，我就是他们的顶梁柱，遇到难事就该我顶着扛着。我跟母亲生活了几十年，说句实在话母亲对我的影响和我对母亲的依赖都是很深的。现在即便是夜里做梦，我也会常常梦见跟母亲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的时光。

    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当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难事和烦心事，我都会到母亲的房间里去唠叨唠叨，然后听母亲不紧不慢地支上几招。即使是母亲躺在病床上透析的日子里，我也还感到踏实，以为还有依靠。其实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我成年之后，特别是人到中年难事缠身的时候，母亲告诉我最多的话就是：“凡事想开点，别把身体搞坏了，都多大岁数了，不要太跟自己过不去。”说来也怪，等我再走出母亲的房间时，心情便轻松了许多，精神也好了许多。有一回，我在路边听到别人说了句“宁要要饭的妈，不要当官的爹”的话，引起我的同感。在我离家独过的这三年多里，为了女儿上学和大人上班近一些，我在外边租了间小房，并且连着搬了两次家，尝到了太多的过日子的艰辛和不容易，于是总想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向父亲表达一下自己实际的苦衷。后来，我在一次跟父亲聊天中把这句话带了出来，暗示对父亲和家里的怨气（其实有时候，我也知道父亲老了，管不了许多的事了，我也只是想试着跟父亲唠叨唠叨，让心有个倾诉的地方）。结果第二天，大哥就打来电话兴师问罪，说我故意气父亲。可见家里没了母亲，连个随便说话的环境都没有了。如果说父亲常常让我感到比单位领导还挑剔的话，母亲则是常常让我感到是可以顺畅沟通交流的人，即便不能给与我太多的实际帮助，但至少可以给你提点建议和暗示。我最敬重母亲的地方就是母亲比较的民主、比较宽容和大度。尽管母亲也有偏心的时候，但我可以跟母亲说掏心窝子的心里话，跟父亲不行，跟兄弟姐妹也不行，跟妻子女儿更不行。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可以信赖、可以敞开心扉进行交流并且能够让我把心放松的唯一的亲人。

    母亲出生在穷人家，过过苦日子，有在他人遇到难处时帮上一把的同情心。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带我去邮局，给我在宝坻县和康保县乡下的大舅、大姨和老舅家里寄钱和大包小包的衣物，帮助她的兄弟姐妹度过那个困难的年代。而母亲自己却省吃减用操持着并不算富裕的我们这个十口人之家的生活。为了节省家里的开支，母亲学会了轧缝纫机，给我们兄妹缝补衣服。母亲还学会了剃头，给父亲和我们孩子们在家里剃头剪发。那时的家里生活也不富裕。我就曾经因为饿，站在凳子上去够吊在梁上篮子里的馒头。母亲在北京文化用品公司人事科当科长，遇到调级，她总是主动让给级别比她低，家里困难的同事。她从部队转业就定的19级，一直到她离休还是19级。八十年代初，返城知青大量进城，安排工作十分困难，国家出台了一项父母顶替安排工作的政策。邻居一户困难家庭子女多，找到母亲说了想法，母亲啥话没说，很快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把工作指标让了出去，而自己却拿很少的一点退休费。母亲从没想过帮助别人要得到什么回报，她只是觉得在自己能力条件都还允许的情况下做这些善事只是举手之劳，算不得什么。

    母亲不仅善良，而且还有大智慧。她懂得人，不是万能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是需要宣泄的；人不可能没有过错；人的生命总是要消失的等等看似深奥其实也挺简单的道理。基于这些认识，母亲在她的一生中总是原谅他人，包括单位领导的错误责难、父亲粗暴的脾气、小儿子的惹祸、孩子们的顶嘴以及病痛折磨和太多太多一般人不能够忍耐的事情，母亲都承受下来了，并且在忍受的过程中独自消磨着其中带来的负作用。运用自己的智慧承担着和解决着自己遇到的难题。在跟母亲几十年的生活中，我从没有见母亲着急发火和失态过。有好几次在父亲病危时，母亲都是一边镇静地抢救父亲，一边有序地安排家里的生活。记得在1969年年底，父亲得了一种长征过草地打摆子留下的叫“疟疾”的大病，高烧一个月不退，眼看人奄奄一息不行了，医院报了病危。组织上找母亲谈了话，让母亲有个准备。当时母亲私下对我说：“我陪你爸爸去北京看病，你爸爸的病很重，你已经十四岁了，要帮助妈妈把这个家照顾好。”母亲说话的口音和表情很平淡，其实那次再有几天检查不出疟疾病毒来，父亲就真得要早走好几十年了。那一个多月里，母亲日夜守护在父亲身边，给父亲支持和力量。说来也怪，脾气特别暴躁的父亲独独信服母亲，只要母亲在身边，他就好象有了主见，就能够镇静从容地处置难题。那次父亲病好后，组织上以战备紧张为由，多次做工作要父亲疏散到中、小城市去。因为是中央的要求，父亲当时也没了主意。母亲就告诉父亲哪也不去，要实在叫走，就告诉他们到珍宝岛打仗去。后来父亲果真跟组织上这样说，家才没有搬。不仅家没搬，还很快安排提升了父亲的职务，从此我们家和孩子们的命运有了另外的一种安排。

    母亲把生命看得很透，把人生看得也很透。在一般人的眼里很难很不好办的事，她却不以为然。她是能够把复杂的事用简单的方法处理好的能手。母亲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但她丝毫也没显出绝望和慌乱的神情。她照样是慢条斯理地过自己的日子，很认真地研究自己的病情和用药，连为母亲治病的专家都佩服母亲对自己病情的了解程度和提出的治疗方案。她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装老衣服经常拿出来晒一晒，跟没事人似地暗暗把父亲的晚年生活安排了，也把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安排了，即使是在病情很重的情况下，也没听她说过不行了的叹气话。在五年多的透析中，她的生活状态始终是积极的，丝毫也没给家人带来些许消极的影响。母亲虽然因为家庭和疾病的拖累没有当过大领导（最后只享受到处级待遇），但以她的智慧和心理素质是真的能够堪当大任的，而且绝对会让某些所谓的“冒号”们汗颜的。如今母亲走了，去了天堂，我还在过着我的平常和平静的日子。在心里有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生病住院，母亲买了江米条每个星期按时去看我；想起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四处帮我张罗对象并带着我去相亲；想起我在单位竞争上岗失败后，母亲很平淡地对我说的那番话。我就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那句老歌词的含义：“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无妈的孩子像根草。”不管你年龄有多大，有妈在，你就永远是有靠的孩子。

    有时，我还是习惯母亲在世的那些日子，那时，每天上班前跟母亲打个招呼，听听母亲的嘱咐。下班回来后跟母亲谈谈一天的见闻和感受，听听母亲的看法和意见，几十年一而贯之。眼下，母亲走了，我感到特别的不适应，但又得学着适应过我不习惯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听到歌唱家阎维文唱的《母亲》，心里边特别激动，没几天，我就学会了这首歌，并且上下班骑车一路哼唱，平日里高兴时哼它，不高兴时也哼它，逢年过节单位组织的联欢会上我还是唱这首歌，渐渐地我又找回了母亲在身边的那种感觉。后来我更喜欢唱的歌就是才旦卓玛的那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而且还唱出点水平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