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占宜昌。

    第五战区强行决战失败后，部队伤亡甚重，已无力阻碍日军攻势；而日军虽然也十分疲惫，但战力仍相当完整，尚有再战之力。日第11军部将第13师团(配置池田支队)南调，而第3、39两师团就地整补，准备渡过汉水，再进行一次以宜昌为目标的双面迂回。另一方面，第五战区为进行北正面的会战，已经投入多数兵力，江防军被调出5个师，扣除1个在敌后游击的师，此时江防军仅剩4个师防卫宜昌一线，兵力不敷使用；而北上参与会战的江防军部队多已惨遭重击，此时处于混乱状态，根本不可能及时返防。

    在判断日军有可能续攻宜昌后，军委会急调第2、18、新11与第39军共11个师增援前线---为保四川大门，国府高层不计血本。5月29日，日军下令进行第二阶段作战，此时，第40师团部已抵达战场，接管了石本、小川各支队与其它后方掩护部队的指挥权。该师团的任务为掩护攻击军的后方，并对大洪山的中国军队进行扫荡。31日夜，日军第3、39两个师团强渡汉水，发起攻势，当晚即突破第41军防线，次日进入襄阳，两个师团随即并列向南攻击前进，进入中国33集团军背后，压迫中国军队调转正面，向东改为向北抵抗。中国军队仓促间陷入混乱，日军趁机猛击，将33集团军各个击破。
日军第40师团也对大洪山区发动扫荡战，双方激战至20日，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南返。军委见战况紧急，急令第31集团军率5个军南进追击，牵制日军的行动，可惜战果不大。6月4日夜间，日军第13师团(加强)自钟祥以南发起攻势，强渡汉水进攻中国第26军主阵地，突破后一路挺进，于8日攻占江陵。至此，日军从北、东两面迫近宜昌。9日，两路日军一齐发起了总攻，北路军向宜昌西侧迂回，试图斩断中国军队退路，第13师团则由东侧直取宜昌；但担任迂回任务的日军第3师团，在宜昌东北方峡口镇被中国第2军所阻，使日军的迂回意图失败，日军只能以第13师团自东向西一路压迫，经反复争夺，再次付出惨重代价后，才于12日攻占宜昌。但是，中国军队收复了中间地带，使日军成为孤军深入的状态。日军16日将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一空后撤退，中国军队随之跟进宜昌。不料日军大本营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激起疯狂的热情，命令日军据守宜昌，业已退却的日军突然回兵，于24日再陷宜昌。此后，日军无力继续进攻，战事渐止，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新的对峙。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用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的震撼！战役的失败也给正面战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种种因素的综合，极大地影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消沉局面。

    而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宜昌会战后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激烈全国抗战士气、推动抗战继续前进的重任，进一步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上。

    【张自忠将军】

    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突然插播一则惊人消息：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39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33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38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七.七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我皇军第39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张自忠悲壮一刻就定格在那日的16时。他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在随枣会战中，张自忠渡河之后，迅速和河东部队取得联络，经过3天战斗，日军后路几被切断。忽然日军发现有个电台不停地在向四处发报，他们断定有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到了前线，于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电台的位置，迅速集中2个师团的兵力从三个方面进行包围。5月16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从早晨到中午，张自忠奋勇督战，不肯退避。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此时，他已撤至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他看见前方伤亡惨重，就把保护他的卫队都派去增援，送苏联顾问撤离战场，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副官马孝堂目睹了张自忠将军遇难的最后一刻。他说：“此时，张总司令已两处负伤，刚包扎好头部，正在包扎第二处伤时，敌弹又洞穿了他的前胸。”张自忠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马孝堂仍坚持给他包扎。这时，有数名日本兵搜索而来……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

    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追维荩忱生平与敌作战，始于22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7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今兹‘随枣之役’，敌悉其全力，三路来攻。荩忱在枣阳之方家集，独当正面，断其归路，毙敌无算，我军大捷。假荩忱不死，则此役收效当不止此。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唯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300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是荩忱虽死犹不死也。愿我全体将士其共勉之。”

    张自忠殉难前亲手写就的遗书是：“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别无他法”，“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一个时代的强音，一个民族的脊梁。张自忠血战不退，以身殉国，年仅49岁，被国葬于重庆。他以上将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为国捐躯，是整个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亡的最高将领。

    周恩来热忱赞扬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毛泽东亲笔为张自忠题写挽联，高度赞扬他“尽忠报国”。

    【重庆大轰炸】

    1938年2月18日-1943年8月23日，重庆遭受大轰炸，中国伤亡1万人以上，1.76万幢房屋被毁，繁华地区被破坏。

    一、轰炸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陪都，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日本法西斯为了摧毁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基地，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集中其侵华陆军、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结束于1943年8月，长达五年半之久。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持续了三年时间（1939年-1941年）。轰炸重庆时，日本法西斯不分前线、后方，不以军事目标为主要对象，却以居民区、繁华商业区为目标，大量使用燃烧弹，用以燃烧市区的房屋。日军在中国制造的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等残暴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于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二、轰炸经过

    1938年年初至年底，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主要为试探性轰炸。出动的架次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该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开始向重庆实施战略性轰炸，目的是威慑战时首都重庆，打击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性大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轰炸。5月3日、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续轰炸重庆中心区，并且大量地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连烧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2000人以上死亡，10万人以上无家可归。外国使馆亦受波及。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大后方进行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以零式战斗机护航轰炸，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

    1941年，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动荡。侵华日军为了集中兵力推行“南进政策”，准备太平洋战争，决定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实施更加残酷的战略性大轰炸，目的是要“以炸迫降”。那年，对于重庆市民来说，是最痛苦、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年。继1940年日军的“101号作战”之后，侵华日军再次部署了更加残忍的“102号作战”，对重庆实施轮番轰炸、月光轰炸、疲劳轰炸。参加这次轰炸的日机，除在华的飞行第1团、第3团和飞行第60战斗队外，还征调了驻在东北，用以对付苏联的第12、89重型轰炸机大队，以及驻在太平洋地区，用以对付美国的第11、22航空部队，投入到这次轰炸行动。日军倾其全力，孤注一掷，企图一举解决中国。到8月中旬，轰炸达到高潮。8月8日-14日，日机连续一个星期不分昼夜轮番轰炸重庆，其中的10-13日，市区发出空袭警报13次，时间长达96个小时，日机对重庆的攻击达到疯狂的程度。30日，日机175架，攻击重庆，投弹480枚，创下了轰炸重庆以来，单日出动飞机架次和投弹数量最高纪录。这天，座落在市郊黄山的蒋介石官邸被炸，位于佛图关的国民政府大礼堂也未能幸免。整个1941年，日机轰炸重庆50天，出动飞机2180架次，投弹5811枚。重庆居民住宅、街道、商店、文教设施、驻华使领馆均反复遭到残酷蹂躏。弹火中，重庆市民2469人遇难，7569人受伤，市区房屋7527栋被炸毁。

    1941年，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陆、海军航空队主力从中国抽出。之后对重庆只有零星轰炸。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力空袭重庆了。

    三、轰炸结果

    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战略轰炸，具有典型的残暴特征。以城市为轰炸目标，对包括毫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在内的所有区域，进行狂轰滥炸；针对重庆城市多为木质结构建筑的特点，每次轰炸不仅投下大量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对城市平民和设施进行大屠杀、大破坏，甚至低空使用机枪对人群进行扫射。重庆大轰炸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23659人和37731人，伤亡人数总计达61390人。财产损失方面，至1948年2月，公私财产损失近64亿元（按1937年币值计算），其中私有损失占总损失的99%以上。而这一损失远不是重庆大轰炸损失的全部。抗战时期，大量中央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内迁重庆，在大轰炸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些损失超过重庆所属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损失的数倍，但均未计入重庆市政府报送的损失之内。此项损失也没有包括重庆周边地区遭受的轰炸损失。此外，在惨无人道的轰炸中，许多家庭全家遇难，其损失根本无法统计。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这些损失都是难以估算的。

    面对大轰炸，《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作为报复行动，苏联航空志愿队于1938年10月进驻重庆，开始反击日本轰炸，以20多架伊-15、伊-16战斗机，对抗80多架日军战斗机、轰炸机，击落敌机数十架。1944年之后，从中国成都双流机场起飞的美国B-29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空袭中几近毁灭的日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平津沦陷，淞沪沦陷，太原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广州沦陷，花园口掘堤，长沙大火，山河破碎，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隧道窒息案】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于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当时政府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被活活闷死，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这是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与黄河花园口决堤、湖南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雨后初晴。当重庆市民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晚上9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记忆犹新：“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的往外挤，人们喊着哭着往外冲，可是门依然紧闭着，无法打开。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他们拥挤在一起，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后来洞门被打开，霎时间，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洪流冲出洞门，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还。郭伟波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还在奋力挣扎着往外挤。他们面色红胀，双手挥舞着，拼命狂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身体依然原地不动，一个个生命就这样被耗尽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难民手持足压，团挤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们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双手垂地，有的皮肤抓破，遍体鳞伤，十分悲惨。6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开始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在幕僚的建议下，急忙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视人民生命如儿戏，他们把尸体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但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运至朝天门河坝的死尸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但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其状甚惨。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该职由重庆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帧撤职留任。

    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太原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广州沦陷……山河破碎，中国人民受尽了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河南花园口掘堤，湖南长沙大火，重庆大隧道窒息，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一道忍受着深深的伤痛，充满了满腔的深仇大恨。

    第三节  令红抗日

    游击队歌.敌人后方.烽火山西.前线恩来.前线朱德.广阳切敌.阜平端窝.五台山中.
    杀向山东.留田突围.晋冀鲁豫.晋冀绥陕.留守兵团.长江两岸.国际医生.百团大战.

    【游击队歌】

    中华民族，山河破碎，四亿同胞，血肉长城。八路军开进山西抗日前线后，毛泽东按照国共合作协议，命令由红军改编的115师、120师、129师，配合阎锡山国民革命军正面战场作战，于长城脚下的平型关、雁门关展开游击作战。跟随八路军的文艺作家贺绿汀，于1937年底，在煤油灯下创作了《游击队之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
    哪怕敌人枪炮狠，找不到我们人和影。
    让敌人乱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
    敌人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愈扩张。
    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
    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
    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
    看最后胜利日，世界和平现曙光。

    这首《游击队之歌》诞生于山西省临汾市荛都区刘村。1937年9月日军攻占大同，太原危在旦夕。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中共山西省委南迁临汾。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设在了临汾尧都区刘村，在此成立了八路军学兵大队。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副书记杨尚昆等，在“五同丰”大院办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住在不远处的“徐家大院”。10月中旬的一天，著名音乐家贺绿汀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刘村。他和学兵队员一起，听了彭雪枫讲的游击战术后，激动不已，彻夜未眠，眼前总是浮晃着高山密林、青纱帐和机智英勇的游击队。贺绿汀灵感顿生，当夜写出《游击队之歌》的歌词，“给八路军全体将士”。谱完曲后的一个早晨，早操刚做完，贺绿汀挥动双臂，教大家唱起了这首《游击队之歌》。

    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会议期间，贺绿汀指挥演剧一队的全体队员，为大会演唱了这首《游击队之歌》。由于这支歌曲准确刻画出我游击健儿机智、灵活的英雄形象，歌词又接近我军游击战法，尤其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两句，与会议的主题十分贴近，受到与会的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领的一致好评，认为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曲。从此，《游击队之歌》迅速传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而传遍全国各抗日战场，唱红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传遍了全中国。

    【敌人后方】

图1是挺进晋西北地区的八路军第120师领导人（自右至左）师长贺龙、参谋长周士第、政治委员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图2是1940年春，山西辽县桐峪镇八路军总部，前排左起：聂荣臻、朱德、刘伯承。图3是八路军浩浩荡荡开赴抗日战争前线。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
    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
    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
    叫强盗顾西不顾东，叫强盗军力不集中。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
    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赢，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胜。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
    不论西，不论东；从北平，到南京；
    到处有我们的游击队，到处有我们的好弟兄；
    看日本军阀有什么用，看日本军阀有什么用。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
    我们的旗帜插遍东三省，我们的旗帜插遍了黄河东。
    到敌人后方去，把敌人赶出境。

    1937年秋，八路军开进山西，展开游击战争，配合友军与日军的正面作战。但太原失守后，八路军迅速挺进敌后，向山西四角的管涔山、吕梁山、恒山南段和太行、太岳山脉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显示出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1938年9月，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武汉视察抗战宣传工作，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所属演剧队全体人员，作了一场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周恩来为演剧队带来了抗日前线的战况，分析了国民革命军节节抵抗、而日军直逼武汉的不利局势，重点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围绕抗日战争的军事思想，尤其强调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这场报告使在场的爱国诗人赵启海和作曲家冼星海深受启发，于是二人合作写下歌曲《到敌人后方去》。这首歌写成不久的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歌声。

    歌曲的旋律挺拔矫健，节奏富于弹性而灵活多变，材料集中，手法精炼，描绘了游击健儿神速出击的形象。第一个插段采用类似数快板的节奏，使人联想到宣传队员在行军中打着竹板、鼓舞士气的场面；第二个插段节奏拉宽，音调变得高昂，又象是充满必胜信念的游击战士在引吭高歌。主段和插段穿插循环，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壮观景象，使游击战士乐观豪迈、机智勇敢的性格得到鲜明简洁的刻划。

    【烽火山西】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指示，开进山西的八路军，应配合友军阎锡山国民革命军的正面作战，展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而当太原失守，立即指明，太原沦陷标志着国民党军华北正面战场的结束，八路军敌后游击战争的全面开始。他命令“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规定了八路军的基本战略方针“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基本的战术原则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他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创建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一、在八路军总部的统领下，115师分兵转战晋东北、晋南、晋西、晋东南，在长城脚下四处点燃抗日烽火，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22日和25日，第115师（炮兵、辎重营留属延安八路军总留守处）奉命分两批由陕西三原县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9月25日在平型关东北设伏，歼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这一胜利，打击了日军的进攻锐气，提高了八路军的声威。随后，第115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分散转入日军翼侧及其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林彪、罗荣桓率第343旅随总部南下，到正太铁路阳泉至寿阳段两侧地区作战；聂荣臻率师独立团、骑兵营约2000人，留在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44旅在总部直接指挥下，转战于晋东北、正太铁路东段地区。11月，师部率第343旅随总部移至晋南洪洞、襄垣、屯留地区，发动群众，扩充兵员，增建了第343旅补充团。

    1938年2月，为保卫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115师师部率第343旅转战于晋西广大地区。3月2日，林彪负伤离职，陈光代理师长。中旬，在午城、井沟地区进行数次伏击战，予日军以一定杀伤。9月，在汾（阳）离（石）公路之薛公、油房坪、王家池连续伏击日军，三战三捷，挫败了日军进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而第344旅根据总部指示，于1938年1月转属第129师指挥，继续在正太铁路东段作战，并增建了第689团。3月，第344旅同115师第5支队（由第685团第2营扩编）进至晋东南地区，随后，配合第129师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4月，第689团及第5支队在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下挺进冀南。

    二120师分兵转战晋西北、雁门关、五台山、大青山和冀东、冀中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7年9月3日，第120师（陈伯钧率第718团和部分直属营留守陕甘宁边区，归八路军总留守处建制）从陕西富平县出征，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0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名称，关向应任师政治委员，李井泉任第358旅政治委员，王震任第359旅政治委员。9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和八路军总部朱德的命令，第120师师部率第358旅挺进到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359旅挺进到五台、平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9月底，第120师以第716团第2营为基础组成雁北支队，深入雁门关以北、同蒲铁路以西的日军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争，袭击了井坪、平鲁，逼近大同。同时，组成了几个地方工作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在配合国民党军同蒲铁路北段的作战，尤其是忻口战役中，第 120师先后取得了雁门关、王董堡等战斗的胜利。部队于1938年1月进行整编，将由地方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独立团分别编入358旅第714团和359旅第718、719团。全师由出发时的8200人发展到2.5万余人。

    2月下旬，日军黑田旅团和伪军共 1万余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首次围攻。120师主力在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及晋绥骑兵军的应援下，经近40天的作战，收复了苛岚、五寨等7座县城，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5月，第120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派雁北支队转进至北平（今北京）以西地区，并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地区。同时，派第359旅挺进恒山地区，开展抗日斗争。8月，以第715团等部编成大青山支队，进军塞外，协同当地蒙汉人民游击队，于同年冬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9-11月，日军5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多路围攻。第359旅在晋察冀军区指挥下，参加了反围攻作战，取得了邵家庄等战斗的胜利。第 120师其他部队为配合反围攻作战，积极向同蒲铁路北段和平绥铁路西段出击，取得了滑石片等战斗的胜利。193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 120师主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挺进冀中地区，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三纵队，扩大了兵源。

    三、129师开进山西，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30日，第129师除385旅旅部率第770团及工兵、辎重、炮兵、特务等营留守陕甘宁边区外，师部率386旅及第769团、教导团、骑兵营等部共9100余人，由陕西富平县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中共中央决定，团以上单位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改任师政治委员，王维舟任第385旅政治委员，王新亭任第386旅政治委员。10月19日，第129师的先遣部队第769团，夜袭山西代县阳明堡日军前线飞机场，毁伤飞机24架。接着，师主力部队挺进到正太（今石太）铁路以南的平定、昔阳地区，打击沿正太铁路西进的日军，先后取得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胜利。

    11月中旬，第129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示，于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地区展开，派出多批游击支队和工作团深入晋冀豫边广大地区，配合当地中共组织，建立抗日政权，组织群众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的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和晋西北120师、晋西南115师作战。

    1938年2、3月，129师在正太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沿线，展开交通破袭战和伏击战，先后取得了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胜利，共歼日军2000余人。4月初至27日，第129师在八路军总部指挥下，与第115师344旅、决死队第1、第2纵队等部共同战斗，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收复辽县（今左权）、黎城等18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

    八路军3个主力师把山西的抗日烽火点得旺旺的。薄一波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阎锡山，组建牺盟会，决死队、动委会，把山西人的抗日热情鼓得浓浓的。“牺盟会”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从1936年9月成立，到1939年12月解散，虽然只有短短３年多时间，但发展会员300余万名，是国共两党建立较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的7名常委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22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80%以上。阎锡山是牺盟会的会长，薄一波排名在最后，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薄一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这一公开的组织形式，训练和派遣特派员到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山西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特派员担任，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牺盟会极大地推动了三晋大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对全国的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决死队”全称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薄一波任政委，于1937年8月组建。自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抵抗基本结束，政府人员也差不多跑光了。旧政权虽已被日寇摧毁，但在广大农村和大多数的小城镇，日伪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华北政权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真空。这就是机遇，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共中央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宝贵的时机。毛泽东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刘少奇建议：“把八路军在三个月内扩大到10万”。那时，在华北广大地区，到处是要求抗日的民众，到处是溃兵扔下的枪支，人与枪结合起来，加上共产党的领导，立刻变成了抗击日寇的武装力量。薄一波抓住这一契机，正式向阎锡山建议，组建5至10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听了非常赞同，马上批准先组建5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他率“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约1个团兵力)，到五台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行军到盂县，遇到朱德。朱德建议他到晋东南去，因晋东南地区也是毛泽东选定的战略要地，位置十分重要。遵照朱德的指示，薄一波命令部队向晋东南上党地区转移，自己则到太和岭口(阎前线指挥所驻地)去见阎锡山。他向阎提出：“上党地区是军事重地，我要求率部队到那里去，建立一个抗战的立脚点。”阎锡山同意了薄一波的要求，并任命薄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后改为山西第三区专员公署专员)。薄一波按阎锡山的用意，他自己和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等山西人分别担任一、二、三、四纵队政治委员，保证了决死队人民军队的性质。

    “动委会”是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续范亭任主任委员。续范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竭力反对对日妥协，积极呼吁抗日。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拒不纳谏。1935年，续范亭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地写下《哭陵》一诗：“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并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他在《告民众书》中说：“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续范亭的壮举，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有力揭露和抗议，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遇救不死的续范亭继续为抗日奔走。他赞同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1937年9月，续范亭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山西，到处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

    【前线恩来】

开赴抗日前线

前线周恩来.朱德 

书写抗日标语

    抗战全面爆发，周恩来赶赴前线72天，协调国共两党在山西的具体抗战事宜。

    一、赶赴抗日前线山西太和岭。

    周恩来一行亲赴太原与阎锡山当局谈判，节俭风尚，震动了阎锡山营垒。1937年7月7日，北京郊区宛平城外的日本侵略军突然向卢沟桥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第29军奋起抵抗，酿成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八路军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开完整编誓师大会后，秣兵厉马，以高昂的战斗士气，苦练军事技术，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为了八路军尽快奔赴抗日前线，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党中央决定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北乃至中国抗战的支撑点。党中央、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立即改变行程，组成代表团，代表我党前往山西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商讨红军入晋作战的相关事宜。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已经多次。早在1936年初，红军东征结束、撤出山西后，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号召停战抗日。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先后赴西安、南京、杭州、庐山同蒋介石谈判。

    期间，山西阎锡山从自身利益出发，向我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选派高级干部入晋，共商守土保晋大计。中央相继派出了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等一批共产党人，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共同创办和发展了抗日统战组织牺盟会和新军武装决死队；后来又派彭雪枫代表八路军，在太原组建了八路军办事处。此次中共代表团成员名单中，除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外，还针对阎锡山的特点，选配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如原来与阎锡山同为五台同乡的徐向前、程子华等。徐向前是五台县东冶镇人，1925年赴广州黄埔军校参加革命，曾任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临行前，毛泽东把徐向前叫去，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徐向前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原来，我党自从派遣彭雪枫与阎锡山建立了秘密工作关系后，逐渐知道阎锡山在用人上非常注重同乡关系，尤其是五台老乡。以致山西流传一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此话虽有些夸张，可也并非虚言。因此，我党派阎锡山的五台同乡徐向前去山西协同周恩来做统战工作的意义自然不同凡响。

    1937年9月5日，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肖克、徐向前、程子华从延安出发，费了一番周折，渡过黄河，在山西南部黄河边的风陵渡，搭乘梁化之带来的两节专列火车。梁化之是阎锡山派来的心腹、上校军官。他对周恩来一行十分殷勤。列车隆隆向太原开进。周恩来作为与阎锡山谈判的首席代表，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途中，周恩来把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讲解给随行的同志听。他说：“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出现的新形势，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要很好地理解这个思想，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对友军，像东北军、西北军等，要联合、要团结；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对待，促使他们向抗日方面转化，这样对革命就有利了。”听了讲解，大家对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

    该吃饭了，阎锡山官员准备用丰盛的菜肴款待周恩来一行。一位官员毕恭毕敬递上一份密密麻麻字样的菜谱单，请周恩来点菜，并问是吃中餐还是西餐。周恩来对名目繁多的菜谱扫了一眼，婉言谢绝说：“如今国难当头，一切从简。只要给我下碗面条，放点豆芽就行了。”此话使专列上的阎锡山官员很受震动。一个中级官员悄声对周的警卫员廖其康说：“你们共产党，这么个大人物出来，既没有带多少随员，又不肯吃宴席。要是我们的将军、司令出去，什么夫人、小姐、随从、招待一大堆，什么弹子球、麻将牌，玩个痛快，什么山珍海味，大吃大喝，奢侈极了，你们周将军真是廉洁可敬啊！”9月6日，列车抵达太原。阎方在太原火车站排起仪仗队，奏起军乐，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用早已备好的专车把周恩来一行接进设在东缉虎营街傅公祠院内的绥靖公署高级招待所。当晚，负责接待的官员在餐厅宴请周恩来，又请周点菜。周恩来说：“不必这样豪华，只要吃点素菜米饭就可以了。”他只选了几种最普通的菜。招待所官员看到此情景，惊叹地说：“来我们这儿的贵宾，还从没有点过你要的这几种饭菜哩！”周恩来听了，只是爽朗地笑了笑。饭后，周恩来对徐向前等人低声说：“这里进进出出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彭雪枫那里住吧！”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谢绝了阎方官员要其住高级招待所的邀请，住进了位于成成中学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七.七事变后，山西形势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经逼近晋东北边境。攻陷张家口之敌正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路西进，直指大同；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意在突破恒山要隘天镇县，直逼太原。攻陷南口之敌，则沿平汉路南下，企图夺取保定、石家庄，进犯娘子关，从晋东楔入。一时间，战况吃紧，太原城里人心惶惶。为堵截日军，阎锡山已于同年8月底在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口（原属崞县，今属代县）设立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亲自坐镇督战指挥。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约见了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刘少奇汇报了山西采取多种形式团结、支持山西新派，开展抗日救亡的情况，周听后表示赞成。彭雪枫向周恩来汇报了8月31日，他到太和岭口与阎锡山交谈战局的情况。周恩来仔细听着，有时插话问些关键性的问题。最后，周恩来说：“看来你们在这里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基础。在南京时，我就对阎长官说过，山西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日本对山西早已下了吞占的决心。华北日军的精锐已从东北面向山西强攻，大战不可避免。阎锡山要我们的军队全部开往晋东北，在晋察绥冀交界处抵挡日军进攻。当时我明确提出，红军入晋后不可能担当正面阻击日军的作战任务，我们的军队可以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做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牵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以后，我把这一意见与蒋介石、何应钦谈了，他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这次我来，就是要同阎锡山具体商谈我军活动区域、指挥关系、后勤补给问题。林彪部、贺龙部很快就会开上来，必须在他们到太原前见到阎锡山。我打算连夜出发，德怀、向前、雪枫和我一起去，看来只能在车上睡觉了。”

    6日漆黑的夜晚，在梁化之陪同下，周恩来一行不顾旅途疲劳，乘汽车向北驶去。一路上，赶往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匆匆行军，周恩来乘的车想快也快不起来。直到7日凌晨才赶到太和岭口阎锡山的行营。

    二、太和岭达成八路军抗战事宜。

    周恩来帮阎写出第二战区作战计划。阎赞扬说，周先生确实是个人才。计划提到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战总会”问题。连日来，阎锡山异常焦躁。日军东条师团和板垣师团的4、5万兵马向天镇县发动进攻后，第二战区的晋东北抗战被迫分为保卫晋东北重镇大同的战役和抗击日军进犯山西的天镇战役两部分。周恩来到达太和岭口时，阎锡山刚刚得到天镇方面打退日军进攻的消息，布满血丝的两眼，呈现出难得的欣喜目光。“欢迎!欢迎!周先生，你们来得太及时了!”阎锡山对周恩来一行的到来，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并与周恩来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周恩来把随行的三人一一介绍给阎锡山。阎听了介绍，整了整衣装，伸出右手，分别与彭德怀等紧紧握手。当介绍到徐向前时，阎锡山热情握手寒暄说：“向前是我的五台老乡，一代将才，久仰!久仰!”阎曾对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有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他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徐向前和阎锡山同是五台人。徐在东冶镇永安村，阎在河边村，两村隔河相望。徐向前了解阎锡山的历史，来山西的路上，他告诉周恩来，辛亥革命前，阎锡山东渡日本，就读于振武学校，冈村宁次是他的队长，板垣征四郎当过他的教官，土肥原贤二和他是同学。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还保持着交往。阎锡山著有《军国主义谭》一书，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和平”和德国的“铁血主义”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经过10年内战，徐向前对阎锡山看得更清楚了。他对周恩来说：“阎锡山对付共产党的手腕，不亚于蒋介石。”周恩来很重视徐向前的意见。来岭口的路上，他已思谋好对付阎锡山的方略。阎锡山转过身来，把一位中年将官拉到周恩来面前介绍说；“这是我特别请来的高参，大名鼎鼎的续范亭将军。”周恩来伸出双手，紧紧握住续范亭的右手，声音洪亮地说：“将军英名，恩来早已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不胜荣幸。希望将军与我军精诚合作，共赴国难，保卫山西，保卫华北！”续范亭异常激动，坚定地说：“范亭愿与贵军共举抗战旗帜，誓死保我国土！”阎锡山与周恩来虽是初见，却不能不对他的这位客人刮目相看。他知道，早在20年代，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20几岁的周恩来就担任了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多少年来，周恩来一直是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物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获蒋介石，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到西安说服了张、杨，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一个周恩来，加上彭德怀、徐向前、彭雪枫，这样的谈判对手，阎锡山岂敢轻视。他有些手忙脚乱，心里没底。“周先生，诸位一路辛苦，休息一下再谈，如何?”阎锡山边由梁化之搀扶落座，边寒暄说。“谢谢阎先生的关照，请不必客气。”周恩来欠了欠身子，接着又说：“我们军队正在开往前线，许多事情需要立即与阎先生面谈。八路军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我们全军愿意接受司令长官的节制，以后还要请阎先生多多指教。”“好，好。”阎锡山显出一副极为高兴的神情，请周恩来等入座，正式开始谈判。阎首先介绍了山西的战局和自己的看法。“日军向山西进攻势在必行，我决心在大同、雁门关一带部署兵力，以多年修建的防御工事，堵截日军。然而，战局并不乐观，随着南口、张家口失守，山西天镇失守在所难免。届时，大同将面临威胁。”“依我看，日军是想速战速决。在华北，占领山西是他的重点。敌人希望我们集中兵力与他作战。这样他可借助他的飞机大炮，大量杀伤我军，达到速战速决目的。我军决不能上当。要发挥我之长处，不要死守一处硬拼，要利用熟悉的地形主动出击，实行侧击、伏击，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周恩来的一席话，正点到阎锡山用兵的软肋。他看了看对方不自然的表情，接着说：“关于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区域和作战方针，在南京已商定。我军来后，将在晋察绥冀四省交界区、以阜平为中心的11个县活动，以山地战和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的日军，配合贵军作战。我们要在五台山一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依托险峻的山势牵制打击敌人。”周恩来一边说，阎锡山一边点头赞成，惊叹这位共产党领导分析战局的精辟性和表述观点的准确性。“阎先生，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全民族的抗战。我们进行抗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广大群众是要抗日的。为此，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大纲领。”他详细介绍了我党的统战政策的有关内容。听了周恩来关于要发动群众的一席话，阎锡山连忙接过来说：“我知道这是重要的工作，前年在南京开会时，我首先提出的就是武装民众500万，到现在尚未得到指示。眼下战况吃紧，可以在第二战区首先试行。”周恩来看着身边的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对阎锡山说：“我们赞同阎先生的意见。并请阎先生考虑，战地群众的动员问题，是否应该有组织进行?”“对，对。我们有了‘牺盟会’、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战地动员可以再成立一个组织。”经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在绥远、察哈尔、晋北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会由中共、牺盟和其它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由我方拟出行动纲领，待阎锡山同意后试行。谈判还就山西抗战的一些其它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判中，周恩来机智灵活，侃侃而谈，说得阎锡山时而心服口服，时而难以对答。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在大同。傅部自从编入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后，阎就对他吃不透，不大放心。他坦率提出，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能否即刻到大同走一遭，见一见傅作义，疏通关系，搞好大同会战。周恩来一口答应了。8日，周恩来等人赴大同与傅作义一夜长谈，傅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指挥。徐向前说：“恩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当夜周恩来返回岭口，阎锡山又约谈判，主要是商谈坚持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各要卡的国防工事问题。此时，心急火燎的阎锡山仿佛已不把周恩来一行当成谈判代表，而是当成他的军事顾问团。阎锡山对周恩来的军事才华十分钦佩，提出“周先生，如今战况吃紧，我则仓促上阵，百事没个头绪，能否帮我拟定一个第二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满口答应说：“国难当头，我理当效尽微薄之力。作战计划一两天就给你拿出来。”当晚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商量了一下，一夜功夫，计划写成了。第二天交到阎锡山手里，阎锡山看后十分吃惊，连声说：“共产党里真有大人才!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周先生的确是个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人才的。”

    周恩来深知，和阎锡山谈判，在对方危难中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样做容易与对方感情上进行沟通，增加相互间的信任，消除对方的戒心，为下一步谈判奠定良好的基础。在与阎锡山的多次接触中，针对阎在雁门关一带部署阵地防御战的情况，他建议阎锡山不要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可惜，周恩来的建议，阎锡山后来并未采纳。经过国共双方会谈，周恩来同阎锡山商定：1.八路军路过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时，晋军不得阻拦；2.途中所需粮草，就地筹集，山西各地政府不得刁难，并协助接济吃住问题。徐向前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与阎锡山谈判的准备工作。彭雪枫到山西一年多，建立了各种联系，统一战线工作已有相当的基础。在阎锡山组织的各种群众团体---如“自强救国同志会”“牺牲救国同盟会”中，有一批秘密的共产党员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1936年10月间，薄一波回山西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务秘书，是“牺盟会”的实际负责人。阎锡山从空喊“自强救国”不讲抗日，到提出“守土抗战”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三、运筹帷幄，配合国军正面战场作战。

    结束太和岭口之行，周恩来9日回到太原。这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乘车来到了太原。周恩来亲自到车站把朱德一行迎到八路军办事处，随行的还有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和副参谋长左权等。太原已处于临战状态。9-20日，雁北的阳高、天镇、大同、广灵、浑源等县相继失守，日军板垣师团两个大队从灵丘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东条师团由大同、怀仁南下，向内长城防线进攻。太原城内的阎锡山军政要员眼看晋西北连失城池，感到日军威胁日益逼近，一些人偷偷地开始向外疏散财产和家眷。此时，阎锡山在太和岭口行营调兵遣将，欲在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一线布防，凭借长城一线山地有利地形，设阵阻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还电请八路军迅速北上，到晋东北平型关一线阻击敌人。19日，阎锡山得知朱德来太原，当天向周恩来、朱德发电，要他们速到太和岭口，共商两军合作阻敌要事。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屋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前方军分会成立于8月29日，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成员由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领导3个师的军政委员会。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参加会议。会议由朱德主持，刘少奇、邓小平、彭雪枫列席。朱德首先发言：“关于山西的战局，周副主席已向我通报，并向中央作了报告。今日接连收到毛主席的几份电报，就我军在山西和华北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新的意见。最主要是改变原定我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计划。现在日军把进攻的重点已放在恒山方面。恒山山脉已成为敌军在华北三省的战略中枢。阎锡山亲自指挥晋北作战，未能阻挡住敌人，他的军队已失锐气，因此要求我军快速北上参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军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到晋东北恒山山脉，必将陷于被动地位。中央要求，应改变原来的部署，部队展开于敌人的侧翼，牵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现在，林彪师已奉命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正在侦察敌情，察看地形。他们以五台山为活动中心。如果战局不利于我军时则南移，进入太行山区活动。贺龙师要在晋西北，以管涔山和吕梁山北部为活动地区；伯承师还没有来山西，他们将来在晋南太岳山区活动。当前最当紧的是，在晋东北配合晋绥军侧击敌人。总部要到五台去，便于就近指挥。”周恩来补充说：“中央决定改变我军原来的部署，是从山西战局的发展实际和我军将在山西全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两个方面考虑的。我已同阎锡山交涉过，他同意林彪师在晋东北，贺龙师到晋西北。现在，贺龙师已到忻县，昨天彭副总司令已在忻县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贺龙师速赴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和大同方面游击，有效牵制南进日军的指示。贺龙师的358旅要向管涔山挺进，359旅要向东到五台以北相机活动，由总部直接指挥。目前这个部署是，一面支援晋绥军正面作战，一面在山区自行展开游击作战。今晨毛主席又发来一封电报，请彭副总司令传达。”周恩来说完，彭德怀拿出刚刚收到的毛泽东给他的电报说：“17日毛主席发来关于改变我军全部集结于恒山的原定部署后，我于18日回了一封电报，提出在落实中央新的部署时，要使敌人虽然深入山西，但处于我军游击战争四面包围中的意见。刚才周副主席讲的毛主席关于贺龙师的意见，是19日发来的。在那封电报中还强调指出，‘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事部署应远看一步’。今日的电报，进一步说明我军的方针。毛主席特别强调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以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不以集中打仗为主。下面，我读一下来电全文……”大家对毛主席的电报指示，一致表示赞成。在讨论中，彭雪枫通报了他16日到太和岭口同阎锡山谈判的情况。阎锡山提出，他要在平型关组织围歼日军的战役，要求八路军配合。快人快语的彭德怀这时发表意见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山西的形势，我认为我军可以集中一部配合晋绥军侧击平型关的敌人。这一仗是我军进入山西后的第一仗。一定要组织好，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和民心。”朱德说：“我看可以让林彪师担任平型关方面的作战任务。具体方案，待我和周副主席见阎锡山后，再下达作战命令。”

    自从回到太原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条例。这个条例规定，战地动员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抗日群众团体共同组成，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锡山看到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让了，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不归他管了。对于“战总会”的领导权问题，周恩来估计到阎锡山不可能同意，曾找薄一波事先进行了研究。如果阎锡山不同意的话，就由薄一波去说服他。薄一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太和岭口对阎锡山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军那里夺回来的，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只好如此。当我党派南汉宸到岭口阎锡山处呈送“战总会”的工作纲领和组织条例后，他仅对个别字句做了一点改动，便予以批准。“战总会”的主任委员，由著名爱国人士续范亭担任。续范亭是山西崞县(今原平)人，早年参加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左派。民国初年，因反对阎锡山拥袁称帝，被阎通缉，离开山西。曾任国民第三军混成旅旅长、国民联军军政学校校长等职。1935年因愤恨蒋介石对内剿共、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以铭抗日报国之志。经抢救未死。西安事变时，他亲见共产党不计较党派恩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合作抗日，对共产党十分崇敬。华北抗战开始前夕，他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以杨虎城代表的身份，回山西推动阎锡山抗日。后任二战区高级参议。共产党和阎锡山当局结成统一战线，由他出任战总会主任委员，双方都可以接受。续范亭相信共产党，这是经过周恩来多次接触、谈话、帮助，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在“战总会”，共产党方面参加的委员有：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程子华等。其中南汉宸为组织部副部长，程子华为武装部部长，二人均为常驻委员，负责“战总会”的日常工作。因为武装部是抓枪杆子、抓军队的，这是“战总会”的一个关键职位，阎锡山要委派他的军官来担任，我党坚持要派我们的干部担任，国共双方曾有争议。为了争取这一职位，周恩来对阎锡山说：“‘战总会’要在敌人后方打游击战争，我们的干部有经验，你们的军官这方面就不行。”阎锡山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由我方人员担任武装部长。根据协议，“战总会”除由阎方和中共各派代表若干人外，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政府、战地驻军、牺盟会、公道团、学联、教联各派代表1-3人组成。在组织原则上实行民主集中制；除上面提到的任职情况外，阎方则派出代表梁化之任组织部部长，郭宗汾任武装部副部长，王光尊任动员部部长(未到职)，副部长由共产党员、以“社会名流”身份出现的武新宇担任。宣传部长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未到职)，后由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赵宗复作为阎方代理人(后期由段云负责)；锄奸部长由国民党左派郭任之担任，郭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上述领导成员的组成结构来看，可以保证我党对“战总会”的实际领导权。我党还在“战总会”建立了不公开的领导机构---高级党团。程子华任党团书记，直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分会及120师贺龙、关向应领导。9月20日黄昏，夕阳残照、群情振奋。在太原侯家巷的山西大学，“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召开了成立大会。热烈的掌声中，续范亭在会上讲话并宣布了“战总会”的纲领、条例。“战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第一个战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诞生。周恩来等人与阎锡山协调成立的“战总会”，南汉宸称它为“中华民族的小宝宝”。它向世人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从此，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境内活动就有了合法的招牌，一些我党、我军不便出面的抗日活动，就以“战总会”名义去办，这真是“一杆大旗迎风飘，抗日救亡掀高潮”。

    21日下午，朱德、周恩来仍由彭雪枫陪同，由阎锡山派人护送，向太和岭口进发；22日上午到达，还来不及休息，他们立即进入指挥部的窑洞中进行谈判。雁北高寒地区，古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汉时期，杨家将就曾率部与辽兵在这里喋血大战，留下了千古佳话。今天，这里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战争风烟：板垣师团已在平型关与晋绥军接触，以强攻手段占领了平型关东北面的东跑池地区，逼近了平型关防线……在洽谈会上，阎锡山介绍了当前的敌情，他同意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还商谈了八路军的游击区、兵力驻扎和使用等问题；还提出要115师帮助他抵抗从平型关方向进攻的日军。对此，周恩来和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并答应了阎锡山的要求，和阎具体研究了平型关战役计划。周恩来还向第二战区正副司令阎锡山、黄绍竑提出：我党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为使华北抗战持久，必须使山西等省成为抗战游击根据地，我建议将山西省分成若干个军区进行独立作战，晋军除要伏击、侧击敌军外，也应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周还提出了关于动员民众、短期训练游击干部和政工干部、疏散资财、转移军工企业等一系列计划，受到阎、黄的高度赞赏。期间，阎对朱、周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满口答应---比如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对于不积极抗日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八路军组织的游击队发枪；允许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等。谈判结束后，阎锡山非常高兴，邀请朱德、周恩来一行到他家乡五台县河边村去做客。

    23日，周恩来返回太原。次日，朱德、彭德怀批准了平型关作战方案。阎锡山调集了8个团交给林彪指挥，以示“精诚团结”。根据部署，将八路军115师开到五台、灵丘，配合友军布防于平型关一带，在侧翼伺机歼敌。25日，板垣师团21旅团4000余人大摇大摆开至平型关一带。八路军115师迎头痛击，激战一日，1000多名日军被歼灭在山谷中，缴获日军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溃败的日军从阎锡山部队负责阻击的东跑池方向突围，阎军8个团竟按兵不动，使日军乘隙逃脱。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也激励了第二战区友军的抗战士气。

    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周恩来、徐向前等热情接待学生来访，广泛宣传抗日救亡。一时间，太原成了吸引全国青年向往的明灯。坝陵桥街成成中学，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设在这里。周恩来住在距校门不远的一间教室里。中间一块白布隔成两间，里面放一张木床，是寝室；外间是办公室，靠窗处用两张课桌对起来，就是办公桌。陈设十分简陋。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当天，周恩来发现，山西国共合作的局面刚刚打开，但团结友军共同抗战，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亲自去督办，自己暂时还不宜离开。于是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暂留太原，不往他处，以便使华北游击局面得以开展，不因正规战失败而毫无所成”。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在太原期间，周恩来经常接见华北地方党政领导同志，接见抗日进步团体负责人和进步人士，对太原和山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了许多宝贵的具体指示。他一再指示华北各地方党组织和八路军要以自己的公开名义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对周恩来的了解，莫过于他的警卫员廖其康了。记得邓颖超在西安送别他们到太原时，就一再嘱咐，老周的身体一直欠佳，常流鼻血。一定要注意。来太原后，由于过度劳累，加上气候不适，周恩来更是经常流鼻血。可是，无论小廖怎样劝他注意休息，劝他看病吃药，他都不放在心上。鼻子流血了，往往随便塞上点棉花，就又继续工作了。真叫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心疼。有一次，周恩来鼻子流血不止，小廖再三劝他到医院看一下，他执意不肯。廖其康只好向办事处处长彭雪枫汇报这个情况。几个人商量后，决定请医生给他诊治一下。医生检查了周的病情，再三劝他多注意休息，不可过分劳累。可是周恩来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仍像往常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有时实在累了，就伏在书案上打个盹，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片刻。这简直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对周恩来在长期革命斗争环境中养成的这种习惯，初当警卫员的小廖还不了解。有次他在门外担任警卫，透过微开的门缝，发现周恩来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小腿一大截还在床外边。他很担心首长着凉，于是轻轻推开门进去，悄悄给他脱了鞋子，又轻轻把他的小腿移到床上。他满以为周副主席这下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可没想到却惊醒了他。周恩来翻身起来穿上鞋，揉揉眼睛，又到书桌前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看到这种情况，小廖又心疼，又担心，鼓起勇气提意见，希望他为革命保重身体。周恩来听了，却爽朗地笑着说：“这样好啊，既方便，又迅速，适合战争环境嘛!”从此以后，小廖见到周恩来和衣躺着，就轻轻地为他盖上毯子，再也不敢去惊动他了。

    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徐向前也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太原有不少五台人在阎锡山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任职。徐向前就利用同学同乡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有时陪周恩来出去，有时单独出去。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什么同乡宴、校友会、群众集会，徐向前是逢请必到，每到必讲。外出多了，警卫人员怕出事，经常抱怨他。徐向前总是笑着说：“放心吧，群众会保护我的，阎锡山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太原有一批平津流亡学生，聚集在太原教育公会自省堂。他们自“一二•九”运动时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可抗日战争真打起来了，他们又束手无策。徐向前应老同学的邀请到会，向几百名热血青年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说：“要做好抗日工作，首先要有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做好抗日工作。其次，要有过艰苦生活的准备。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但要靠流血流汗、艰苦奋斗才能得来。万事开头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打退堂鼓。第三，就是要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离开了民众，只身奋斗，将一事无成。”与会青年听了徐向前的话，群情振奋，极大鼓舞了抗战的信心。

    太原国民师范是徐向前的母校，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中共山西省工委决定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开一个大会，由薄一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4000余名学员参加，由徐向前陪同，周恩来出面做一次政治报告。消息传出，省城一时轰动。“周将军到了太原!”“周代表要给我们做报告了!”人们奔走相告。这天，小北门外的国师礼堂内外，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年仅39岁的周恩来风华正茂，仪表堂堂，身穿黑色旧呢制服，头戴旧呢帽，脚蹬一双黑色硬底皮鞋，向热烈鼓掌的各界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他走上讲台，在扩音器旁，开始了他那扣人心弦的报告。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多难的民族，远的不说，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哪一次不是割地赔款、人民受难?如今，日本入侵，国难当头，我们全国各界要不分信仰、不分阶级、不分民族，团结起来，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取得最后胜利，……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抗战，不决定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有坚持下去，才能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胜利。最后，他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周恩来足足讲了4个小时，台下鸦雀无声，讲到精彩之处，时常被阵阵掌声所打断。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折服了。在太原期间，周恩来经常接见各方来的知名人士。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说：“我在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我在未见到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一见，个个都是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谈及抗日的问题，他们都是喜形于色，抱着极大的乐观。问他们的利益，回答得很简单，说‘全在于组织民众’。周说：‘这种长期的斗争．若不把民众组织起来，纵有优良的武器，都是无用的；况且我们的武器还不如人家呢。’徐说：‘组织民众必须要深入民间，与百姓同甘共苦，替老百姓解决困难。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打在老百姓一块．老百姓才肯拿出力量来。我方到处是营垒，对方到处是敌人，所以敌人就不打而渍了。”

    周恩来还应太原女子师范学校(现七中校址)的邀请，参加了该校的师生座谈会。他亲切地询问了女师创办的时间，培养了多少学生，现在还有多少学生，目前学生思想状况如何。几天后，十几名学生和教师兴致勃勃地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帮助他(她)们上前线打日本。周恩来正在办公室写文章，听到学生们热烈的谈笑声，便放下笔，走出办公室，高兴地接待了他们。他饶有风趣地让彭雪枫把前线缴获的战利品拿给学生们品尝；给学生们讲述了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告诉说：“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他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但他们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是不得人心的，而我们的抗战却是正义的，是得到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支持的，因此，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学生，会唱歌、画画、演戏，这些，也可以为抗日做贡献!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那里有抗日军政大学，有陕北公学，有鲁迅艺术学院。我们欢迎你们到那里去。但是，目前延安还是很艰苦的，没有楼房，没有电灯，没有大米白面。你们要到延安去，就要准备去经受锻炼，去经受风浪。”最后，周恩来鼓励青年学生要敢于到敌占区去，敢于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群众一起去进行斗争，使自己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争取新中国的早日建立。周恩来的谈话，给了这些学生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不少青年在我党的支持帮助下，或去延安上了“抗大”，或直接奔赴抗日前线，或参加了太原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点燃了人生道路上的灿烂火花。

    五、力挽狂澜 ，正确处置忻口、太原会战。

    随着山西抗战南移，阎锡山回到太原，调集8万兵力准备在忻口一带与日军会战，守卫太原最后一道屏障。在太原，白天日军飞机轰炸，每到晚上6点钟，周恩来常常只带小廖一个警卫员，前往府东街山西督军府会议室，同阎锡山谈判。每次谈判，周恩来都反复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和政治主张，循循善诱，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在一次宴会上，他对出席作陪的阎锡山官员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大敌，是全国各界人民的大敌，也是山西军民的大敌。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山西人民的愿望。要使山西全体同胞不当亡国奴，就只有联合起来打日本。”他的讲话，博得与会人士的热情赞扬，阎锡山点头附和。山西雁北13个县失守后，阎锡山口头上高喊“守土抗战”，内心里对日军却怕得要命，他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担心日军真能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周恩来针对阎锡山的“恐日病”，在一次会上指出：“日军的吹嘘只能吓倒那些胆小的人。中国确实有些人被日军吓昏了，节节退让，放弃抵抗，而我们八路军是吓不倒的。平型关大捷就是证明。全国人民是吓不倒的，各地抗战情绪越来越高。”接着，把话题一转，说：“你阎司令长官也是吓不倒的!”阎锡山忙说：“那当然!那当然!”周恩来接着说：“日军吹嘘三个月灭亡中国，完全是妄想，我们有几亿人民，只要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持久地跟鬼子干，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阎锡山吃了这个定心丸，来了勇气，说：“请周先生放心，我就是背着棺材也要抗战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喜欢言必行，行必果。愿阎司令长官用实际行动实行诺言!”

    10月6日晚上，在太原绥靖公署大院内作战室，阎锡山、黄绍闳、卫立煌、傅作义等战区高级将领，全神贯注地倾听周恩来对目前战局的分析：“平型关一战，打乱了日本对华北的作战计划，引起日本内阁、军部以至天皇的不满。日本中央统帅部已看到，如果占领不了山西，要想控制华北，十分困难。日前获悉，日本中央统帅部已于l0月1日发出112号令，命令华北方面军立即调集兵力发动太原作战。寺内大将已命令刚从关东军转入内长城线以南的各部队统一归板垣指挥，以第5师团为主力，实施太原作战。同时，华北方面军又组织在平汉路的香月清司中将所属的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中将的大部分兵力，沿正太线到井陉以西要地，切断了山西方面中国守军的交通，准备策应板垣师团作战。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先生早在9月29日就已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目前长城抗战只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为了配合贵军在忻口作战，保卫山西，我129师刘伯承部已经向山西挺进；同时，我115师林彪部正寻机在日军后方空虚处袭扰敌人。我军愿真诚和贵军合作，拥护阎司令长官，共同打好忻口会战，保卫太原，保卫山西。”阎锡山及在座将领都很佩服周恩来对形势的清晰分析和积极主动配合国民党军的态度。早在几天前，周恩来仔细研究了忻口的自然条件和兵力分布情况，对阎锡山以主力用在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主张左右进行游击，中间以小部队牵制当面之敌，以主力把日军诱到代县、忻口一带，求得侧面出击，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这一方案，得到阎锡山、程潜、卫立煌、傅作义等将领的一致赞同。晋军将领陈长捷回忆道：“他(周恩来)为我们讲述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由于阎锡山一贯偏重于正面堵击的打法，忻口会战中并未完全按周恩来的作战方略去打。

    6日的会上，阎、黄、卫、傅和周恩来达成了国共军队共同参加忻口战役的协议。确定周恩来携电台随阎锡山行动，和阎、黄、卫、傅统一指挥参战各部队：右翼晋军10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守卫太原。徐向前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带一个工作小组到五台山前线向友军军官宣传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介绍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极大地鼓舞了友军的战斗士气。后来，他又奉命到了晋东南八路军129师抗战前线。忻口战役部署完毕，阎锡山决心拉开架势和日本人拼一下了。雁北会战，晋绥军一触即溃，他感到士气不振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来个“挥泪斩马谡”，很难稳住军心。于是，他拿在天镇失守的晋军61军军长李服膺祭刀问斩。虽然阎锡山此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也确实起到了激励士气的作用。日军向崞县、原平发起进攻时，两地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战。8日崞县失守；11日，原平守军第196旅姜玉贞旅长率部与敌浴血搏斗，全部壮烈牺牲。原平失陷。崞县、原平守军的数日激战，为国共军队集结部署忻口争取了时间。忻口战役一直持续了23天，歼灭日军1万余人。中国军队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国民党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都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随着局势的发展，阎锡山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八路军129师调防，到忻口正面堵击敌人，以达到他既削弱共军又保住自己地盘的目的。因周恩来事先从徐向前口中得到这个信息，当即识破阎的诡计，针锋相对指出：“正面堵击的这种打法，势必损失大，胜算小，正面堵击不如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我们八路军不赞成正面与敌人硬拼，只能在侧后协同游击。”阎锡山只得同意。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正因为八路军在侧翼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取得了雁门关伏击战和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一系列重大战斗的胜利，截断了敌人的后方交通线，才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使忻口会战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成为国共两军合作抗日的光辉战例之一。卫立煌在忻口会战结束后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看来，没把129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正当忻口战役、中日两军对峙不下之际，传来娘子关失守的消息。由于阎锡山没有听取周恩来加强娘子关防守的意见，只派了几个地方保安旅去守关，结果造成娘子关失陷，太原顿时处于东、北日军的两面夹击中。阎锡山不得不下令放弃忻口，收缩兵力，进行太原保卫战的最后部署。

    11月2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太原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讨论由谁来守卫太原城。人们都知道这是个难干的差事，谁都不愿开口说话。后来多数人提出，让守城名将傅作义指挥守城。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动议，是因为他过去曾有镇守涿州抵挡奉军三个月之久的传奇佳话，在去年绥东和百灵庙抗战中，又击溃日伪军，大获全胜。面对众望，傅说：“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来守吧!”阎表示同意，并决定依城野战。但对守城部署未作详细讨论，即行散会。周恩来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对傅作义毅然担任守太原城的任务表示赞扬。并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傅回去后，告诉部属王克俊说：“决定由我们守城了。”并把周恩来向他所讲的话叙述了一遍，还说：“把周代表所讲的话记录下来。”两天后，傅作义刚刚作好守城部署，下属就来报告，中央军和其他晋绥军根本没有进入预定的作战位置，都南撤走了。他突然发觉自己已成孤军奋战，遂写好了与家人诀别的书信。4日晚，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的陪同下，专程来访傅作义将军。二位的到来，使傅作义又惊又喜，他万没有想到，在大敌当前、大战在即的严重时刻，这二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会来这里。“傅将军，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来作不速之客吧?”周恩来的问话把傅作义从惊愕中唤了回来。他急忙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周、卫二人的手说：“是想不到。但宜生任何时候都欢迎二位大驾光临。”说着将二位客人拉到沙发上坐下。“宜生兄，我和周将军来访是与你商讨守城事宜的。同时为我的部队在撤退中失去掌握，没有进入既定阵地来向你请罪。”卫立煌说。“俊如兄，你这是哪里的话?”傅作义道。卫接着说：“板垣这只狐狸，知你镇守太原，已改变了速战速决的主意，这样就为大军的南撤争取了时间。你未曾出战，就已经立下汗马功劳了。现在太原依城野战已成一纸空文，你应见机行动，相机撤退。”周恩来微笑着说：“现在我们已发出命令，120师正在忻口通往太原的路上多处设伏，延缓和阻击敌人追击。115师343旅设伏于昔阳县广阳镇，毙敌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马匹。八路军助你一臂之力这是可以的，也是现实的。平型关、忻口战役便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有一点应当说明，我们之间在战略方针上是有很大分歧的。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战争之伟力，在于民众之中。傅将军勇敢善战，誓死抗日，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战争，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小国，这就决定了战争的性质是持久的战争。因此，所谓‘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为着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与敌人进行一些毫无希望的决战，也是不可取的。”“如果国家需要是值得的，死亦为鬼雄嘛!可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活得更好。目前在掩护大部队南撤后，太原已经没有固守的必要。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持久的抗日战争需要傅将军这样的抗日军人，需要35军这样久经考验的抗日部队。”“宜生兄，周将军对我说，为了让你在阎锡山那里好交账，由我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给你一道手令，完成任务后，相机撤退。我这就给你。”卫立煌说着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写好的命令。周恩来就是这样在前线指挥、指导抗日战争。

    六、现场指导八路军办事处做好前方急需的人员、物资、情报工作。

    在血与火笼罩的太原城，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而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仍在继续工作。自10月下旬以来，日军三面合围太原，中央军、晋绥军节节败退，太原形势危在旦夕。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沉着镇定，一方面通过电台不断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工作，另一方面，布置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南迁。他亲自选定撤退日期和撤退路线，还亲自把一批批撤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送走，而他自己却留下机要组长李金德，王先文等三位机要人员和警卫员小廖，继续在办事处坚持工作。周围同志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劝他尽快离开这危险境地。可周恩来临危不惧，说：“没关系，没关系，守城司令傅作义还能抵挡一阵，眼下日本人还打不进来。”

    11月5日，周恩来处理完全部工作，这才镇静如常地问：“阎锡山走了没有?”同志们告诉他：“他早跑得不见影儿了!”周恩来这才从容不迫地说：“好吧，那我们也走吧!”这真是一个危险的夜晚。大街上，可以看到远处不时爆炸的火光，听到清脆的枪炮声。随行人员提着发报机、公文包，跟着首长在断壁残垣下的瓦砾路上穿行。当走出水西门时，只见一片混乱凄惨的景象。沿途逃难的人群携儿带女，哭爹叫娘，而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却只顾自己逃命，根本不管群众的死活，拼命同群众抢道。他们坐着军车、装甲车横冲直撞，把许多老百姓挤到路边的田地里，有的挤倒在马路上。有的国民党士兵见老百姓没有及时让道，便抡起枪托殴打逃难群众。目睹这一片触目惊心的场景和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胡作非为，周恩来紧皱双眉，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对广大群众深重苦难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和忧虑。

    突然，周恩来转身向城内走去，相随的同志们都大吃一惊：眼看日军就要打进城来了，怎么还往城里去呢?想到他往回走自有他的道理，大家不便多问，只得跟着往回返。周恩来见大家面露惊疑之色，边走边果断地说：“走!找他们的城防司令部去!”他们赶到设在太原绥靖公署内的城防司令部，找到一个参谋长，随行人员介绍了周恩来的身份。周恩来十分严肃地提出：“现在城区秩序十分混乱，当兵的和百姓抢道，甚至还殴打难民，太不像话了!我提议，1.马上命令国民党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原地休息待命；2.立即组织工兵抢修被兵车压坏的汾河大桥!3.命令部队，不准同逃难的百姓抢道，不准打骂逃难的群众，还要负责掩护群众在次日拂晓前安全渡过汾河!”这位参谋长听了周恩来的一番话，连连点头说：“周先生，您的指示，我们一定照办!”周恩来这才带领随行人员第二次出走水西门。来到汾河桥边，只见河边的木桥桥面已经损坏，桥上堆了不少破烂的车辆，还有一些人扔下乱七八糟的东西，桥中间只有一尺多宽可以过人。过桥的人很多，桥面非常拥挤。这时，轰鸣的枪炮声已经越来越近了，大家都意识到，要是今天晚上过不了汾河，明天早上日军一到，后果将不堪设想!随行同志都为周恩来捏了一把汗!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沉着镇定地嘱咐大家：“一定要在拂晓前过去!文件包要保管好，发报机要带好，一个跟一个，不能掉队，跟我来!”说完，周恩来就领着大家往桥西头方向走去。他这时已不像一个需要护卫的首长，更像一个身先士卒的指挥员，在炮火中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他不时回头召唤4个工作人员：“快点跟上，别掉队!快点跟上，把公文包带好!”在通过一个只有一尺宽的独木桥板时，周恩来把同志们一个一个牵过去，又带领大家穿过拥挤在桥上的牲口和车辆，乘上八路军办事处预先停放在这里的一辆汽车，驶上了去汾阳的公路。

    第二天车抵达汾阳，周恩来叫司机把车开进三皇庙街与城隍庙之间、我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供给部临时兵站的大院内。看到大院内堆放着许多棉花和布匹，周恩来顾不上旅途的劳顿，顾不上洗脸和吃饭，立即召集前总供给部和兵站领导人开会。他郑重地指出：“天一天天冷了，前线八路军急需棉军装，汾阳兵站储存的棉花、布匹对我们军队极为重要。目前太原形势危急，汾阳也很紧张，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立刻组织力量把这些布匹、棉花运过黄河，运到延安去。绝不能把这些物资丢给日军!”兵站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人力抢运物资。

    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大规模对日作战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展开。周恩来对这一战略转折早有预料，不失时机作出了相应的安排。8日当天，他根据沿途目睹国民党军队溃退时的种种状况，电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我军各部应迅速派遣部队搜集溃兵散枪和一切资财，以发展游击战争。13日，他又电告毛泽东等党中央负责同志，坚决反对我军主力退过黄河，主张就地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训练干部，收容溃兵、散枪及资财，争取和影响友军改造。

    阎锡山在退出太原后留在石口镇、隰县，不去临汾，准备再败就退过黄河以西，而把战事的主持推给黄绍闳、卫立煌。周恩来来到临汾后，立刻同黄绍闳、卫立煌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问题。卫立煌一见到周恩来，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军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无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不住。”言语中充满沮丧情绪。周恩来向他耐心解释说：“目前我们确有很大的危险，但不是没有希望。日军企图在压迫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凑成一个‘华北自治’傀儡政权，这是我们绝不能容忍的!”他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强调说，即使敌人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卫立煌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解除了很多顾虑，大大增强了留在山西坚持抗战的决心，也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的看法。以后，卫立煌在华北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同共产党一直持着良好的关系。

    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政治中心。一些进步人士纷纷云集在这里，抗战气氛十分高涨。在临汾，周恩来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小院里。他曾到临汾附近的刘村---八路军供给部检查工作。指示兵站同志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八路军捐款捐物，救亡救国。他还特别指示要搞好各种军需物资的储存、分发和转运工作，要尽快把物资送到八路军队伍里去，还要求兵站同志把山西各界人士写给八路军的慰问信及时送到战士手中，鼓舞指战员英勇杀敌。11月16日，周恩来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讲演。他在讲话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带来的严重后果，分析了投降主义的危机，一针见血地指出；“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对此，我们要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的大道交通．劫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他在分析了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后，指出：“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几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它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成；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周恩来充满信心地断言：“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主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周恩来的报告，激起全场听众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后，群众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印发了数万份，广为散发。不久，《群众周刊》刊载了周恩来的讲话全文，并加了编者按语，指出周副主席的讲话“对目前抗战有重大贡献”。

    25日，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返回延安，结束了他在山西72天的抗战之行。

    前方，后方，延安，西安，南京，庐山，为着抗日，周恩来到处奔忙。

    【前线朱德】

    八路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五台县南茹村成为八路军总部出征以来第一个驻扎地。在南茹村的30天里，八路军总部指挥115师首战平型关告捷，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八路军成了国人皆知的军队。接着，总部又指挥120师伏击雁门关、129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斗，收复了宁武、阳方口、平鲁等地。根据前线和战争的需要，彭德怀、任弼时在这里就八路军恢复红军时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得到中央的肯定。疯狂的日军在晋北攻势受挫之后，又调集重兵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直驱娘子关，与北线日军相互策应，守卫该线的国民党部队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为稳定山西民心，挫败日寇的锋芒，八路军总部机关及129师、115师一部于1937年10月22日离开五台，星夜南下，驰援娘子关。经寿阳、沾尚、马坊等地，到达和顺县石拐镇。至11月8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总部指挥129师及115师344旅，连续在正太路南侧的旧关、东石门、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日寇以重创，先后歼敌4000余人，迟滞了日军西犯。出师两个月，八路军与敌作战百余次，歼敌1.1万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进攻，粉碎了日军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幻。

    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分兵发动群众，收拾破碎河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口号。11日，总部在石拐镇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就八路军各师活动作出布置，由115师政委聂荣臻率该师独立团等部留五台一带成立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坚持游击战争；林彪率115师主力迅速转移至汾河流域和晋南地区进行发动群众；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仍留在同蒲路北段的晋西北活动；刘伯承、张浩率129师及暂归总部直接指挥的115师344旅，在正太路以南的晋东南地区依据太行山脉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太原失陷，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已经撤退到临汾。为便于与二战区的联络和协调指挥，八路军总部也由晋北南下，经昔阳、和顺、榆社、沁县、沁源、安泽到达临汾附近的洪洞县，先后在高庄村和马牧村共驻扎86天。在这里，朱德不仅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等，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提出了拯救中国的希望大部分在华北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同时，根据抗战需要，主持研究并组建了炮兵团。

    1938年1月中旬，彭德怀与三个师的师长前往洛阳参加了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第一、二战区将领会议。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朱德、彭德怀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原则，指挥八路军将士在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1月129师政委张浩调回延安，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该师政委。2月28日，为统一对外名义，驻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任弼时因前往苏联，政治部主任一职由王稼祥接任，而此时王稼祥在苏还未回国。为加强八路军的政治领导，毛泽东亲自兼任了八路军政治部代主任，直到８月份王稼祥回国。同时任命谭政为政治部副主任。将晋东南前线的八路军政治部改称为野战政治部，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兼野政主任，随八路军总部行动，主持前方政治工作。此间，129师初上太行，在总部领导及刘邓指挥下，接连在晋东南打了三个大胜仗。2月22日，386旅在长生口设伏消灭敌荒井丰吉少佐之两个中队；随后总部调129师南下邯长公路，又在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设伏，歼日军108师团笹尾部队和第16师团林清部队共1500余人；接着，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又率三个团的兵力，在晋冀交界的响堂铺设伏，歼敌森木部队400余人。129师三战三捷，声威大振，太行民众抗日情绪高涨。而日寇则深感威胁，于是调集3万重兵，分九路向辽县（今左权）、榆社、太谷、襄垣地区围攻，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吃掉总部首脑机关。

    2月17日，朱德赴临汾土门镇，参加阎锡山主持的第二战区作战会议。会议决定将二战区所属部队分为西路军、南路军和东路军。东路军除八路军（120师除外）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第3纵队外，还辖有国民党的第3军、17军、47军、第94师、17师、骑兵第4师及第529旅等部，由朱德、彭德怀分任东路军正副指挥。由于晋东局势紧急，阎锡山、卫立煌要朱德立刻就职，并马上到晋东南前线指挥作战。20日，八路军总部离开马牧村，向太行山区挺进。23日凌晨，总部获悉日军苫米地旅团3000余人，从长治出发企图夺取临汾，并南过黄河进攻西安、武汉，其先头部队已占领屯留县城。为使临汾的友军指挥机关及大批军用物资能够安全转移，使友军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战斗准备，阻止日军长驱直入夺取临汾，朱德命令身边仅有两连警卫通讯部队200余人，阻击迟滞敌人。200人对3000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这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意志！朱德给附近的友军发电报，要求他们赶来联合作战，次日在安泽县古县镇附近与日军先头部队接触；但友军未能赶到，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朱德、左权英勇机智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此刻日军已探知正面阻击他们的是仅数百人的八路军总部及警卫通讯部队，于是出动10几架飞机向古县实施轰炸。谁知天助我也，日军空军在军用地图上找到一个故县的地名，便去疯狂轰炸，结果屯留的故县镇被炸为焦土，而安泽县的古县镇安然无恙。就这样总部率领200余兵力将敌3000余人迟滞了3天之久。

    3月15日，八路军总部转战到达沁县小东岭村。针对日军对晋东南地区实施围攻的企图，为稳定友军情绪，坚定他们的抗战信心，朱德、彭德怀在小东岭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讨论了目前战争形势及任务、改善部队政治工作、建立根据地等问题，同时就反围攻问题作出决定，要求以一部主力在地方部队、游击队的配合下，钳制进犯各路敌军，集中主力寻机歼灭敌之一部。就在敌人九路围攻开始之时，八路军总部已经转移至武乡义门村。总部领导在这里共同研究制定了整个反围攻计划，并颁发了《粉碎敌人大举进攻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又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空室清野，使进犯之敌陷入饥饿疲惫和恐慌不安的困境。面对敌人的大举围攻，朱、彭与刘、邓等领导紧调129师主力集中于武乡胡家垴一带。4月16日，3000日军沿浊漳河东窜。八路军沿两岸高地平行追击至长乐滩附近，将敌压至一段窄长河谷。这里是伏击敌人的最好战场，八路军立刻向敌开火，将其截为数段，激战一整天，歼敌2200余人。其它各路日军见其主力惨遭重创，纷纷回窜。总部指挥所属部队，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长治等18座县城，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为晋冀豫根据地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毛泽东估计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化，日寇必定深入山西，八路军的三个师要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八路军出师后，正值山西危急。八路军四处出击，积极配合、有力支援友军作战，取得了诸如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等重大胜利。

    针对日军侵占上海、进逼南京后，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处于严重失利状态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指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就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从而“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据此，1937年10月下旬，第115师在五台分兵，聂荣臻率独立团等部3000余人，在察南、冀西、五台等地区展开，开辟晋察冀边区根据地。11月，刘伯承和张浩率129师主力一部在晋察边区展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体和武装，建立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晋冀豫边区根据地。山西地区的党组织，大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地下党的同志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组成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进步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在晋东南地区积极开展工作。冀西地区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创建了太行和太岳两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自誓师出师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及山东等大片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部队也由出征时的3.2万人发展到15万人，成为华北抗日的中坚力量。

    【广阳切敌】

    由于娘子关阵危，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将115师一分为三：林彪率343旅南下驰援娘子关友军行动，聂荣臻率独立团和骑兵营及一部分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留下来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徐海东率344旅随八路军总部行动。115师来到抗日前线一个多月，部队经过平型关大战有了发展和壮大。林彪不满分兵。朱德说，现在分了，将来还可以合。林彪按毛泽东、朱德指示，同聂荣臻、罗荣桓一起制定了分兵方案，并各自开赴不同的战场。

    1937年10月，林彪率部速由五台山地区南下，协同在正太铁路以南作战的第129师侧击西犯日军。30日，115师师部及其343旅进至平定县城以南。此时，日军占领娘子关后继续西犯。沿昔阳、广阳西进的南路日军虽连遭129师打击，仍向西犯，企图攻占榆次。为阻止日军向榆次进犯，第115师令第343旅以1个营的兵力在昔阳城西马道岭地区采取节节抗击的手段，掩护第685、第686团在广阳地区设伏。林彪带领115师343旅和师部很快在广阳附近布下了伏击圈。

    11月4日拂晓前林彪把343旅的4000人马部署在广阳至松塔镇山道两旁。上午7时，日军第20师团大摇大摆的进入伏击圈。由于日军兵力多，林彪下令放过前锋部队，歼灭后卫部队。他要求部队注意隐蔽，不能过早暴 露目标，谁暴露目标军法从事。整个上午日军浩浩荡荡地从伏击阵地前通过，前边看不到头，后边看不见尾。115师指战员在伏击阵地上渡过战前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大家紧绷神经，瞪大双眼，握枪的双手冒出了热汗。下午3时，日军主力全部通过，后卫37联队进入伏击圈内。参谋长周昆扣动信号枪扳机，一颗红色信号弹在空中升起。伏击在山道两旁山坡上的八路军指战员枪炮齐鸣，手榴弹如冰雹一样在敌群中开花。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旅长陈光指挥685团冲下公路，堵住了日军37联队和辎重队的去路。杨得志率部尾击西去的主力，使他们不能回援被围日军，旅参谋长陈士渠指挥686团围歼伏击圈内的日军。战士们居高临下，从两侧山地向狭长的山道里投弹和射击，杀伤了大批日军。爆炸声使辎重队的骡马受惊，将大车拉得东倒西翻，山道里到处是混乱不堪的日军和乱窜乱跳的骡马。嘹亮的冲锋号响后，686团指战员冲下山岗将日军分割围歼，山谷中到处是枪械的撞击声和喊杀声。自平型关战斗后，115师强化了刺杀训练。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大显身手，擅长拼刺的日军遇到训练有素的八路军战士，不敢与之交手；遇到端枪冲过来的八路军战士，吓得抱头鼠窜，有的钻到大车底下躲避。在英勇的115师面前，这伙日军的武士道精神被丢得一干二净。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15师第343旅共歼日军37联队1000余名，俘20余人，缴获骡马700余匹、运输大车100多辆，缴获枪支1000支、炮弹50多箱、子弹150箱，还有大批军用物资。

    在审问俘虏时，陈士渠了解到川岸第20师团大多数是朝鲜人，还有中国东北人，日本人只占三分之一，是一支杂牌队伍，战斗力与平型关战斗中的日军队伍相差甚远。林彪得知川岸师团是一支杂牌军后，产生了围歼川岸师团的决心，但是他只有4000人马，要吃掉川岸师团上万人马谈何容易。林彪费尽心机，突然想到129师的三个团离广阳不远，于是打起了129师的主意。林彪亲自拟好电文上报朱德、彭德怀并转毛泽东、周恩来：“日军第20师团多是朝鲜人还有东北人，日人只占少数，战斗力较差，建议派129师支援我部，歼灭该敌大部。129师在昔阳留一个营监视昔阳之敌，余两团两营兵力明早出发到广阳，联合我部作战”。朱德见电速令129师配合林彪行动。广阳战斗使川岸文三郎丢掉了后卫生37联队和辎重队伍。由于天已黄昏，加上山道狭窄难行，川岸没有回兵后援。他想，夜战和近战是八路军的拿手戏。在狭长的山道上，他的兵力不能展开，只能被动挨打。所以他忍痛丢掉37联队，队伍继续前进。他的目标是抢先占领太原，让日本天皇和全日本军民都知道他川岸文三郎的大名。当晚川岸率部到达松塔镇宿营，第二天率部离开松塔镇继续西行。
5日，国民党忻口守军撤离阵地，日军板垣师团迅速南下，逼近太原城。川岸文三郎得知板垣师团已经兵临太原城，命令第20师团停止西进，于6日东返。

    6日，西犯日军先头部队两个联队返回广阳，接应由沾尚镇西进的后续部队。林彪率115师师部和343旅在松塔镇以西的山道上二次设伏，正好打中了川岸的师团直属队。川岸拔出天皇宝剑，阻止了惊慌失措的士兵，指挥日军向山道两旁的八路军阵地进行反击，并令10几门迫击炮向八路军机枪阵地进行轰击。日军第40旅团长山下奉文指挥其部队增援师团直属队。日军三五人一组朝两侧山地冲去。双方士兵以树木为掩护互相射击，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丛林战。川岸西进太原不能，东返又遭伏击，顿时大怒，指挥他的主力全力反击115师的进攻。林彪见129师增援部队还没赶到，大量歼灭日军已不可能，便令部队迅速撤离战场。  

    7日，徐 向 前、陈赓率129师386旅主力769、771、772团，在第115师的配合下于广阳以东山道上设伏。下午5时许，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区域，129师予日军猛烈袭击，经1小时激战，歼其250余人，然后迅速撤出战斗。

    【曲阳端窝】

    1937年10月，骑兵营刘云彪根据上级“务必先克曲阳，消灭曲阳兵站”的指示，认真侦查，掌握敌情。18日清晨，他指挥所部出其不意，消灭曲阳兵站日寇一个中队，攻克曲阳城，捣毁“维持会”，缴获日军军用品、饼干、罐头6000多箱。之后，又奔袭了完县县城。活捉了维持会长及其他伪军人员，缴获坦克1辆，还有电台等通讯设备。毛泽东获悉后，欣喜的告诉美国记者贝特兰“今日我军克复曲阳、唐县”。

    天亮时，刘云彪给罗荣桓来电，要求派人去搬运物资。罗荣桓派民运部长潘振武去曲阳县当县长，让他到政治部挑十几个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去曲阳建立抗日政权。潘振武一到曲阳，发动群众，恢复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农民、学生几千人，把日军兵站的大批军用物资运到阜平。罗荣桓派人将部分物资运送到八路军总部，有些物资又被总部送到延安。不久，骑兵营乘胜向东进攻，又收复了唐县，向南收复了平山县。一个以阜平为中心，覆盖四个县面积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并迅猛地向四周发展。

    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决定，要建立“敌后运动委员会”。经过努力，王平被推选为敌后运动委员会主任，国民党阜平县长张仲孚被王平提议为副主任。罗荣桓立即从工作队派干部到敌后运动委员会担任武装干部，很快成立了抗日义勇军队伍。王平带队伍围攻了附近几个山头的土匪，缴获了一批枪枝。几天时间抗日义勇军就发展到400多人。

    阜平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一个大胆创举。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共产党内存在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罗荣桓灵活运用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在敌后不经过国民党就直接委派抗日政府县长，建立抗日政权，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一支5000人的抗日武装。毛泽东在延安听到消息，感慨地说：“罗荣桓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率先在敌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罗荣桓是个有眼光的战略家。”

    115师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率领下活动于灵丘至广灵一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破坏日军的运输线，配合忻口战役行动。这天他们得到情报，距独立团驻地上寨村100多千米的涞源县冯家沟驻有板垣师团刚组建的辎重队。杨成武决心歼灭这支刚刚组建的日军辎重队。独立团从上寨村出发，沿途全是深山大沟。他要求一昼夜行军100千米，第二天拂晓赶到冯家沟附近，进入伏击阵地。各营连长迅速部署了战斗任务，做号了战前动员工作，强调“只有兵贵神速，坚决、果断、快速地突袭日军辎重队，才能取得较大的作战成果。”

    傍晚，部队开始行动。刚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天气突然变化，顿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接着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天黑得对面看不见人影，摔跤的人很多，有几个战士滑到了山沟里，大大地影响了行军速度。杨成武和副团长、团参谋长分别到各营行动，鼓励干部战士，克服大雨给行军带来的困难，坚决在拂晓前赶到预定阵地。第二天上午10时，日军运输队进入独立团伏击圈中。两辆三轮摩托车上载着歪把子机 枪，在前边开路；后边是120多辆骡马大车，上面装满了各种军用物资；最后有40多名骑兵担任掩护任务，每辆大车上有3名押车的日军士兵，日军大约300多名。当日军运输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杨成武的指挥枪一响，伏击阵地枪声大作，手榴弹纷纷落在日军的身上、头上，日军被炸死一大片。走在前面的大车被炸后不能行动，后面的大车因为正在下坡，刹不住车，前后大车一辆接一辆撞在一起，堵住了道路。冲锋号吹响了。独立团2000名指挥员纷纷冲下山岗，消灭日军士兵。

    这一仗不到一个小时，歼敌200多名，俘伪军50多名，缴获骡马800多匹，大车120辆，摩托车2辆，各种枪支210支，炮弹20箱，子弹40箱，各种食品2000多箱，还有500件军大衣和军毯，只有40骑兵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