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审问了被俘的伪军连长，得知日军正忙于围攻太原，后方十分空虚，广灵城只有守城日军80多人，灵丘城也只有100多人。根据情报，他果断下令：1营攻灵丘，3营攻广灵，自己亲率2营接应，二天内拿下两座县城，扩大战果，壮大八路军军威。两天内1营和3营分别收复了广灵和灵丘县城，独立团又分兵向东、西、北三面出击，不到20天时间先后收复了涞源、广灵、灵丘、易县，蔚县、阳原、浑源七座县城。独立团扩大到7000人。

    ***抗战小资料：八路军山西抗战前线---1937 年 8 月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共4.5 万人。三个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分别以晋东北五台山、晋东太行山、晋西吕梁山、晋南太岳山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平型关大捷，雁门关断路，阳明堡炸飞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

    【五台山中】

    1937年11月上旬，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林彪率115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南下，留下独立团、骑兵营骑兵营和两个连，共约3000人，由聂荣臻领导，在晋察冀３省交界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115师一分为二，成为两个部分。要成立新的军区，就要把115师的家当分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家产，最主要的是人员。作战部队的划分，中央军委在指示中已经明确了，剩下的工作主要是对机关人员的划分。机关人员的划分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聂荣臻对罗荣桓说：“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由你决定。哪些人留下，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

    五台分兵后，115师主力部队南下，聂荣臻分到的是独立团、骑兵营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加上其他一些小单位，总共3000人。有人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要带领3000人的队伍孤悬敌后，还肩负着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任，就在受命的当天夜里，巨大的压力让聂荣臻久久无法入睡。他本来早就不吸烟了，这时又把烟斗翻了出来，一个劲儿地吸烟。他多么渴望自己能够“撒豆成兵”，把这3000人变成3万人，30万人。第二天，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聂荣臻设想，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为４个地区进行：一是杨成武、邓华率领独立团，在涞源为中心活动；二是赵尔陆率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团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在五台、定襄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活动；三是王平率骑兵营和教导队的一部分干部，在阜平为中心的东部地区活动；四是刘道生率一个连、一个干部队和一部分太原来的知识分子共250人，在平山、盂县为中心的南部地区活动。各部队和工作团在上述地区，一方面打击敌人，消灭日本侵略军；另一方面，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瓦解敌伪组织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抗日团体和人民武装，扩大共产党组织和八路军队伍。

    ８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属八路军建制，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13日，晋察冀军区以北部、西部、南部、东部的原有部队和工作团为基础，分别组建第１军分区、第２军分区、第３军分区和第４军分区，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每个支队辖３个大队（相当于团），每个大队辖３-４个中队（相当于营）。

    第１军分区兼第１支队，辖第１、第２、第３大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该军分区以原115师独立团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涞源、广灵、蔚县、易县、繁峙、灵邱等27个县，称为冀西区。
    第２军分区兼第２支队，辖第４、第５、第６大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尔陆。该军分区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五台、代县、崞县、定襄、忻县、盂县等９个县，称为晋东区。
    第３军分区兼第３支队，辖第10、第11、第12大队，司令员陈漫远，政治委员王平。该军分区以115师骑兵营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阜平、唐县、完县、曲阳、新乐、定县、望都等７个县，称为冀西中部地区。
    第４军分区兼第４支队，辖第７、第８、第９大队，司令员周建屏，政治委员刘道生。该军分区以115师第685团２营第６连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分为晋东、雁、直西、和冀察边等地区。

    18日，聂荣臻带领分出来的人员和所成立的机关，转到河北省阜平县城。

    1938年1月10-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会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等各项方针政策，并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的政权机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聂荣臻等９人组成。这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顺利组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它位于华北的北部，包括热河、察哈尔的全部、河北大部、山西东北部、绥远东部和辽宁西部广大地区，处于华北抗战最前沿的重要位置。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抗战八年中，晋察冀边区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作用，对战略反攻及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起了“前进阵地”的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后来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粉碎日军对边区的二十五路围攻，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阶段。193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在《关于冀察晋绥军事部署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受命后，率115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等3000人分兵挺进敌后开辟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也派王平、李葆华、刘秀峰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配合八路军部队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11月17日，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公开宣告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军分区。随后，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黄敬任省委书记。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之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初步形成。18日，晋察冀军区从山西五台移驻冀西阜平。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二万余人对边区的八路围攻，歼敌千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此间，冀中平原根据地也开辟起来。石家庄沦陷后，原在冀中的中共平汉线省委奉命西迁阳泉与129师会合，下属保东、保南两特委合并为中共保属省委，继续坚持冀中。中共中央派红军团长孟庆山到冀中任保属省委军事委员，着手组建省委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10月14日，在国民党军败退的时候，吕正操（中共地下党员）率东北军53军691团回师北上抗日，改为“人民自卫军”。10月底，人民自卫军攻占了高阳城，与保属省委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会合，迅速打开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局面。12月，人民自卫军奉命赴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整训。从此，晋察冀边区山地和平原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保属省委领导的人民武装至此统编为“河北游击军”，孟庆山为司令员。1938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河北平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并肩战斗，收编和解决了冀中许多游杂武装和汉奸土匪武装。2月又北上开辟大清河以北的平、津、保三角地带。4月粉碎了日军对冀中的第一次春季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初设晋东北、冀西两政治主任公署（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不久改为专署），4月1日又设立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后改行署），从此边区行政趋于统一。4月，北方局派彭真到晋察冀省委主持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4月21日至5月1日，冀中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黄敬为书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为3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为副司令员，孙志远为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军分区（后又增设第五军分区）。至此，边区党、政、军组织统一健全起来。

    为开辟冀热察边区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派邓华支队进入平西，建立了四个抗日联合县政府和党的工作委员会，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挺进冀东、平北建立了前进基地。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和在平西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于6月奉命挺进冀东。与之相配合，在中共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于7月6日举行。起义迅猛发展到17个县，组织起第10抗日联军，给冀东敌伪统治以沉重打击。为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收编杂色武装，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这些杂牌军看到有八路军，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大得很。

    在晋察冀军区，有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等。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些部队的成分。聂荣臻给晋察冀边区的这些部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子弟兵”。这种称呼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更能体现军民鱼水深情，战士们保卫家乡，就是保卫边区，就是保卫祖国。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响遍了晋察冀边区，响遍了中华大地。

    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9-10月，日军调集了5万兵力分二十五路向晋察冀边区腹地五台、阜平、涞源、等地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军民经过48天激战，歼敌5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保卫了根据地。此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拥有2个政治主任公署、8个专署、72个抗日县政府和12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放大。

    聂荣臻相继开辟的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使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百团大战结束，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阶段。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军为确保其主要占领区华北，不仅把驻华北兵力扩充到30人，而且从1939年初至1940年春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三期大规模的“治安肃正”讨伐战。晋察冀边区是日军的主要作战方向。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针，不断制造事端，大搞磨擦。

    为了打退日军的围攻、扫荡，1939年初，中共中央命令贺龙、关向应率120师部分主力开入冀中，并派程子华任冀中军区和3纵队政委，晋察冀军区各部队也加紧进行军事整训。这一年，晋察冀军区部队与120师协同作战，先后取得齐会、大龙华、上下细腰涧、陈庄和雁宿崖、黄土岭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打退了日军的扫荡，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进攻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和应有的回击。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彭真任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后改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1941年彭真赴延安后，由聂荣臻任书记）。分局下设晋察冀边区、冀中和冀热察三个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自下而上进行了村、区、县、边区各级政权的民主改造和民主选举运动，使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体系和民主制度在边区更加完善起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也有了发展，使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为继续创造冀热察根据地，1939年初在成立冀热察区党委的同时，在平西建立了以肖克为首的冀热察挺进军，并确立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工作方针。到1940年初，平西发展为东北至平绥路，北至张家口，南至紫荆关，与晋察冀中心区连成一片，有30万人口的巩固根据地。边区政府这年在平西设立了第6专署。冀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底发展成为拥有100万人口的大片游击根据地。这年7月，边区在冀东设立第13专署。同时建立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李楚离。

    1938年10月和1939年夏，宋时轮、邓华4纵队和冀热察挺进军两次派部队开辟平北。1940年初，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派苏梅、钟辉琨带一个主力连和平北游击支队进入平北，站住脚之后，又派白乙化率第10团开入平北，建立了数块游击根据地。年底，平北发展为有5个抗日联合县政府和40万人口的大块游击根据地。边区在平北设立了第14专署。

    8-12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参加了八路军百团大战，给华北敌人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

    到1940年底，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20多万人，其中主力部队有31个团，近10万人，由初建时的4个军分区，发展到17个军分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发展成为包括晋察冀边区、冀中和冀热察三个战略区，拥有90余个县政府和1500万人口的广大区域、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第三阶段，从1941年初到1943年底边区军民粉碎日军的“毁灭扫荡”，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和恢复发展阶段。
    1940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签定了军事同盟条约，把侵略矛头指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广大区域。为了放手南进，日本急于解决中国战事，一面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军事压力和外交诱降，一面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日军先后集中5-7万兵力对边区北岳（1941年1月1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改为北岳区党委，其所领导的晋东北、冀西5个地委范围的行政区域--晋察冀区改称为北岳区）、冀中和冀东各战略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五一大扫荡”和大规模的“肃正作战”，还在边区内外修筑了数万千米铁路、公路、封锁沟墙和数千个据点、碉堡，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细碎分割，使边区巩固区大为缩小，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进入了艰苦斗争时期。为了扭转根据地的被动局面，边区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实行了“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将敌后活动与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与山地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部队相配合，反击日伪军的“蚕食”斗争，将主力部队分散深入基层和敌后，协助地方大力发展地道战和地雷战等群众游击战争，并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负责恢复重建和发展我党在游击区的各项工作。

    此间，边区进行了全党整风运动，实行了党对军、政、民系统的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调整各抗日阶级关系的统一战线政策。1943年1月，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完善健全了边区“三三制”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系，使边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加强，从而团结广大群众渡过了难关。9月至12月，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对北岳区为时最长、最野蛮、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扫荡”。

    这次战后，北岳区非但未缩小，反而开辟了新区，标志着日军蚕食、扫荡政策的彻底破产。从此日军再也组织不起对边区中心区的大规模进攻了。

    ---第四阶段，从1944年初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为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大发展阶段。1944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都转入了战略反攻。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华北日军主力频繁南调，开始部分收缩据点。这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局部反攻和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为了迎接反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进行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和大练兵运动，大大激发了根据地人民参战和支前的热情，提高了部队军事、政治素质，为全面反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44年，北岳区和冀中区开始了局部反攻。

    1945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向敌伪发动了猛烈的春夏季攻势，到7月，冀晋、冀察部队收复了灵丘、涞源、怀安三县城，扫清了平绥路两侧敌据点，使冀晋、冀察两区连成一片，为向热西、察北挺进，解放张家口市奠定了基础。冀中部队收复了12座县城，除赵县、雄县、高阳等部分县城外，我军控制了整个冀中平原，且向津南、平郊发展，与渤海、冀热辽区连成一片，为围困平、津打下基础。冀热辽部队收复了热中和辽西部分地区，为挺进东北开辟了通路。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抗日战争全面反攻开始。

    在大反攻中，晋察冀边区部队歼灭日伪军万余人，收复了张家口、承德、宣化、山海关等70多座城市，正规军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根据地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八路军总部从晋察冀先后调往其他战略区32个团和25个架子团。主力部队从3000人变成30多万人，扩大了100倍。

    聂荣臻梦想成真。他忘不了吕正操。吕正操是张学良东北军第53军691团团长、中共党员。他于1937年10月率部进入冀中地区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聂荣臻迅速派人携带密码到达冀中，与吕正操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这支队伍开往平汉路以西整训。聂荣臻在阜平与吕正操见了面。吕正操对聂荣臻的第一印象是，军容严整，正正规规，显得很严肃，但是对同志却很亲切，使人感觉见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他们一起聊得很开心，晚上同睡一条大炕。很快，吕正操把聂荣臻看作自己的师长，有事就向他请示。聂荣臻也把长征时保存下来的一双袜子送给吕正操。冀中人民粉碎日军扫荡，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其中有吕正操一份很大的功劳。

    【杀向山东】

    1937年10月26日，正太铁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的抗战形势急转直下。为了扭转抗战局势，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在延安通夜不眠，制定了一个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在山西的四个战略点。第一，120师以管涔山为依托，伸向晋绥边区。第二，聂荣臻率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以五台山为依托，在晋察冀边区发展。第三，129师和115师344旅以太行山、太岳山为依托，向晋冀豫边区发展。第四，林彪率115师主力343旅以吕梁山为依托，立足黄河以东拱卫陕甘宁边区。他们电告朱德、彭德怀征求意见。朱德、彭德怀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计划，立即命令林彪率115师主力开赴吕梁山区，建立吕梁山区抗日根据地。

    而太原沦陷后，毛泽东又命令八路军115师、129师迅速由山西向河北、河南、山东等平原地区发展。115师就像一把把利剑，迅速杀向敌人后方。除政委聂荣臻镇守晋东北，在五台山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外，先是肖华率第343旅机关一部杀向山东；继而343旅第685团跟进入鲁；再后来，陈光、罗荣桓率115师343旅686团打进山东。这支由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组建的115师343旅从山西出发，一路打向河北、河南、山东，抗日队伍不断壮大。

    1938年7月，第5支队和第129师之津浦支队奉中央军委指示，由冀南转赴冀鲁边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为加强和统一冀鲁边区的领导，9月下旬，肖华奉命率第343旅机关一部，由山西省到达山东省乐陵，随后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书记，并将当地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5、第6支队、津浦支队。到1939年上半年，冀鲁边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大到2万余人，开辟了津南、鲁北15个县的地区，创建了冀鲁边平原抗日根据地。

    同在1938年的10月，第343旅第685团奉命由晋西南出发，12月进入山东省微山湖以西地区。翌年1月，第685团与山东纵队之挺进支队，合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辖第1、第2、第3、第4、第7大队；2月，争取了沛县伪军一部反正，编为独立大队；至4月，部队扩大到8000余人，创建了以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抗日根据地；5月，留第4大队坚持湖西斗争，支队率主力进入萧县、睢宁、灵璧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7月，支队所属部队整编为第1、第4、第7大队。

    为增强山东抗日骨干力量，1938年12月，第115师奉命，除留第343旅补充团与晋西3个游击大队编为独立支队，坚持晋西斗争外，由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及第343旅686团，由晋西向山东挺进。1939年3月初到达山东省鄄城、郓城地区，首战樊坝（郓城西北），歼郓城伪保安团800余人。战后，师部率686团主力继续东进至泰西的东平、汶上、宁阳地区，与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5月，在肥城以南的陆房地区粉碎了日伪军8000余人的“九路围攻”，歼日伪军1300余人。此间，留运河以西地区的686团3营扩编为师独立团，师直2个连扩编为游击第7支队。7月，师独立团和游击第7支队合编为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同月，津浦支队由鲁西进入鲁南的临沂、费县地区（10月编入山东纵队第2支队）。8月，师特务营、骑兵连和独立旅第1团一部在梁山南独山庄伏击歼灭日伪军300余人，接着粉碎了日伪军5000余人对鲁西地区的报复性大“扫荡”。9～10月，师部和第686团、新扩编之特务团、随营学校分别进入鲁南的滕（县）峄（县）费（县）边区,与山东纵队苏鲁支队（10月调归第115师建制）会合，建立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在9月，第115师将苏鲁豫支队第7大队，由苏北调回湖西，改为第3大队；将湖西的第4大队改为第2大队，12月调入鲁南。

    1940年初，第115师为统一鲁南地方武装的领导，将地方武装分别编为边联支队、沂河支队、尼山支队；将争取的地方实力派武装编为峄县支队、鲁南运河支队。为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师部率主力一部，于2月14日攻克白彦，3月连续击退了日伪军对白彦的3次进攻，歼敌800余人。随后,又粉碎了日伪军8000余人对抱犊崮山区的大“扫荡”，并讨伐了伪军刘桂棠部，开辟了天宝山区。师独立旅与进入鲁西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于3月和7月协同冀中、冀南军区部队，进行了两次讨伐国民党军投降派石三友部的战役。3月，师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合编，恢复第343旅番号，杨勇任旅长，肖华任政治委员。4月成立了鲁西军区(机关由第343旅旅部兼)，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鲁西、鲁南主力部队进行整编：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与山东纵队第6支队（3月调归第115师）合编为运河支队，原师独立旅第 1、第2团与鲁西游击第8支队合编为黄河支队。以上两支队属第343旅（鲁西军区）建制；在鲁南地区的苏鲁豫支队第2大队扩编为东进支队，第686团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7团合编为鲁南支队。6月，苏鲁豫支队第3大队由湖西调往华中，将黄河支队调入湖西地区坚持斗争。6月下旬，肖华调任师政治部主任。7月，陈士榘率师独立支队由晋西到达鲁西，参加了讨伐石三友部战役。10月，陈士榘任师参谋长。同月，成立鲁南军区。此时，第115师343旅发展到7万余人。

    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到1940年冬，该师将所属部队先后整编为6个教导旅：苏鲁豫支队第1、第3大队编为教导第1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独立支队第1团和鲁南、苏鲁支队编为教导第2旅，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吴文玉(后为符竹庭)；独立支队第2团与运河支队编为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旅长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黄河支队编为教导第4旅（兼湖西军区），旅长邓克明，政治委员符竹庭（后为张国华）；东进支队编为教导第5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张国华（后为罗华生）；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6支队与鲁北支队编为教导第6旅（兼冀鲁边军区），旅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另辖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邝任农。

    1941年，山东敌后抗战进入极其困难阶段。第115师与山东纵队相互配合，依靠广大群众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1月上旬至2月上旬，教导第3旅在鲁西粉碎了日伪军万余人的大“扫荡”。5月中旬，教导第2旅主力在鲁南军区和山东纵队第1旅各一部的配合下，对进犯的国民党顽军王洪九部进行了反击。9月下旬，坚持冀鲁边区斗争的教导第6旅，南下清河区，在山东纵队第3旅一部的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顽军的拦阻。11～12月间，第115师同山东纵队在沂蒙山区粉碎了日伪军5万余人的“铁壁合围”，歼日伪军2200余人。

    1942年，山东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封锁更加严密，使斗争更加艰苦。第115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下，破袭日伪军据点，制止其“蚕食”推进，坚持了边缘地区的斗争。8月，根据军委关于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指示，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归第115师指挥。山东纵队第1旅改为第115师教导第1旅。教导第6旅兼冀鲁边军区，其部队除保留主力一部外，余部改为地方武装，归所在军分区领导。该年，,师辖5个教导旅：教导第1旅旅长孙继先、政治委员王麓水，教导第2旅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符竹庭，教导第4旅（兼湖西军区）旅长邓克明、政治委员张国华，教导第 5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教导第6旅（兼冀鲁边军区）边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王卓如、副政治委员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周贯五。10月，湖西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第115师和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为第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黎玉任副政治委员，肖华任政治部主任。辖 6个军区：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庆，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后叛变，由周贯五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第115师、 原山东军区所属旅和支队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一部充实地方部队。山东军区部队继续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积极打击日伪军，恢复根据地。一年中，共恢复和开辟了7000多个村庄，恢复了清河军区与冀鲁边、胶东军区的联系，沟通了滨海、胶东、鲁中、清河军区的联系。

    1944年1月，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成立渤海军区，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指示，山东军区于1944年和1945年春、夏，趁日军兵员不足、重兵防守要塞之际，连续发动了攻势作战。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歼灭日伪军11万余人，迫使伪军反正1.5万余人，收复县城19座，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沟通了山东各区之间以及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将日伪军压缩在城镇和主要交通沿线，为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朱德总司令命令大反攻。山东军区将主力部队和基干武装编成8个师、12个警备旅和1个海军支队。这些部队经一个多月的反攻作战，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除铁路沿线以外的大片国土。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罗荣桓率第1、第2、第3、第5、第6、第7师，渤海新编师、东北挺进纵队(由滨海支队等部队编成)、警备第 3旅、军区教导团及军区机关部分人员共6万余人，于10～11月，由陆路和海路分3批开赴东北。

    八路军第115师343旅，从1937年8月到1943年春，共进行战役战斗3840余次，歼灭日伪军18.2万余人。在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115师343旅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及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留田突围】

    罗荣桓不仅是个优秀的政工干部，而且是个既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高明军事韬略的指挥家。他的“翻边战术”被毛泽东誉为“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敌情危急。

    1941年冬天，日军调动5万兵马，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在艰苦困难的50天反“扫荡”当中，“留田突围”是最惊险的一幕。

    留田是沂蒙山区一个普通的村庄，115师师部及“战工委”（相当于省政府）都在留田村周围。而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警卫）营。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由临沂、费县、沂水、莒县等地，兵分十一路气势汹汹地向留田扑来，很快就把留田团团围住了，而且在逐渐缩小包围圈。情况万分紧急！

    11月5日下午，在留田附近牛家沟的一间草屋里，正召开着一个高级军事会议。这是一次关系沂蒙山根据地存亡的会议，关系到几十万老百姓身家性命的会议，也是决定这次反扫荡胜负的会议。草屋里挤满了人。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的首长们：罗荣桓、陈光、朱瑞、肖华和陈士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政治部的部长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听参谋长报告敌情。敌情十分严重。日军这次对沂蒙山的进攻，在山东是空前的，在华北也是少有的：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出马到了临沂，山东日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亲自到前方督战；调动好几个主力师团、旅团的兵力，加上各据点的守备队和伪军，总共5万人，附带着重武器侵入沂蒙山区，把八路军集结在留田一带的部队重重包围了。日军最近的一路，离留田只有2.5千米地；最远的一路，也不过7.5千米。北面的日本骑兵，上午就进到离留田1千米的地方，与八路军前哨部队发生接触。南面进占高里的日军，下午也和八路军警戒部队打响。
出敌不意。

    大敌当前，罗荣桓在草屋里主持军情分析会议，说：“情况十分严重，今晚上必须突围出去。大家研究一下，从哪个方向突围比较有利？跳到什么地方合适？”

    忽然一阵嗡嗡声，4架贴着“膏药”的飞机在低空盘旋侦察，增加屋里的紧张气氛。罗荣桓让一个参谋出去传达命令：“部队隐蔽好，不要暴露目标。”那参谋走后，草屋里更加沉静，草屋外的飞机声越来越大。

    到底向哪突围？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大家各抒己见，共提出了四条意見：一是东过沂河、沭河，那里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封锁线还没有形成，突出包围圈以后，再向东南可以转移到根据地滨海区，但是这个方向或许正是敌人埋伏的一个口袋。再一个是向北，因为此前山东纵队也向北突围出去，在蒙山一帶活动，从北突围可以向山东纵队靠拢，但是这个方向是国民党部队的防区。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比较紧张，突围到那里容易受到日军和国军的夹击。第三个是向西进入蒙山，那里的群众基础好，转移到抱犊崮山区，那是115师的老家。但这个方向有铁路线和封锁线，敌人力量很强。最后是分散突围。大家提的四条意见，唯独没提向南，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后方，日军司令司令畑俊六就在临沂。而罗荣桓的意见是向南，向南到临沂，到敌人的大本营去。他认为，那里是敌人的后方，敌人主力出动，其后方必然空虛﹐也是敌人最容易忽视的方向。

    正谈得热闹，门外传来一声“报告”！进来一个20多岁的大高个，头戴呢子礼帽，身穿黑色长衫。他是师部侦察排长，勇敢机智，武艺超群，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出色，是八路军的侦察英雄。他向罗荣桓报告南面高里一带的敌情。罗荣桓听了很满意，表扬他说：“你了解的情况很重要，很好！”“好好睡一觉，晚上还有重要任务”。侦察排长走后，罗荣桓提高嗓门说：“我主张向南突围！”“向南突围？”这出乎意料的主张，使在座的人都感到吃惊，心里打了问号。因为南面日军兵力最大，封锁最严，刚才侦察排长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向南突围！”罗荣桓加重语气说：“插到临沂附近。敌人集中兵力合围我中心地区，后方必然空虚。我们插到他的心脏地方，就能够牵着他的鼻子走，变被动为主动。”罗荣桓似乎看到大家心中的问号，马上做出回答：“不错，南面敌人的兵力比较多，三道封锁线已经形成了，但还不是‘铁筒’，还有空子可钻。向南突围，插到敌人的心腹要地，正是出敌不意！”罗荣桓用蓝铅笔，在地图上画出三道弧形的蓝线，标明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又用红铅笔，先画了一个红圈，引出一道红线，穿过那三道弧形的蓝线，由南转西停下来，说：“这条红线是我们的行军路线，从留田穿过张庄，绕过高里，转向西南，越过临蒙公路，插向诸满以南，在这个地方---王沟停下来。王沟离敌人的心脏临沂不过25千米，是日军两个师团的接合部，也是敌人空虚的后方。我们有山区可以依托，有群众可以依靠。”

    巧妙突围。

    11月5日，黄昏后，留田周围的山头上，日本兵烧起一堆堆的篝火，烧红了寒夜的天空。四面的敌人不断放起信号弹，好似流星划过天幕，枪炮的响声，洋马的嘶叫，鬼子的吆喝，不时传到河滩上来。河滩上3000多机关人员和特务营的战士，静悄悄地待命出发。天大黑了。罗荣桓和师部几个首长，出现在河滩上，走到集合队伍的面前。他们迈着安详的脚步，边走边打招呼，有时还发出笑声。这给几千人吃了定心丸。罗荣桓带着那一群人走了。先头部队跟着出发，机关人员随后前进。在朦胧的月光下，望着前面背包上的白手巾，后一个紧跟前一个，谁也不愿意拉开距离。

    爬了两个山坡，涉过一条小河，翻过一道高岭，队伍迅速向南前进。到了台潍公路。路中央站着两个侦察员，面对面拿着小红白旗，相距十步远。在侦察员两边百十米外的公路上，各有一个带机枪的加强班，朝两面放警戒，准备给可能撞来的敌人迎头痛击，掩护部队安全通过。几千人顺利横过台潍公路，继续向南疾走。部队安全突出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没有损失一根毫毛。

    顺着蜿蜒的山路，部队继续向南急行军。进入一条山沟，罗荣桓看到脱离危险区，命令部队原地休息。接着对身边的侦察排长说：“你带几个侦察员到高里，看看情况有没有新变化。”一个十字路口，是日军的第二道封锁线。侦察排长发现日军的联络方式：烧堆火、打信号弹，表示“平安无事”。在这里，侦察排干掉3个日军哨兵后也如法炮制。于是大队人马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看见路口站着3个“日本兵”，嘴里不断喊着中国话：“跑步前进！”挥手叫部队向南，都感到莫名其妙。原来这是侦察兵装扮的。不仅如此，侦察排长每隔十几分钟，打出一发信号弹，两边山头的鬼子兵，听见唰唰的跑步声，看见升起一发发报告“平安无事”的绿色信号弹，也感到莫名其妙，不敢向山下开枪。大队人马巧妙地突过第二道封锁线，已经是下半夜了。

    部队继续出发，由南往西，插过临蒙公路，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空虚，戒备松懈，第三道封锁线还没有完全形成。队伍顺利地通过了。就这样，这支3000多人的部队没费一枪一弹，没有牺牲一人，一个晚上就跳出了日军的三道包围圈。

    屡战屡胜。

    留田突围是罗荣桓“翻边战术”的集中体现。

    115师刚到山东时，根据地既狭长又很小，“东西一条线、南北一枪传”，遇到敌人时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仍按照土地革命时期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

    根据实际情况，罗荣桓提出了“翻边战术”，即主力部队不是部署在根据地腹部，而是安排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开始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包围圈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薄弱处，跳出根据地，“翻”到敌人后方去，袭扰敌后方，打乱敌人部署，达到粉碎敌扫荡的目的。

    这种战术刚提出时，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不理解。因为毛泽东提出的是“敌进我退”。有一次总结经验，罗荣桓将此总结为“敌进我进”，并把这一做法写下来。大众日报社社长陈沂看了，以为是罗荣桓的笔误，就将其改为“敌进我退”。罗荣桓看后，又改了回去，并解释，山东的根据地太小了，又不稳固，无地可退，所以敌人来了，他后方肯定就空虚了，那就到他后方去。

    1942年，罗荣桓正式提出“翻边战术”。又在日伪军合围鲁中根据地之际，“翻”到滨海南部，组织了海陵、郯城战役，连克海陵、郯城、码头，粉碎了敌人该年冬季大扫荡。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1943年3月新的山东军区成立时，115师发展到7万人，山东纵队为6万人。以罗荣恒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后，山东的形势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45年﹐山东的正规部队发展到27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27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2700多万，除了青岛.济南、枣庄等铁路沿线的大城市以外﹐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

    【晋冀豫鲁】

    八路军129师刘伯承依托太岳山、太行山活跃在晋冀豫鲁地区，保卫八路军总部，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4月下旬，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徐向前率第129师769团、第115师689团等部挺进冀南，扩大了冀南根据地；第386旅则向豫北发展，开辟了豫北安阳、林县、辉县山区抗日根据地。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统一各游击支队的指挥，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晋冀豫军区。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第129师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还组建了独立旅(陈再道任旅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及补充团、骑兵团等，并将第769团、独立团、汪乃贵支队合编为新385旅(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另将各基干游击支队分别合编为先遣支队、独立支队和独立游击支队。到同年10月，第129师发展到5万余人。

    12月下旬，师部率第386旅主力及先遣支队一部，挺进冀南和鲁西北地区。

    1939年1月至3月初，115师344旅配合129师，在冀南粉碎了日伪军 3万余人的“扫荡”。3月以后，当日军“扫荡”重点转向山西时，第129师主力返回太行抗日根据地，又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的夏季“扫荡”。11月，688团奉命由冀南转赴山东，进至馆陶、冠县等地区，由第129师386旅长陈赓统一指挥。是年2月，第344旅特务团、独立团进入冀鲁豫边区，4月与当地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辖第1、第2、第 3大队。1940年2月，第344旅编入八路军第2纵队。

    这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晋西、冀南、太岳、太行地区的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进攻。

    1940年2-3月，第129师奋起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取得了卫(河)东与磁武涉林战役的胜利，歼灭了石友三、朱怀冰等部1.8万余人，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随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政治保卫队第212、213旅等部，加入第129师的序列。129师在抗战中得到很大发展。5、6月间，部队整编成9个旅：第385旅旅长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769团和第13、14团；第386旅旅长陈赓、政治委员王新亭，辖第772团和第16、17、18团；新编1旅旅长韦杰、政治委员唐天际，辖第1、2团；新编4旅旅长徐深吉、政治委员吴富善，辖第771团和第10、11团；新编7旅旅长易良品、政治委员文建武，辖第19、20、21团；新编第8旅旅长张维汉、政治委员肖永智，辖第22、23、24团；新编第9旅旅长桂干生，辖第25、26、27团；新编第10旅旅长范子侠、政治委员赖际发，辖第28、29、30团；新编第11旅旅长尹先炳、政治委员黄振堂，辖第31、32、33团；师特务团改为第34团。在整编部队的同时，还调整了军区和军分区的机构和区划，撤销了晋冀豫军区，成立了太行军区（军区机关由师机关兼）、太岳军区(由第386旅旅部兼)、冀南军区。第129师在部队整军的同时，对白晋、德石、正太、平汉等铁路及主要公路线，实施了连续的破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8-12月，参加了百团大战，对正太路西段展开大规模破袭战，并在反击日军报复“扫荡”中，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1年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阶段。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第129师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分期分批将一部分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加强地方武装力量。8月，以第386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政治保卫队第212旅编成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纵队机关兼太岳军区机关。针对日军实行的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第 129师采取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全面对敌斗争方针，挫败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和边缘区的“蚕食”、“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开辟了太岳以南新区。到1941年底，全区地方武装发展到5.6万余人。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和更大规模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边等抗日根据地受到很大摧残，冀南平原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太行、太岳根据地也逐渐缩小。第129师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各项政策，实行“敌进我进”，派出大量武装工作队和小部队，深入到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建立小块根据地。

    1943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第129师组织了近千支武装工作队和小部队深入沦陷区打击日伪军。7～8月，进行了卫南、林南战役，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恢复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在豫北和卫河以南开辟了新区。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冀鲁豫边区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10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第129师机关与八路军总部机关合并（第 129师番号仍保留）。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军区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同时，另行组建太行军区机关（原由第129师兼），李达任司令员、李雪峰任政治委员。

    1944年，第129师一面继续深入开展整风和生产运动，一面开展攻势作战，拔除日伪军大量据点。5月,冀南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任政治委员。7～9月，第129师先后派部队挺进豫西，加强水东（新黄河以东之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开辟水西（新黄河以西之临颍、商水地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下半年开始，第129师利用作战间隙，对所属部队普遍进行了军政整训。通过整训，增强了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提高了部队的战术和技术水平，为建立大规模正规兵团培养了骨干，为部队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5年2月，成立河南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春夏期间，第129师所属各部为“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开展大规模攻势作战，连续进行了道清、豫北、南乐、东平、安阳、阳谷等战役，收复县城28座，将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及主要交通线上，为举行大反攻创造了条件。8月11日开始，第129师所属部队响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遵照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参加了大反攻，向平汉、津浦、德石、正太、同蒲、陇海等铁路线和部分中小城镇的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县城59座，解放了大片国土，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4个区连成一片。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第129师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解放县城109座。在第115师一部配合下，创建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抵同蒲铁路，南跨陇海铁路，北至德石、正太铁路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面积达18万平方千米，人口达2400余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部队由出师抗战时的9100人发展到近30万人，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基础。

    【晋冀绥陕】

    八路军120师贺龙活跃在晋冀绥陕，保卫陕甘宁边区，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日益巩固。

    1939年1月，120师于河北省河间县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此后，为统一指挥第120师和第3纵队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中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吕正操，辽宁省海城市唐王山后村人，17岁加入张学良东北军，开始了戎马生涯。由于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部队招考文书时，吕正操被选中，调到旅部副官处当文书。受到张学良的赏识，被推荐去报考东北陆军讲武堂，考取了第五期。1925年毕业后，当上了少校副官，历任张学良的秘书、参谋处长、团长、同泽俱乐部干事。1936年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他在西安的公馆临时服务，担任内勤副官。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斡旋，住在负责接待和警卫工作的吕正操的楼上。此间，吕正操和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等人常有接触，对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即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1937年3月，蒋介石强令东北军改编，吕正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53军691团团长。5月，在一个行军帐篷里，吕正操秘密完成了入党仪式。10月10日下午，他率部进抵束鹿县半壁店，与日军遭遇，击毙日军少尉队长以下10名，乘着夜色进驻梅花镇四德村。深夜，日军进攻梅花镇，部分中国军队被包围。危急关头，53军军长万福麟、师长周福成、旅长丛兆麟分别打电报让吕正操丢掉被包围的部队后撤。吕正操大怒，撕碎电报带队直冲敌阵，接应部队突出重围。事后吕正操对部下说：“作为爱国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14日，吕正操率部起义，改称“人民自卫军”，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不久，人民自卫军纳入晋察冀军区。吕正操担任冀中军区司令、第3纵队司令员、冀中公署主任。吕正操率部驰骋冀中平原，铸造了平原抗战中的传奇历史。在这里，冀中军民创造性地发明了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等方法，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吕正操带领军民，依靠这些办法与日军斗智斗勇，最终使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破产。冀中吕司令，成了威震敌胆的名字。
关向应，辽宁金县人，满族，原隶满洲镶红旗，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改隶满洲镶白旗。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30年从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及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2年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3军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任红2军团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任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坚决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1936年冬任红二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7年任八路军120师政治委员，与贺龙一起于雁门关破击日军交通，开辟晋冀绥陕抗日根据地。

    4月，在齐会战斗中，第120师歼灭日军约700余人。5月，第359旅进行了上下细腰涧战斗，歼灭日军500余人。在此前后，第715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4支队合编为师独立第1旅；第716团与冀中军区独立第5支队合编为师独立第2旅（后改称第358旅）。调张宗逊、张平化到冀中，组成纵队指挥部，统一指挥独立第1、2旅；同时，将留在晋西北的部队扩编为第358旅，彭绍辉任旅长，后改称独立第2旅。

    8月，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增强黄河河防力量，第359旅由恒山地区返回陕甘宁边区；第120师在冀中的部队也转战到晋察冀边区，整训待命。9月下旬，第120师在晋察冀军区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陈庄战斗，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阎锡山部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武装进攻，制造“晋西事变”。

    1940年2月，第120师主力赶回晋西北地区，配合新军胜利地打退了旧军的进攻。接着，组成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治委员，下辖暂编第1师、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第2、4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旅等部。随后，该部编入晋西北军区战斗序列。6月，第120师在夏季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米峪战斗的胜利，歼灭日军500余人。从8月起，第120师参加了百团大战。在作战中歼灭日伪军3500余人。为了加强晋西北地区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共中央决定于11月7日成立晋西北军区，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兼政治委员，续范亭任副司令员，周士第兼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辖6个军分区。至年底，晋西北军区部队（含晋西北新军）发展到5.1万余人。

    1942年5月，日军一个大队及伪军一部，奔袭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被军区部队围歼于兴县以南田家会地区。6月，设在延安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第120师及晋西北军区隶属联防军建制。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与此同时，晋绥军民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运用各种形式，向敌人挤地盘。

    为防止日军对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的进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联防军成立后，首先对边区部队进行了整编，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4个团统一编成2个警备旅，同385旅、359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统一指挥之下。同时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实现了各地区党的一元化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权和军政关系由此得到了改善，加强了重点防御方向上的力量配备。

    针对陕甘宁边区土匪活动情况，联防军于1942年12月和1943年2月两次下达剿匪命训令。党政军民密切配合，造成群众性剿匪运动。发现股匪，部队即组织精干分队奇袭、合围、堵截，猛打穷追，使匪徒得不到喘息机会。两年内敌特汉奸案件100多起，土匪案件150多起，消除了隐患。至此，边区的百年匪患基本肃清。边区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为建设抗日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2月20日，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谭政兼任政治部主任，傅钟、甘泗淇任副主任。为恢复晋绥根据地，打破日军的“蚕食”进攻，我晋绥部队执行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采用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集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原有武工队基础上，再从主力部队抽出1/3兵力，游击队抽出1/2兵力加以扩大。我活动于游击区的主力部队同武工队、民兵、游击队相互配合，积极围挤敌人。仅1943年的头3个月，对敌进行大小战斗387次，民兵222次，摧毁伪政权881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555个。

    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解散。各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本国革命。国民党顽固派乘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取消边区割据”。陕甘宁边区周围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猛增到60多万人。6月18日，蒋介石授意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并于7月7日炮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联防军司令部沉着应对，在原有防卫力量基础上先后调120师独1旅和358旅从晋绥到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防御。在我党公开揭露国民党阴谋和我军严密部署面前，在国际国内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夺取陕甘宁边区的企图被迫取消。被粉碎。

    9月，日军对晋绥大扫荡。晋绥部队先后取得了甄家庄、阳会崖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至1944年8月，基本上把日伪军挤到其主要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同年秋，吕正操率八路军第3纵队主力9个团，由冀中等地先后到达晋绥地区。随后，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吕正操为晋绥军区司令员，林枫为政治委员，续范亭和周士第为副司令员。10月,粉碎了日军的秋季“扫荡”，并在山西兴县以南甄家庄地区，歼灭日军700余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也基本恢复到1942年日军大扫荡前的局面。

    1944年秋至1945年夏，晋绥军区部队连续举行3次攻势作战。全区面积由8.3万平方千米，扩大到8.7万平方千米。

    在1943年-1944年间，为准备粉碎国民党顽军对陕甘宁边区新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先后由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抽调第358旅、新编第4旅、教导第1、2旅开赴陕甘宁边区，归联防军建制。为了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把中原地区和广东东江地区的游击战争联结起来，使华南成为战略一翼，又于194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以第359旅为基础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挺进湘粤边。该部主力于1945年8月到达广东南雄地区。后因日本投降，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兵围攻，遂即北返，10月回到中原地区。此后，该部与新四军第5师共同坚持中原地区的斗争。

    1945年3月，联防军骑兵旅开赴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8月，晋绥军区部队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为加强大反攻的组织指挥，成立了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吕梁军区由张宗逊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雁门军区由吕正操兼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绥蒙军区由姚喆任司令员，张达志任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的大反攻作战，分南北两线：南线以太原为中心，由张宗逊指挥；北线以归绥为中心，由吕正操、许光达指挥。9月初，贺龙、李井泉率领第358旅和独立第1旅由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参加反攻作战。晋绥部队经过连续奋战，收复了离石、中阳、文水、交城、陶林、武川、左云、右玉、朔县、平鲁等许多城镇，毙伤日伪军1.6万余人，俘日伪军5100余人。

    7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密令，向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发起进攻并袭击了旬邑、耀县等地。联防军立即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组织部队反击作战，最终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保卫并巩固了陕甘宁边区。

    8月吕正操、林枫率领陕甘宁1个团，晋绥3个团，开进东北三省。9月，教导第1旅一部奉命开赴东北。同时中央决定将联防军炮兵团发展起来的延安炮兵学校迁到东北，作为建立东北炮兵的基础。部分干部和学员调到其他战略区组建炮兵部队。

    1945年是世界人民对德国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展开攻势作战的一年。春季攻势中，晋绥部队对离（石）岚（县）公路、五（寨）三（岔）公路沿线敌据点发起攻势。夏季攻势中，晋绥军民从6月19日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并对公路沿线的日军展开进攻，基本上把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几条公路线附近。8月对日本侵略军进行全面反攻。晋绥部队先后攻克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以南的晋源县城，对太原形成包围。8月11日在联防军建制下成立了晋绥野战军，由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兼政治委员(后李井泉)。21日，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从联防军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王世泰任代司令员（1946年9月至1947年7月），高岗任代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后习仲勋任代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张仲良为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为参谋长。9月下旬，晋西北全境解放。

    八年抗战中，第120师、晋绥军区部队，作战近2万次，消灭日伪军12万余人，建立了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120师主力军发展到4.5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4万余人，民兵发展到10万人以上；还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开辟了恒山区，加强了平西区，巩固了冀中区；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留守兵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主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决定：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359旅718团，第129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385旅旅直和第770团等部共9000余人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任主任兼政委，辖385旅旅部、770团及警备第1至8团、绥德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朱德夫人康克清（江西万安罗塘人）特意将老乡钟汉华、肖元礼留在了身边的留守兵团。警备1团政委钟汉华，江西万安涧田乡上陈村人。770团政委肖元礼，江西万安窑头乡鲁下村人，周恩来离开上海，由沿海进入江西苏区，就是肖元礼负责警卫的。朱德夫妇很清楚，钟汉华、肖元礼都富有警卫工作经验。

    年底，留守兵团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编为：警备1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警备2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谓汉；警备3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警备4团，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桢；警备5团，团长白志文，政委节宗贵；警备6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大志；警备7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警备8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770团，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还有一个鄜甘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另外，在绥德成立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参谋长毕占云。12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后兼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参谋长曹里怀。留守兵团部队共约1.5万人。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该年，日军频繁进攻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增兵包围边区，并制造摩擦事件。为抗击日军进攻和准备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侵犯，7月，军委炮兵团拨归留守兵团建制；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10月，第359旅由晋察冀边区返回陕甘宁边区，接替绥德警备区防务；12月，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成立警备第1旅司令部，所属警备第3、8团调入关中地区。

    1940年2月，警备第6团拨归晋绥军区指挥。至1941年底，留守兵团部队计有第385旅（辖第770团、警备第2、7团），第359旅(辖第717、718、719团、雁北支队、第4支队)，警备第1旅(辖警备第3、4、8团、特务团)，警备第1、5团，骑兵团和关中警备司令部（辖保安第1、3团），保安司令部（辖保安第2、4团），共计3.4万余人。

    留守兵团成立后，在晋西北120师、晋西南129师的配合下，对日军作战78次，消灭边区内土匪40余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军事进攻99次，完成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2年5月1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留守兵团隶属联防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辖八路军第120师、晋西北军区（1942年9月改为晋绥军区）、晋西北新军（1942年10月新军总指挥部取消，与晋绥军区八分区指挥机关合并）、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联防军司令员为贺龙，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养病期间由高岗代政委），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为副政委（后谭政）。9月15日联防军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对外称留守兵团司令部，增肖劲光为副司令员，张经武接任参谋长。
至1942年底，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辖8个旅，6个军分区，l个河防司令部、1个抗大分校、2个独立团、3个保安团，共计总兵力7.5万人。

    【长江两岸】

    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蒋介石开初只同意收编，不同意组建一个军，即使编制成保安团上前线，指挥员也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不安排经费，不发武器，不发军装。经过周恩来多次谈判，最终达成基本共识，其中明确军长人选，由既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叶挺来担任。由叶挺出来组建和领导新四军，使得新四军在番号、经费、服装、枪支的配给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

    一、1938年-1940年，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

    1938年4月15日，新四军各支队分别向华中敌后开进，展开广泛持久的游击战。军部从第1、2、3支队各抽调部分团以下的干部与部队共400余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和钟期光率领，4月下旬挺进苏南敌后。“韦岗战斗”是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第一仗。这一战斗的胜利，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的基础。紧接着，陈毅和张鼎丞在6、7月间先后到达苏南，打破了日军400余人对小丹阳的“扫荡”，并主动与管文蔚、梅光迪等率领的地方武装整合，向苏南东部挺进。到年底，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第3支队在策应第1、2支队挺进苏南后，由支队长谭震林率领开赴皖南，先后与日寇展开了“马家园战斗”、“繁昌保卫战”和五次保卫繁昌的战斗，共消灭日军450余人，成为新四军皖南抗战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第4支队在支队长高敬亭的率领下，由皖西的大别山区挺进到皖中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在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在江北的第一仗，先后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

    那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发展华中，在华中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由刘少奇任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书记。10月，中共中央批准，在豫东西华县由我党领导的三支武装力量正式组建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后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4师），在司令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的率领下东进豫皖苏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月，在河南竹沟组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编为豫鄂挺进纵队、5师），李先念任司令员。这支部队在鄂东、鄂中积极开展游击战，创建了白兆山、大悟山为中心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5月，新四军正式组建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对第4支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4支队在皖东津浦路西---定远、凤阳、滁县、全椒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7月，在4支队第8团的基础上，扩编成新四军第5支队，支队长罗炳辉率部向皖东津浦路东挺进，在来安、天长、扬州、盱眙、仪征等地展开斗争。

    为加紧华中根据地的开辟，加强新四军的军事力量，毛泽东于5月命令八路军第115师苏鲁豫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法宪，率部南下苏皖边区；10月又令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钟辉司令员，率部南下皖东北。这两支部队与彭雪枫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一起，共同开辟豫皖苏边区根据地。

    1940年初，国民党由一度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共高潮。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新四军各部，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对国民党顽军进行了反击，先后打响了“定远自卫反击战”、“半塔自卫反击战”、“淮宝反顽战役”、“援盛打马（援盛子瑾、打马鑫亭）战斗”、“泗县地区反顽自卫战”、“鄂东大、小悟山反顽自卫战”、“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曹甸反顽战役”等。为固守和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应中原局刘少奇请示，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再调一部进入苏北。5月，由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344旅、新编第2旅共5个团及教导营1.2万余人，从晋东南经冀鲁豫边区南下华中。八路军主力一部的南下加强了新四军在华中的力量，为改善华中战略态势、沟通华北及华中的联系、开启苏北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年底，新四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已达4.4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400余万人，约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在敌后的86个县中，由共产党建立民主政权的县有42个，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新四军在华中已经奠定了长期抗战的基础。

江苏盐城泰山庙新四军军部    江苏淮安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  山东临沂前河湾新四军军部

    二、1941年-1943年，新四军反扫荡、反清乡、反磨摖。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把第二次反共推向高潮。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于1月25日在苏北盐城重新组建新四军，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将新四军各支队和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统一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标志着新四军从此独立自主地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

    2月27日新四军军部迁驻江苏盐城泰山庙内。正殿为新四军司令部作战室，军参谋长赖传珠在此办公。后殿为藏经楼，刘少奇政委和王前夫妇分别住楼下东、西房内，当中为小会议室，刘少奇在这里主持召开过两次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陈毅也在这里接待过外国友人希伯和罗生特。7月，日伪军发动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军部撤至淮安盱眙黄花塘，再后又撤至山东临沂前河湾。

    重新组建后的新四军处境十分艰难，是八年抗战中最艰苦的阶段：一是日本帝国主义把军事行动的重点已由华北扩及到华中，年底，日寇在华中的兵力达21万余人；二是日本实行“以华制华”阴谋，汪伪政权建立后，一时伪军恶性膨胀，在华中地区，1940年底伪军约4万余人，到1941年底猛增至16万余人，到1943年8月，除两年被新四军歼灭6.4万余人外，仍增至17.9万余人；三是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第五战区专门建立华中“剿共”总指挥部。仅仅9万人的新四军主力，面临21万日军、16万伪军、30万顽军的夹击，那是何等的艰难！

    ---反“扫荡”。1941年初，日寇在华中发动了残酷的梳篦式大扫荡。盐城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日伪为了消灭新四军指挥机关，7月对盐阜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黄克诚3师担负起保卫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的反扫荡重任；粟裕1师在苏中策应盐阜反扫荡，把敌人引向苏中。新四军军部也及时调整战略，放弃城镇转入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军部先转移到建湖县的湖垛，后转移到阜宁县以西的刘家舍、任家桥及陈集的停翅港，并于1943年1月10日转移到2师师部所在地--盱眙县黄花塘。1师在苏中反扫荡中，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大我避，敌小我欺，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24字方针。2师坚持在淮南地区粉碎日伪扫荡，不断寻找战机，仅六合地区的“桂子山战斗”，一次就毙伤日伪军180余人，开辟了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4师在淮北地区坚持反扫荡，组织了该师在反扫荡中标志性的战斗“朱家岗战斗”。5师坚持鄂豫皖边区反扫荡期间，面临10万顽军的围剿，独立坚持在鄂豫皖边区战斗，处境十分艰难，一度中断了与新四军军部的联系。该师灵活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主力部队与根据地建设不断壮大与发展，得到了中共中央和陈毅的高度评价。6师在苏南反扫荡中，由于地域狭窄，部队转移回旋余地小，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付出了代价，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等指战员270余人，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7师的力量组建时相对较弱。但随着力量的壮大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创建了皖南、皖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抗战中组建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坚持在浦东、浙东地区反扫荡，为创建、巩固、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而艰苦斗争。

      ---反“清乡”。清乡与反清乡实质上是伪化与反伪化的斗争。日本侵略军军企图通过“军事清剿、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所谓综合战术，达到肃清抗日力量，强化汪伪政权，实现以华制华的军事阴谋。日伪的清乡运动主要在华中，而华中的重点主要在苏南、苏中、浙东、皖南等地。国民党顽固派暗中支持日伪清乡，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在坚持游击战的前提下，结合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工作，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使日伪清乡运动遭到彻底粉碎。仅1943年，新四军在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中，与日伪军作战4500余次，粉碎敌人千人以上的扫荡30多次，毙伤日伪军3.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9300多人，攻击据点200余处，逐步扭转了艰难的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反“摩擦”。在日伪军掀起大扫荡、大清乡期间，国民党趁机掀起反共高潮，妄图占领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新四军赶出华中或消灭在华中。新四军面临日伪顽三面夹击，无所畏惧，在反扫荡、反清乡的同时，与国民党顽军进行自卫反击。陈毅亲自指挥了泗阳“程道口战役”，粉碎了韩德勤接应汤恩伯部东进的阴谋。2师发动了“大桥、藕塘战斗”，毙伤顽军共2000余人。4师发动了“山子头战役”，击毙了顽军第3纵队司令王光夏，活捉了韩德勤。5师粉碎了顽军12个师10万兵力的围剿。6师16旅在溧阳、溧水地区先后毙、伤、俘顽军1000余人。7师在巢（巢县）、无（无为）地区磨盘山歼灭顽军1000余人。1941年-1943年底，新四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在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斗争中，新四军军部先后转移于泰山庙、黄花塘、前河湾等地，始终按毛泽东的指示，依靠人民群众、扎根群众之中开花结果。在根据地的领导体制上，实行军队地方化战略，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从而军民同心同力，粉碎了日伪顽的夹击，新四军不断壮大，华中根据地不断巩固与发展。到1943年底，新四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16万人，为抗日后期的战略反攻积聚了力量。

    二、1944年-1945年，新四军转入反攻。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大规模反攻阶段。在中国，日伪军尽管仍在继续扫荡和清乡，但垂死挣扎的态势已凸显。华中地区伪军虽在增加，但日军主力却由21万人锐减至17万人。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始摆脱严重困难局面。新四军1师师长粟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于3月上旬发动了“车桥战役”，创下了华中敌后抗战史上“五个第一”。继车桥战役之后，新四军各师和浙东游击纵队都从本地实际出发，先后积极、主动地对日伪军发起了进攻。3师于4月发动“高杨（高沟、杨口）战役”，使淮海根据地与盐阜根据地连成一片，并于11月发动了“阜宁战役”，成为在苏北从日伪军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城市。4师发动了“张楼战役”，解放了泗洪、灵璧、睢宁三县之间的广大地区。6师16旅于8-12月先后发起了长兴、周城、泗安战役，为1师主力向东南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2师、5师、7师及浙东游击队，不断寻机主动出击日伪，巩固了淮南、鄂豫地区、皖南、浙东抗日根据地。

    下半年，1师主力南下，4师西进，5师北上、南下，为开辟新的根据地展开反攻态势。1师主力在粟裕、叶飞、金明等人带领下，南下浙江，发展东南，收复浙皖苏边区失地，并与浙东游击纵队、6师16旅统一编为苏浙军区。当国民党第3战区集中兵力，于浙江天目山地区时，苏浙军区司令粟裕取得了天目山三次反顽大捷，共消灭顽军1.3万余人。天目山战役使新四军实现了以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献了一份厚礼，毛泽东高度评价“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4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豫皖苏边区原为4师前身第六支队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收复路西失地一直成为彭雪枫想报的“一箭之仇”。1944年8月，4师主力在彭雪枫的率领下开进了津浦路西，使国民党顽军屡遭挫败。不幸的是，师长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5师北上、南下，开辟豫南、豫中、湘鄂赣边区根据地。1944年7月，五师部分主力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后改为河南挺进兵团）北上豫南，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经过与日伪顽无数次战斗，建立了豫南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由此打通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毛泽东为了加强华南抗日力量，新四军5师协助八路军359旅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共同创建了湘鄂赣边区抗日根据地。

    那年，新四军共作战6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4310人），收复失地7400多平方千米，使华中抗日根据地真正发展为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八个根据地。

    1945年5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宣告胜利。7月底，经新四军各部的局部反攻和有计划的反攻，日伪已被压缩在华中的主要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完全处于华中根据地军民包围之中。8月，继美国反攻日本后，苏联宣布对日参战，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新四军各部立即展开全面反攻，先夺取中小城市，然后又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收复华中地区被日伪占领的根据地。为了完成华中地区全面反攻任务，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由延安返回华中。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新四军八年抗战，由建军初期的1.03万余人，6200余支抢，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人，取得了对日伪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对顽军自卫反击作战3200余次，毙、伤、俘顽军官兵14.3万余名的光辉战果，与八路军一起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历史作出结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有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就能淹没日本法西斯强盗。

    【国际医生】

    白求恩是一位国际医生。他赴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使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而远赴西班牙，投身反法西斯斗争，更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确是白求恩奔向延安的指路灯。

    白求恩说：“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和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就知道了。”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乘“亚洲女皇号”邮轮，自加拿大温哥华港启程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27日抵达香港，2月初，到达武汉。白求恩一到武汉，就在一所教会医院为伤病员做手术。在宋庆龄的斡旋下，他与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会面了。

    白求恩对周恩来说：“我来中国是要到解放区工作的，现在抗战形势紧迫，请你尽快安排我上前线去。”周恩来考虑到从延安去晋察冀更安全些，他建议白求恩一行北上延安再去前线。可是，这一路并不容易：虽国共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中共方面的人由汉口乘火车去西安是自由的，但日寇正自华北向南进犯，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本军机轰炸扫射。白求恩一行到达郑州转乘陇海路火车，改由山西潼关、风陵渡过黄河，经运城、侯马到临汾八路军总部后，再设法去延安。白求恩一行数十辆大车组成的、运送医疗队物资的车队，从临汾出发过汾河，渡黄河，一路上，敌人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步兵追击，20多头骡子被炸死炸伤，数人受伤。为了躲避敌机，他们只能选择深夜赶路。

    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和紧跟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遮拦；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3月7日，他们终于渡过黄河。22日，在西安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接着他们改乘卡车前往延安。

    3月底，白求恩抵达延安，刚安顿下来，便要见毛泽东--这位埃德加.斯诺笔下伟大而又略带神秘的人物。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白求恩一行踏着月色，来到凤凰山毛泽东的住所。刚一落座，白求恩便郑重地将自己的党证交给毛泽东，并介绍了西班牙的内战情况。毛泽东向客人谈了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介绍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并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论策略，这让白求恩十分振奋。会见时间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

    当毛泽东听到白求恩说，如果组织医疗队，由他自己来治疗的话，可以保证75％以上的生存率时，欣然同意白求恩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工作。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他从容不迫的言谈时，我会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6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一到医院驻地，马上开始工作。他为伤员做手术，听取各科医护人员的汇报，了解每一个伤病员的情况，培训医护人员。他亲自查病房，为伤员盖被子、端水……为了改进军区医疗条件，白求恩主持创建了一所模范医院。医院落成那天，白求恩给大家做了战地救护、伤员分类和手术示范表演。10月，白求恩率战地医疗队辗转359旅卫生部。在一场战斗中，白求恩在离前线很近的一座小庙里设立了急救站。敌机轰炸，震塌了小庙的后墙。白求恩不为所动，接连做了71个手术，坚持了两天两夜。白求恩先后为两名重伤员献血。殷红的鲜血缓缓流进八路军战士的血管，注入了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对中国的爱。医疗队长游胜华---江西万安芙蓉镇光明村老虎塘人，一直跟在白求恩身边，学习外科手术，料理白求恩的生活。

    1939年10月，在日寇进行大扫荡的那次，白求恩给一个腿部受重伤、名字叫朱德士的士兵做手术。当时敌人已经打到了村口，大家都焦急地催促赶紧撤离。他却对年轻的朱德士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放弃你。就是这次在紧张的手术中，碎骨刺进了白求恩的手指。第三天，白求恩不顾伤口已经发炎，又亲自为一个颈部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了手术，不幸，伤口感染了。

    11月12日，年仅49岁的白求恩永远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就在11日夜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同志深情地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教育。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了。

    白求恩留下了一封遗书，将他仅有的几样贴身物件都一一安排赠与他人，并且恳请加拿大共产党能为他的前妻“拨一笔生活的款子。”他一生中有两次婚姻，都是和同一个女人---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第一次婚姻时，正处于白求恩事业的上升期，他已在美国底特律挂牌行医，其后1926年当他被聘为底特律医学药学讲师的同年，他患上了可怕的肺结核。在当时看来，如同今天的癌症一般恐怖。为了不拖累妻子，他们分手了。白求恩独自在美国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治疗，并大胆将自己当成小白鼠，进行了当时仍然作为试验性治疗方法的“人工气胸疗法”。气胸疗法不仅治好了白求恩的肺结核病，还促使他在胸外科疾病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发明了一系列新的胸外科治疗器械。他康复两年后，两人再度走入婚姻，虽然这段婚姻持续的时间有限，白求恩仍然在遗嘱中说：“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而对于他来说，更高层次的快乐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将整个身心投入到救助伤员、建医院、培训医护人员和建学校上。他说，“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显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在延安的毛泽东听到白求恩去世的噩耗后，十分悲痛。12月21日，他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全文如下：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柯隶华，1911年生于印度孟买的绍拉普迩村。1934年加入印度共产党。1936年毕业于印度著名的医学院---格兰特医学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使沉睡的中国觉醒了。中国军民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日本侵略军。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应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请求，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表示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决定，得到了印度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热烈响应，仅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就有700多人。

    1938年6月29日这天，被孟买居民命名为“中国日”。这一天柯棣华申请并加入由他和爱德华、巴苏华等5位医生组成的赴华医疗队。在来中国之前，医疗队听说八路军与国民党不同，都渴望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去。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广州，在码头受到了中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迎接。他们向宋庆龄提出到华北前线工作的请求。29日，医疗队经长沙辗转来到汉口，董必武、叶剑英代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宴欢迎医疗队一行。凯丰、叶剑英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八路军致欢迎词。10月7日，周恩来副主席开完记者招待会后，会见了印度医疗队全体成员，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又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的要求。他们被中国红十字会编为第15救护队，先后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工作近半年。在重庆，他们第3次向董必武提出了去延安的请求。为了表达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决心，医疗队员们特意请中印文化协会主席谭云山给他们每个人都起一个中国名字。谭云山提议：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要有个“华”字。于是五位医疗队员都有了他们的中国名字：爱德华、柯隶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柯棣华的名字就是这时从原名柯棣尼斯改成的。

    1939年1月16日，就在医疗队获得批准，准备奔赴延安的前夕，柯棣华不幸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劝他回国料理后事。他强忍悲痛说：“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这里千千万万无辜受难的人民更需要我。在我没有实现我向印度国大党所做的保证---至少在中国工作满一年之前，我决不回印度。”22日，他们离开重庆奔赴延安。2月12日，医疗队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受到当地2000多名群众的夹道欢迎。

    3月15日，柯棣华和其他印度医生在延安窑洞里拜会了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许多关于印度的情况之后指出，中印两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有许多共同点，应当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互相学习。毛泽东还希望医疗队在工作中对中国的医生、护士和领导人多提批评与建议。在延安参观访问之后，柯棣华和爱德华、巴苏华被派往距延安东北约15千米的拐峁八路军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卓克华和木克华到八路军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柯棣华被聘任为拐峁医院外科军医。他们一到拐峁医院，立即投入到医院扩建工程之中，同医院工作人员一起，手持铁锹，埋头苦干。扩建工程完毕后，柯棣华、爱德华和巴苏华常常上午查病房，医治伤病员，中午利用充足的光线做外科手术，下午到门诊室为战士和百姓看病。三人在工作之余，经常与中国同事促膝谈心，听他们讲抗日战争，并向他们学习汉语和唱抗战歌曲。印度援华医疗队原订援华时间一年，但在国统区已历半年，到延安后他们就决定延长时间。爱德华为此向印度发电报请示。印度政府回电同意他们的请求，但让卓克华和木克华早些回国。因此，5月底卓克华经西安返回，8月初木克华因病回国。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继续留在边区工作。《新中华报》高度赞扬了这三位国际友人。

    这里还要提及7月10日，周恩来不幸在延河边从马背上摔下来，右臂受了重伤。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闻讯后，马上拿起药箱和听诊器由拐峁出发，连夜赶到杨家岭周恩来住处进行会诊和治疗。以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到杨家岭换药包扎。当他们看到周恩来忍着右臂伤痛，坚持用左手写字的情景，不禁万分敬佩这位中国领袖。

    11月3日，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和德国米勒离开延安。4日开始，他们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走遍了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平西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数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战争环境中，他们和中国的抗日军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没有任何怨言，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沿途施行了50余次手术，诊治了2000余名伤病员。12月15日到达前方八路军总部武乡县。这时，爱德华因患湿疹严重，不得不回印度治疗。柯棣华、巴苏华后来也离开武乡县八路军总部，到达晋察冀边区卫生部所在地葛公村，一边在那里救死扶伤，一边在白求恩卫生学校授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

    1940年9月，柯棣华率医疗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当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进行涞水战役时，他奉军区司令部之命，出发去军区南线，负责阵地救护工作。13天的战斗中，他们接受了800余名伤病员，其中施行手术的达558人。由于不断地战斗，伤员也就不分昼夜地陆续后送，柯棣华3天3夜未睡觉，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坚守岗位。百团大战后，巴苏华奉命返回延安。柯棣华则继续留在白求恩学校和医院工作。

    1941年1月，柯棣华正式参加了八路军，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仍然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此时，正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柯棣华说：“这里是白求恩工作过的地方。你们的学校以白求恩的光荣名字命名。我一定要像白求恩一样，献身于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这是他的心声，也是此后一切行动的最好的概括。

    1942年7月，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9日，柯棣华的癫痫病再一次发作，医护人员虽全力抢救，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没给战友们留下一句话，也没给爱妻娇儿留下一句话；但他的全部工作，他的热情，他的献身勇气，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柯棣华在抗日前线工作近3年，于1942年12月9日因病逝世，年仅32岁。柯棣华逝世后，晋察冀边区军民在河北唐县召开了追悼大会，将他的陵墓建在唐县。12月30日，延安各界也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巴苏华。1912年3月1日出生于印度达卡，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1939年到达延安。为表示对中国的敬爱，把巴苏的本名改为巴苏华。担任八路军总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同年11月同爱德华、柯棣华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做救护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因病回国和柯棣华因病逝世后，他仍安心留下来工作。1940年12月，巴苏华从晋察冀返回延安，在八路军卫生部附属医院任耳鼻喉科和眼科主任。每天门诊100多病人，另外还需要照料30多张病床。还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负责编辑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国报道》杂志。1943年4月巴苏华离开延安，结束援华医疗工作，6月取道重庆，返回印度。为此，毛泽东和朱德致函印度国大党，对印度人民给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回印度后，巴苏华积极组织第二支援华医疗队，但因国内发生灾荒而未能成行。他将在中国学到的针灸技术介绍到印度，为穷苦人民免费治疗疾病，并发起成立了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力量。

    罗生特。1903年生于奥地利，仰慕毛泽东，仰慕中国红军。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于1941年3月20日来到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疗人才。罗生特自己编写教材，自制教具，把随身携带的大批医疗器械捐献出来，供学员们使用。他为学校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培训制度，使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规。1942年春，罗生特提出入党申请。陈毅自愿作他的入党介绍人。随即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此后随军转战华中、山东和东北解放区，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历任大军区的卫生部顾问、纵队卫生部部长等职。1949年9月，罗生特回国前夕特意去了上海。见到陈毅时分外激动，陈毅特意为他定做了一套漂亮的西服，作为对罗生特回国的赠礼。陈毅高度评价罗生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他是“活着的白求恩”，并为他颁发中德文对照的荣誉证书。

    马海德。阿拉伯裔美国人，祖籍黎巴嫩，原名乔治•海德姆，后在中国改名为马海德，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10年出生于美国，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来到中国。为了考察东方流行的热带病，他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上海。原本计划只停留一年，但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到中国政府的腐败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决定继续留下来。通过调查，他认识到，中国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物，更需要吃的、穿的。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这时，他结识了宋庆龄和在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马海德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中知道了中国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他开始投身革命活动。马德海开的诊所常常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开会的地方。他还在美国《工人日报》和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工农红军，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的腐败。

    马海德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马海德。6月他们到达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保安和苏区各地参观、访问。后来随红一方面军南下甘肃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10月三个方面军在甘肃省南部胜利会师，他们又先后随二、四方面军行动。
1937年1月马德海随红军回到陕北延安。他满腔热情一边紧张地投入诊疗工作，一边作调查研究。在一个多月中，巡视了陕北各地卫生医疗单位，掌握了大量材料，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很欣赏他的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随部队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年底回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为了更好地接近人民群众，他很快学会了中国的普通话和陕北的方言，并把自己的美国名字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马海德受宋庆龄的委托，经常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向海外呼吁，争取国际援助。边区因而获得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

    1942年调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先后接待了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外国医生，并协助他们去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仅在1944年到1947年，马海德他们就诊治伤病员4万余人次。由于出色的工作，马德海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多次奖励。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经常为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

    从1938年开始，马海德接待了许多外国医疗队和外国友人，包括：白求恩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苏联的阿洛夫，以及许多外国记者、专家、外交官和军人。1944年，史迪威将军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实地考察，马海德担任美军观察组顾问。1946年，马海德以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利用出访和接待工作的机会，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新中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做出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米勒。1915年生于德国莱茵，1939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9年5月来到香港，通过宋庆龄，结识了廖承志，并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9月，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到延安，并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一辆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随后他参加了八路军。米勒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米勒的夫人中村京子是一位日本人。德国、日本是策动并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给人类历史带来最惨烈的灾难。他俩不是为自己祖国的法西斯政权服务，而是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斗，把各自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拯救生命、抵御侵略战争的医疗事业。

    傅莱。成功研制出粗制盘尼西林。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9年1月辗转意大利抵达中国上海。1941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傅莱通过重重封锁线，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安排他到白求恩学校同柯棣华大夫等一道担任教员。1944年，傅莱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从事内科教学工作。这年秋天，经聂荣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傅莱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他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成功地研制出了粗制盘尼西林，缓和了八路军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

    ***抗战小资料：延安张家村乡的农民负担---1938年，公粮1万石；1939年，公粮5万石；1940年，公粮9万石；1941年，公粮21万石。（一石=一担）。

    ***抗战小资料：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4月-12月，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频频在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西、陕甘等地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办事处。1941年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1943年7月，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数十万兵马分九路准备闪击延安，未遂。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12月15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以破坏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破袭作战。40万八路军歼敌1.7万人。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日渐发展壮大，日军于1939年夏，集中了分散于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抗日力量发动扫荡的同时，在荒原挖沟筑堡，割断太行、晋察冀的联系，阻碍抗日力量的发展，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1940夏，集中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满洲国军队进行扫荡。由于日军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军以有力打击。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战役。

    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伪军约15万人。

    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队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正太战役发起三天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队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4纵队等）20个团，共有105个团20余万兵马，还有许多地方的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当彭德怀、左权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得知实际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时，左权兴奋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由此，正太战役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8月20日-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9月22日-10月上旬，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这些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

    第三阶段，10月6日-翌年1月24日，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这次战役，仅从1940年8月20日-12月5日看，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包括当地民兵在内）共进行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攻夺敌人据点293座；破坏铁路450多千米，公路1500多千米；破坏桥梁、车站260多处；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华北437个县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为10个县。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动出击日军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此战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小资料：八路军---1937 年 8 月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共4.5 万人。115师343旅作为抗日先遣队提前于8于22日在陕西三原出征；344旅于25日在三原云阳镇出征。120师于9月3日在陕西富平庄甲镇出征。4日和6日，八路军总部分两批，分别从泾阳云南镇、三原云阳镇随部出征。同在6日，129师于泾阳桥底镇宣誓出征，30日过黄河。三个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分别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太岳山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平型关大捷，雁门关断路，阳明堡炸飞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太原沦陷后，政委聂荣臻率115师独立团创建了晋察冀军区（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东）。贺龙120师创建了晋绥（晋西北、大青山）军区。刘伯承129师创建了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冀鲁豫、鲁西、湖西）军区。肖华、罗荣桓各率115师一部先后杀向山东，创建了山东（鲁中、鲁南、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军区。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结束，八路军总兵力发展到90万余人，民兵200多万。八路军与日伪作战共12 万次，毙伤、俘虏日伪军125万人，创建根据地246万平方千米，人口近亿。八路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抗战小资料：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 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1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1941年1 月7日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20日，中共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正式成立，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先后成立苏中、淮南、盐阜、淮海、淮北等军区，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不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军的屡次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歼日伪军31.7万余人。1945年8月，新四军已发展到30万余人，配合全国各地的军队举行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第三章  召民抗日

    第一节  革命圣地

    延河水边.窑洞灯光.世友欲逃.国焘叛党.涌来延安.延安颂歌.八路军歌.新四军歌.
    黄河颂歌.黄河水谣.太行山歌.保卫黄河.二月里来.林彪治伤.恩来摔伤.民主政权.
    税负怨言.精兵简政.文艺讲话.南泥湾歌.鱼水情深.陕北足迹.人民救星.边区太阳.

    【延河水边】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找到了落脚点，顿时有了家的感觉。广大指战员终于结束了一年多的连续不断、有日没夜的行军打仗生活。毛泽东令李富春赶紧给彭德怀、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左权、曾山、陈正人等战将，找个女人安个家，好让他们在前线开辟抗日根据地。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来的交际舞，则让延水河边绽放了一朵朵美丽鲜艳的爱情之花。贺龙说过，他把一切财产，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唯独薛明是他自己的。

    1937年1月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了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由于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很能跳舞。延安的交际舞就是由她传授而时兴起来的。宝塔山下，延水河边，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景象。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的夜晚，那些穿军装、着草鞋的人们，在明亮的汽油灯下，翩翩起舞，把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的严肃紧张气氛一扫而光。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史沫特莱试着教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首先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她对朱德的印象是，“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对朱德说：“让我好好瞧瞧你！”

    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正是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写作，才通过她，联系促成了白求恩大夫的援华，才有了声噪一时的延安交际舞潮流。

    吴莉莉，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是史沫特莱形影不离的翻译兼秘书。她年轻漂亮，长发披肩，浓眉大眼，和史沫特莱、丁玲一起，被称为 “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能享有男女平等的权力。她们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延安交际舞具有强烈的心理刺激作用，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人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交际舞。在延安的妇女中间，史沫特莱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原来一家地主院落，后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与吴莉莉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慢慢地，交际舞出现在延安古城里钟楼东侧的基督教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举行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因为有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更加时兴起来。自“西安事变”后，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中共在扩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这些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引起了女将们的强烈反对。参加过长征的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红军到达陕北后，很快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其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生活的集体幻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陕北女英雄们看到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刚刚参加革命，就与自己的男人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很是反感，觉得男人们在异动。她们在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毛泽东对这种反叛的态度是“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这场矛盾的结果，导致延安离婚率普遍上升，导致贺子珍负气出走。

    何其芳初到延安不会跳舞，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何其芳指责萧三。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何其芳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舞会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彭德怀、林彪、邓小平等许多将领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至爱，组成了温暖幸福的家。中共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的。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在这样舒朗、自由的天地间，众多情侣不由自主地踱近了延河，陶醉在延河边上：谢雪萍出现时，张学良之弟张学思突然勒马嘶立于延河边上；罗荣桓每天黄昏策马渡河，与林月琴约会；王稼祥、朱仲丽，杜惠、郭小川，丁雪松、郑律成，石澜、舒同，伍真、黄正光，董慧、潘汉年……弯弯曲曲的延河边，到处留下了双双对对幸福的脚印。在这里，爱情是众多年轻人命运最有力、最强悍的塑造者。爱情如延河之水，谁也说不清人们在流程中的取舍，也不能轻易理清自己感情上的复杂头绪。男人有了一个好女人，女人有了一个好男人，便拥有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窑洞灯光】

    延安交际舞的明星吴莉莉，是延安“现代剧”剧团的主要演员，擅长扮演西方戏剧中的女主角，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简直是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对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延安男人来说，吴莉莉不只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可同中国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杨贵妃媲美。红军正在享受几个月来战争间歇的和平。春意融融，嫩禾染绿的延河两岸，海棠花竞相开放。终于摆脱连年战争的毛泽东，开始阅读大量书籍，撰写政治和哲学方面的论文。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还写了大量的诗以指导吴莉莉。

    太阳一落山，毛泽东开始工作，常常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去，他们边喝米酒或茶边聊天。他对外国表现了极大兴趣。毛泽东详细询问史沫特莱的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他问史沫特莱是否体验过像拜伦、济慈和雪莱这类诗人所赞美的浪漫爱情。史沫特莱谈了她和自己丈夫查托的婚姻，他们作为情人和同志如何共同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她说查托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真正爱情。接着，毛泽东想确切地知道，“爱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和查托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表达爱情，如果他们的婚姻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为什么俩人争吵以致最终分手？面对毛泽东一连串的提问，史沫特莱心里想：“毛泽东孩子般的好奇使我惊讶。他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麽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毛泽东心里向往的是吴莉莉。他们两人在心灵深处彼此都知道。吴莉莉好象在毛泽东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致的感情及青春的热望。

    吴莉莉是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的中间人，毛泽东向史沫特莱提出的某些问题，是直接对着吴莉莉的。吴莉莉那么生气勃勃、敏感、优雅，每当史沫特莱与毛泽东谈论罗漫蒂克的爱情时，她感到对话仿佛全部是说给她听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做诗，吴莉莉以毛泽东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毛泽东很是高兴。他们详细讨论男女平等条件下的男女关系。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吴莉莉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莉莉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眉开眼笑，很是火热。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莉莉起身让座：“贺子珍，请坐，来！”贺子珍厉声厉色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莉莉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混蛋！你想欺骗我，溜到这个资产阶级舞女家里来。”史沫特莱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窑洞。贺子珍正用一个长长的手电筒打毛泽东。毛泽东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旧戴着他的棉帽子，穿着军大衣。他没有制止妻子。他的警卫员立在门旁，很尴尬。贺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泽东站了起来，看上去很疲倦，声音沉着严厉：“别说了，子珍。我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们只是聊聊天。你做为一个党员，正在毁掉你自己，你干的事情你应该觉得可耻。趁别的党员还不知道，赶快回去吧。”贺子珍突然转向吴莉莉。吴莉莉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贺子珍骂：“舞厅的臭婊子！你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她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揪她的头发。血从吴莉莉的头上流下来。毛泽东揍了贺子珍一耳光。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背后。贺子珍又转向史沫特莱：“帝国主义分子！都是你闹出来的，回你自己的窑洞去。”接着又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负的，一把将贺子珍推倒在地。贺子珍躺在地上尖声喊：“你算什么丈夫？还算是男人吗？你是共产党吗？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打，你一声不吭。”毛泽东责备妻子：“她没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卫的权利，是你羞辱了我们，你的行为简直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阔太太。”毛泽东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贺子珍不甘罢休，不肯起来，毛泽东不得不叫来另外两个警卫员，把贺子珍架走了。

    从此，贺子珍常常大吵大闹，认为毛泽东变了，变得淡漠了，疏远了，和井冈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毛泽东经不住贺子珍的折腾，搬到另外一窑洞去住了。贺子珍则想去上海动手术，把身体内的弹片取出来，突然发现又怀孕了。这更坚定她要走的决心。毛泽东得知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地对她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接着他又动情地说：“我现在的情况同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

    回首往事，在井冈山，毛泽东每次要远行，都会敲敲贺子珍的窗户说：“我要走了”。贺子珍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心里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贺子珍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后来牺牲了。直到袁文才派贺子珍到毛泽东身边做秘书，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毛泽东。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他们在艰苦岁月的爱情“不似春光，胜似春光”。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到了瑞金，建立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红军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央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打摆子。贺子珍悉心照料毛泽东的同时，也强调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干。毛泽东想，读书吧！坚持真理，不怕老婆离婚，一切都不在乎！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千米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1936年，蒋介石命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主动退出瓦窑堡，以争取东北军。贺子珍随中央机关迁往保安。保安的住房十分简陋，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一座破旧的小窑洞里。警卫员盘了一个土炕，用三块砖支起水壶，算是一个简单的灶。几天后，贺子珍在这儿生下一女孩，取名娇娇。四个月后，她把孩子托付给机关合作社的人照看，进了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过起了紧张而军事化的学生生活。进入抗大后，贺子珍身体依旧糟糕，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有一次竟晕倒在厕所里。经医生检查，她患了严重的贫血症，不得不退学回家休息。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是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十年婚姻，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吃了不少苦。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十年夫妻嘛！”

    贺子珍拒绝了毛泽东的再三挽留，于8月负气出走到达西安。那时上海已经沦陷，去不成上海治病了，怎么办呢？她又不愿回去。当时，贺子珍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毛泽东托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但贺子珍没有回去。她在西安住了几个月。11月，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和陈云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得到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治病。到苏联，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中共新疆办事处。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个召唤。她在新疆呆了几个月，终于去了苏联。在贺子珍出走的前一个月，吴莉莉被说是特务，中共中央把她驱走了。再后一个月，史沫特莱也离开了延安。

    女人是男人的小舟，男人喜欢驾着小舟碧波荡漾。家庭是男人的港湾，男人需要回港宁静小憩，或者避风躲浪。贺子珍容不得毛泽东有别的女人。她没有读懂毛泽东，于8月负气走了，连劝也劝不回。由此，毛泽东想起了杨开慧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误会。岳父杨昌济病逝后，杨开慧跟随她母亲、哥哥回湖南，看到长沙城内有别的才女追求毛泽东，心里非常不安。她叫嫂子---杨开智的妻子李一纯（后又嫁过李立三、蔡和森），直接去向毛泽东挑明杨开慧的心思。毛泽东即赋一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年冬天，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杨开慧和毛泽东举行了朴实真挚的婚礼，仅花了6元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

    婚后的毛泽东和杨开慧离多聚少，经常别于天南海北。1922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清水塘生下儿子毛岸英。翌年，毛泽东离湘到上海工作，把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的妻子留在家中。这是婚后的又一次离别。毛泽东离开长沙后，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儿子岸英回了长沙的东乡板仓。在板仓，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毛岸青。过了月余，杨开慧和她母亲带着2个孩子又回到了长沙清水塘居住。此时毛泽东忙于纷繁的工作，很少写信回家。杨开慧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十分清苦；加上毛泽东不在身边，心境孤独寂寞。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去。毛泽东却回信说：大都会生活缴用大，我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方便，不想让她同去；并以元缜的《菟丝》相赠。杨开慧读了两句：“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看罢，杨开慧肺都气炸了，立即恼怒地将书信一扔，说：“噢。我是菟丝．我只能靠着你的依傍活着．是吗？你在做事。我做的不是事呀？抄文稿、编杂志、办书社，我不是样样尽力去做吗？我还要做主妇、做母亲！到头来成了菟丝啦！你毛泽东欲为江海客，不恋儿女情，难道我杨开慧真是那种只是守着丈夫卿卿我我过日子的旧式女子吗？我要和你毛泽东同住，本来为的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同时助你一臂之力，你这还不懂吗？只有你革命，我就落后了吗？你要我当家庭妇女，那么，我这个解放了的女性不是又倒退回去做娜拉式的女人了么？杨开慧满心委屈，赌气不给毛泽东回信，一向视自己为知己的毛泽东，怎么变得这么不理解她的心情了呢？

    不久，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后，杨开慧没有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知出了什么事。后来，当杨开慧含泪向他倾诉自己的委屈时，毛泽东震惊了。原来，这几年卷入政治漩涡后，他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毛泽东深感内疚。这些年杨开慧为他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不曾为她分过忧，连她的革命要求，包括个人情感，他也没有予以重视，难怪妻子要埋怨自己了。毛泽东心中涌起阵阵歉意。但此时，他革命任务在身，不能在家中久呆，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又动身去赶火车。婚后的再次离别，他出门时半天残月照横塘，杨开慧破例没有为他送行。毛泽东心情复杂极了，上车后，写下了一首致杨开慧的词《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此时的杨开慧读了此诗算是理解了丈夫的心情。当毛泽东离开广州，回到上海，马上写信去长沙，要杨开慧带2个孩子及全家，到上海来团聚，一起生活。杨开慧把清水塘和板仓的事情全部处理好后，端阳节即将来临，她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和母亲，还有李立三的妻子---原嫂子李一纯，及哥哥杨开智的女儿杨展6个人，坐轮船去上海。毛泽东亲自在码头接杨开慧一行。这是杨开慧自1920年由北京回长沙后，第一次乘轮船出远门。在上海，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人团聚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幽怨一扫而光。1923年以后，杨开慧一直跟随毛泽东，去上海，去韶山，去广州，去武汉。1927年，杨开慧在武汉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潜回了湖南，秘密赶到板仓看望在此隐蔽的妻子和3个孩子，并和杨开慧话别。对于这样的别离，杨开慧有很多话要说，但她又忍了忍没说，革命嘛只能这样。8月16日，毛泽东在杨开慧陪伴下潜入长沙，住进了岳父留下的那座挂着“板仓杨”匾额的房子。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杨开慧给丈夫做了一双布鞋，还要堂弟杨开明送一程。她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没想到这次话别，竟然成为永别！

    1930年夏，军阀何键到处搜杀共产党人及其家属，杨开慧于10月间不幸被捕。年仅8岁的毛岸英也被抓去。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此时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以三个儿子的名字立碑：“毛母杨开慧之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刊、民国十九年冬立”。

    男人是女人的大山，女人需要依仗大山终生有靠。家庭是女人的鸟巢，女人期盼双鸟同归，永享安乐窝。贺子珍没有读懂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读懂贺子珍。他和天下所有男人一样，是女人怀中永远长不大的小孩。经营爱情，经营婚姻，经营家庭，就像打仗一样，需要男女双方知己知彼。只有男人读懂女人，女人读懂男人，才能爱情和谐，婚姻和谐，家庭和谐，男女双方才能忠诚，互信，宽容，礼让，生活才会幸福，工作才能精力充沛。孤独的毛泽东想起了在前线的丁玲。

    作家丁玲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常德，少女时代曾经先后在桃源、常德、长沙等地读书，与杨开慧是岳云中学的同学。1936年9月，在党的营救下丁玲逃离了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11月，辗转到达保安党中央所在地。丁玲气质高雅，才华横溢，同时风骚惹人，属于时尚性感的新派女性。毛泽东一见倾心。丁玲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有一次，丁玲和毛泽东谈起了对延安的观感。丁玲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而现在，丁玲在前线......毛泽东千思万绪地赋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年底，丁玲收到了这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的《临江仙》，是用军队电报拍发给前方丁玲的。1937年初，丁玲回到延安，当面请毛泽东亲笔抄录了这首词，写在两张16开大小的浅黄色毛边纸上。

    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读得懂男人的女人呢？终于有一天，这个能读懂男人的女人出现了，她就是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14年出生，山东诸城人。1929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实验剧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个月后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获释后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7月中旬，蓝苹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决定离开上海经西安去延安。

    她经王洞若介绍，去西安找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徐明清帮忙去延安。蓝苹告诉徐明清，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想到延安学习，请她帮忙找个关系进去。 徐明清原在上海，转眼离别一年了，从未与蓝苹联络过。她问蓝苹，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蓝苹说是王洞若告诉的。徐明清也是通过王洞若来西安工作的。她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回忆起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蓝苹要来西安一事。她知道，很多左翼文化工作者和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到延安，寻找光明。徐明清问蓝苹，带了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吗？蓝苹说没有，有你在，会有办法的。蓝苹又问徐明清，听说俞启威到过延安？俞启威，已经改名黄敬，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徐明清告诉她，俞启威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5月参加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黄敬、李昌、林一山等跟刘少奇、彭真一起去延安参加了会议，听了毛泽东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会后又回到北平工作。

    徐明清想到自己与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具备帮忙的条件，也就同意了蓝苹的请求。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蓝苹带到办事处谈谈。事后经过邓颖超和主管此项工作的博古，安排去延安。江青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千米的洛川。

    赶巧的是，蓝苹到达洛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夫人朱仲芷，带了蓝苹从洛川进入延安。路上，蓝苹和毛泽东同坐一辆车。毛泽东坐在前面，蓝苹和朱仲芷坐在后面。路上，蓝苹央求朱仲芷带她见见毛泽东。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朱仲芷带蓝苹见到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蓝苹到了延安，改名“江青”，于1937年1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学习。江青到延安后，觉得自己必须找座大山。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毛泽东。一次毛泽东到延安城东边桥儿沟的中央党校作报告。江青早早地来到会堂，找了一个前排的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脸的地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当毛泽东出现在台上时，江青为了表现自己，在学员们鼓掌欢迎毛泽东作报告时，故意先对讲台上的毛泽东招招手，然后再拍手。她清楚地知道，这样做足能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听报告时，她一会儿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会儿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以手支颚，偏着头仰看台上的毛泽东。台上的毛泽东，的确注意到了江青，因为毕竟见过一次面。但毛泽东觉得她只是个活泼的姑娘，没有想更多别的问题。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后，晚上，全校分班讨论。江青是十二班的学员，当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谈了对毛泽东的印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还诉说自己理论水平太差，迫切要求当面求教。第二天，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江青看到毛泽东正在紧张地批阅文件。她的到访，在毛泽东心海掀起巨大波澜。以后的几个星期，两人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又见了几次面，谈工作、谈戏剧、谈学习。渐渐地，毛泽东爱上了江青这个年轻、聪明、热情、大胆并且美丽的姑娘。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踏了的人》《锁在柜子里》。7月7日纪念抗战一周年，延安钟楼东边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话剧主演者是丁里，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江青扮演的穆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等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谢幕；然后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毛泽东等首长步入化妆间，慰问演员。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交谈。江青的美貌和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从此，只要有江青的演出，毛泽东几乎都要到场。他认为江青不怕困难，大老远地从繁华大都市上海来到贫瘠的延安，耐得住清贫，坚持了下来，是不容易的；况且江青在来延安的女青年中长得很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抿紧了嘴唇时，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她会唱戏，又有一定的艺术才能，京戏唱得很好，字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做得漂亮而合体。江青让毛泽东感到清新。在贺子珍出走，受伤的心突然得到了慰籍，毛泽东终于开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同在8月间，江青接到调令，从鲁艺转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任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江青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她的“大山”。

    在追求毛泽东的同时，江青还拉上了山东老乡、自己小时候的老师康生。康生是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王明，于年底从苏联回国的，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陈云。他们带回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康生回国，在延安中央情报部担任领导工作。他对江青的历史了如指掌。当毛泽东表示要与江青结婚时，遭到了党内高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而康生却为江青作了“保驾”。首先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他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于是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收到信，带了两个人来到陈云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向他反映了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意见。陈云立即以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同居了。中央的几位领导希望总书记张闻天出面做做工作。张闻天觉得很为难：结婚乃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经过反复考虑，他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而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看完信，把桌子一拍，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看谁管得着!”他还说，结不成婚就辞职。朱德听了，说：“让毛泽东辞职，难道要王明指挥打仗？”

    于是，中共中央对江青“约法三章”：第一，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关系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中央要在9月召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将领都回到了延安。当他们去看毛泽东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接待。贺龙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毛泽东说：“嗨!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龙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 当毛泽东介绍了与江青结婚的过程后，贺龙说：“堂堂一个主席，找个女人结婚，还要批准？要是今后还有人阻扰毛主席同江青结婚，我就毙了他！”贺龙临出门，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在贺龙之后，毛泽东又请了一次。徐明清和她的丈夫王观澜就在第二次。那天是星期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徐明清和王观澜接到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去毛泽东住处凤凰山窑洞的路上，他们见到了一些被炸的尸体。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如果把酒席当作中国传统的结婚日，那么1938年11月20日，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终于结婚了。虽然那天一早日本就来飞机轰炸，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此后毛泽东随中共中央从凤凰山迁到杨家岭。他的三间窑洞在山脚下，房间很深，砌上石头，刷上白灰。前面是木结构，窗上糊纸，可以透进少量阳光。门外有一小块碾过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三间房分别为会客室、毛泽东书房兼卧室、江青卧室。毛泽东的房间里有书橱，里面全是军事政治、古典文艺、历史地理等书籍，尽显毛泽东的特色。房子装饰很朴素，地上铺砖，桌椅是木料的，甚至没有油漆。房内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江青的工作主要是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担负家庭主妇的角色。毛泽东和西方来访者谈话，江青很少开口，只是等着介绍和握手。有时，她走进里面的房间装一碟花生和一盘炸辣椒出来。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江青对毛泽东的嗜好很了解。一位访问过毛泽东的苏联人回忆说：当毛泽东会见他时，江青便拿出一个木椅子放在旁边给毛泽东坐。警卫员送上一杯当地的白酒，江青前前后后地给毛泽东剥花生。毛泽东和江青过着浪漫式的婚姻生活。

    江青找到了毛泽东这座大山，毛泽东找到了江青这叶小舟。新婚的日子是甜蜜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给毛泽东织新毛衣，做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唱片。毛泽东喜欢京剧，她就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江青递支烟，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再走开，腼腆得如同个大姑娘。一位外国记者记述江青：“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有了江青这样的贤妻良母，毛泽东精力更加充沛，继上半年赶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下半年又赶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除了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外，江青还要在延安窑洞的灯光下，忙着给毛泽东誊写讲稿。毛泽东去中央党校给高级将领讲课，正急等着用呢。

    【世友欲逃】

    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军长，他对中央采取的背靠背揭发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做法很不理解，心中充满了迷茫，甚至想逃离延安。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诸如“懋功会师后南下正确还是北上正确？”“西路军为什么遭到严重失败？”等问题供学员讨论。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十分重视。张国焘统治红四方面军达六年之久，长期实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红四方面军有相当影响。军中一些指挥员对开展批评张国焘的斗争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不加区别的做法感到不满。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后，又没有得到及时引导，终于引发了事端。

    一次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扯了进来，一股脑地扣上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越听越憋气，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到川陕，部队从2万发展到8万，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许世友的一席话，仿佛往滚油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炸锅了。会场上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会上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发一个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可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说许世友他们这批四方面军的学员要闹事，要防止他们对毛主席下手。林彪惊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赶往毛泽东住所，在门口与叶子龙迎面撞了个满怀。他嚷道：“许世友要杀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毛主席报告！”门帘一挑，毛泽东走出房间，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林彪报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抗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你！”毛泽东处变不惊，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问：“哪一个有这么大的胆量！消息可靠吗？”林彪言之凿凿：“领头的是许世友。此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好喝酒，易冲动，拳脚功夫十分了得。”毛泽东表态：“既然这样，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随即，林彪安排一个连，将毛泽东住的窑洞及其附近地区，严严实实地警戒起来，防止不测事件；接着，带领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师生集合在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他惊讶，如此隐密的事情如何会被林彪看出破绽，叹息精湛的少林功夫还没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等关进窑洞后，他才醒过神来，破口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以及一些中央领导人。他以为关进了毛泽东的班房，就不会有生还的一天。

    毛泽东命令成立高级军事法庭，董必武为庭长，傅钟为检察长，对涉案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大部分得到宽大处理，一一被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对带头闹事的许世友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一年的处罚；所有释放人员均回抗大完成学业。毛泽东要求抗大做好红四方面军学员的工作，规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林彪逐一找四方面军的学员谈话，稳定了他们的情绪，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上来。谈话进行得十分顺利，唯独到许世友这儿卡了壳。许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条：不管发生什么事，决不当反革命；离开延安；回家侍奉老母。林彪来找毛泽东，毛泽东问清情况后说：“他的工作我来做。”

    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找许世友谈话。他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很多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毛泽东的一席话令许世友潸然泪下，这个在死亡和凌辱面前敢于横眉冷对的铮铮铁汉被深深地打动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许世友回答：“我想回新县老家，种田务农，侍奉老母。”毛泽东摇摇头：“大敌当前，全国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还有心思去过那世外桃源的生活？”许世友难过地说：“我已经被开除了党籍，还能有什么作为？”“党籍开除了可以恢复嘛。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毛泽东说话算话。7月份，中央撤销对许世友等人的刑事处罚。半年后，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一场轩然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逢人便说：“到达陕北后，我即离职学习，进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又先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二期集训，并参加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幸而在毛主席的亲自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毛主席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许世友成了毛泽东铁胆忠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七.七事变后，抗大二期学员提前毕业。林彪也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校长生涯，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师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国焘叛党】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两项：一、讨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二、揭批张国焘的错误。大会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讲了很长的话。他特别提到：“张国焘对‘毛、周、张、博’既笔之于书，更用之于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类错误的人都有教育的重要作用。……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张闻天还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主要是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张国焘知道自己的不利处境，赶紧写了一份《我的错误》的声明，算是过了关。

    早在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趁红四方面军完全集结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经过精心布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在会上，张国焘大声“声讨”：“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红1、3军团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红30团遭到重大伤亡！”“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张国焘自问自答地说：“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 芦（山） 雅（安） 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叶剑英、杨尚昆则“免职查办”。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 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红1、3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毛泽东的“南下北上”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的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顿感失落和无奈。可他仍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怀疑林育英失去自由。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张国焘孤立了。5月20日，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电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张国焘等，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在内外压力下，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记得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经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被言中；而这次张闻天预言张国焘，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其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一年后也应验了。

    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张国焘背叛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1937年11月，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来到延安。他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5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惨遭杀害。）张国焘听到他所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离去。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感觉王明的归来给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的。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并带了一个警卫员上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伯渠发泄一通不满，还说他要到武汉去。林伯渠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伯渠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紧张得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洛甫，即张闻天）：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电报交给周恩来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极度秃废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恩来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趁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在四处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恩来对张国焘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南章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得知张国焘“弃暗投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

    1938年9月张国焘抵达重庆，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张国焘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129师”。他胸有成竹地说：“129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我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有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并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张国焘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国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涌来延安】
 
    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讨论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和加强组织领导的问题。会上张闻天指出：“北方局所管的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要派出得力的同志前去。”他说他在会前已同刘少奇商量，刘少奇也同意了。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北方局，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北方局建立于1927年9月，是中共中央在北方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后来，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为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刘少奇来到了天津。他住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

    这是一座普通的两层砖木结构小楼，由红机砖和青机砖砌筑。房子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位于法、日租界交界处。坡屋顶，木门窗，简单实用，朴实无华。楼下有小院，前后门相通。闹中取静，便于隐蔽。刘少奇在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工作中，对上主要和张闻天单线联系，对下也是单线联系。

    刘少奇刚到天津时，开启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学生，正处于困境之中。在蒋介石“严厉制裁”的指令下，平津的不少大中学校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武装镇压，许多进步师生被捕。其中有个叫郭清的学生，甚至惨死狱中。愤怒的北平学生因此于1936年3月31日举行了抬棺游行，被称为“三.三一”事件。这件事表明了爱国学生的可贵激情，但在策略上，的确考虑不周，同样表露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残余影响。在当局高压政策下，有些学校的骨干几乎都暴露，“三.三一”游行中被逮捕42人，其中有学联主席黄华。后经多方营救，这些人才逐渐释放。当时，刘少奇了解情况后，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华北党的路线问题、指导思想问题。学生运动发展到这一步，并处于孤军作战状态，主要是因为领导运动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北方局还有“左”倾错误路线的残余影响。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的残余影响，党内生活和工作作风的改善就不可能，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不可能。为此，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55期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同时还在这期上发表了一篇针对“三.三一”事件而写的《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一封信。文章总结了北平学生在“三.三一”抬棺游行中，与校方发生严重对抗，并遭受军警突然袭击，许多学生骨干被捕的教训，指出它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左”的倾向。“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信中指出，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于人民的进攻。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该利用这件事来更加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是应该讲究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较盛大的葬仪，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如果某些事像开会、举行盛大葬仪等这样的举动也不允许，那么少作一两件事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做，相信会得到成功的，不会失掉群众和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压迫。他恳切地要求北平的同志，“以后再不要重复这种错误，并以这一具体事实，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人们听到这样高明的指点，不少人佩服。有些人开始想不通，事后也在实际进程中慢慢想通了。对刘少奇的批评，也有的同志当时就不同意。但无论如何，刘少奇还是要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中共北平市委立即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努力做好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很快消除了学校当局与教授、学生对立的情绪，打破了学生的“孤军苦斗状态”。这个起步非常重要，表明了北方局真正转变了策略，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

    起先是反对宋哲元，骂他卖国贼。因为宋哲元是华北自治委员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首脑。刘少奇来了后，认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这些人还是会发生动摇、不甘当汉奸的，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转换策略，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并派人打入宋的部队里去做中上层军官的联络和争取工作。平津学联根据新精神，积极开展了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的军官交朋友，发展关系；指派民先队员、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教练等。北平学联还写了《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那时候北平的宪兵团是东北军，留在华北的还有一部分东北军的力量，里边原来就有我们党的工作者。我们加强了对他们的工作，与他们座谈、联欢等，给他们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短剧，甚至还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进步刊物弄到部队中去，热烈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这一段时间很短，但战线拉得很长，成绩非常突出。学生运动，游行示威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东北的部队、东北的宪兵，对我们比较客气。后来宋哲元还派了刘子青来同我们党联络。为此中共中央派了张经武到宋那里做联络代表，工作逐渐做到上层。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步一步走向完全合法化，因而更加风起云涌，大批大批的学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涌向延安。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5-8月统计，就有1988人进入延安，估计此前此后几年至少有两三万人到过延安接受熏陶，然后奔赴各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

    刘少奇的第二件重要工作是改组北方局，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原来北方局的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宣传部长是李大章。1931年四中全会以后，强调工人挂帅，高文华是工人出身，本身是个好同志，但水平有限，执行的又是那套“左”倾路线。现在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路线，不从组织上给予保证是不可能的，改组北方局刻不容缓。刘少奇抓紧做了。在重建党的各级组织中，主要重建了华北几个省、市委的组织，有河北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和北方局当时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山东省委、山西省工委、河南省工委、北平市委和天津市委，以及这些省委之下的区委、县委。其中包括把在国民党时期被破坏了的组织（如省委、地委或县委主要领导人被抓了，但还有些残余的人）、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重新建立联系。根据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恢复和建立起党的组织。当时派到北平市委任书记的是李葆华，派到天津任市委书记的是李铁夫，派到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是黎玉。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又重整旗鼓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鸟无头不飞，哪个地方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哪个地方就好办事了。

    刘少奇上任的第三件工作是，向中央请示、建议后，在北平竭力营救被捕坐牢的同志出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成几批被营救出来的。实际上还不止，王若飞也是这时候出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同志出来后，成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上演出了生动的话剧。1936年10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方局派了薄一波、杨献珍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专门做阎锡山及其上层军政人员的工作。走之前，刘少奇找薄一波面授机宜，要他踏踏实实做上层统战工作，踏踏实实做群众工作，注意积聚力量，争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正是在刘少奇的有力指导下，薄一波等得以大胆自如地，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或积极接过阎锡山那里可为我利用的方面，或慎重提出为阎锡山所能接受的口号和工作方式，特别是通过接办阎锡山所建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同阎锡山建立起了特殊方式而又不受阎锡山限制的统战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使中共中央在1936年年底有可能公开而正式地在太原成立专做阎锡山统战工作的机构，派出彭雪枫作为驻太原的中共代表。

    1937年8月1日，在薄一波等人精心组织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这是又一个在阎锡山的名义下，搞起来的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军。经过一年多时间，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4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3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旧军。决死队在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件是在民先队发展新的党组织、新的党员。北方局发展新的党员这个工作，主要是在民先组织内。当时东城区委书记要求每个党员，在所管的那些民先分队里发展表现好的同志入党。有的党员先后管的民先分队有七八个，在每个民先分队首先介绍一个人入党，再经过他，在他的民先分队里介绍其他人。这样发展党员，不是成倍地发展，而是成几何级数地发展。这是我们党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

    民先总队是刘少奇来北方局以前，1936年2月间在保定第一次宣布成立的。那时只有北平、天津有总队。刘少奇来了以后，在1937年三四月，民先队改组成全国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下属有北平分队、天津分队，同时在其他地方也成立地方分队。李昌原来是北平总队的队长，1937年后他成为全国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总队长。这时民先队的组织，不仅在天津、北平、华北几省，还在全国其他地方陆陆续续地成立。

    有个1937年4月去延安的民先队员说，那时候北平的民先队员有2000多人，天津的民先队员也是1、2千人，合起来大概4000多。刘少奇在193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其时“北平民先队，已发展到四五千人”。全国的民先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少说也有近万人。刘少奇讲，这个民先组织，是我们党单独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不能让其他的党派来同我们党分享领导。共青团组织已经于1936年6月取消，当时中央有个指示，所有共青团员都转为共产党员，团龄作党龄计算。就这样，地区民先队受当地地方党委的领导，同时也受全国总队的领导。抗战以后，大部分人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不少人往南走，流亡各地。流亡中，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展，成为党在青年中积蓄力量、生长力量的支柱。

    北平、天津失守后，大批的共产党员、民族解放先锋队员，还有其他组织，凡是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都先后进入敌人后方，同八路军在一起。两个力量的汇合，使我们在敌后根据地的建立，有了成套的队伍、成套的干部。作军事工作的是八路军，作地方政府、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是北方局领导的这些同志。当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抵抗、步步后撤时，日寇后方留下了广大的空间。一个县，我们只要有那么几个战士，加上北平、天津撤出去的党员，就把县的架子成立了，县的大队成立了，各级组织成立了。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如果只是红军东征，地方干部没有，政府工作、群众工作没人做，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不可能那么神速，面也不可能那么宽，建立起来也不可能这样巩固。可以数一数那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排名，各个根据地做地方工作的，大部分是原在国民党区工作的老党员和新党员。最有名的晋察冀，司令员是聂荣臻，中央局书记是彭真。彭真是北方局的。晋西北司令员是贺龙，书记是林枫。林枫是北方局的。冀中司令员是吕正操，党委书记是黄敬。黄敬是北方局的。去晋察冀的还有年龄大一些的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年纪轻一点的有姚依林、陆平、董毓华等。去晋西北的还有张稼夫、康世恩等。去晋东南的还有杨秀峰、朱穆之等。去河南的还有袁宝华、刘玉柱等。山东分局书记是郭洪涛，宣传部长是孙陶林，与专员范筑先一起的，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刘少奇在天津工作的时间是1936年春到1937年春。3月，刘少奇离开天津，返回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8月北方局在太原重新组建，书记是刘少奇，副书记是杨尚昆；代表党中央管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的是周恩来。保卫武汉前，周恩来主要在华北。临汾撤退前，中央分管白区工作的是张闻天，1936年4月中央决定张闻天兼管北方局工作。1938年以后，周恩来去武汉了。那年4月，刘少奇打电报叫马辉之去延安汇报冀东暴动事宜。5月下旬，马辉之到了延安。汇报会由张闻天主持，刘少奇、张浩、康生也参加了。参加会议的就这么几个人，李大章是秘书长，却没让他马辉之参加。马辉之住在刘少奇那一排窑洞，三个窑洞，一个是开会的，中间一个是刘少奇住的，右边那个窑洞由马辉之和李大章住。晚上谈得很晚，有时到外边散散步。马辉之在刘少奇那里住了五六天。自从六中全会后，实际是由毛泽东指导刘少奇北方局的工作了。刘少奇帮助毛泽东整个管理华北的工作，包括敌占区工作。他在延安与山西之间，来来往往，有的时候在延安，有的时候去北方局，一直管到刘少奇去华中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1942年底，刘少奇重新回到延安。

    【延安颂歌】

    延安，革命者心目中向往的圣地。党中央、毛泽东在这里指挥和影响着全国的抗日战争。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歌颂延安、赞美延安的文艺作品。歌曲《延安颂》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首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歌曲，唱出了延安的圣洁、美好，也唱出了千万革命者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强烈愿望和真挚感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华北大地，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那年10月，郑律成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后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教员。他通过自己创作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斗争，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是许多进步作家、艺术家的心愿。1938年的一个傍晚，在延安城北的山坡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那里眺望刚从群众大会上走出来的人群。看，那英姿勃勃、步伐整齐的是抗大的队伍；听，那此起彼伏、响彻全城的是抗战的歌声。革命圣地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灵感，也打动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女诗人莫耶。两人一拍即合，一首《延安颂》诞生了！

    歌曲开唱时，优美的旋律，妩媚中蕴含着豪迈的激情。塔影、河边、原野、群山，这些对特定环境和风光的描绘，令人心驰神往。中段转入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使歌曲加强了坚定性和动力性，一种不可遏止的战斗激情油然而生。最后，歌曲情绪达到高潮，仿佛把人民群众带到了歌声四起的宝塔山下、延水河边，颂赞式的音调表达了人民抗日的坚强斗志以及对延安革命圣地的热爱和崇仰。这首抒发革命豪情的歌曲，是莫耶与郑律成献给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曲心灵之歌。他们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这首壮丽的颂歌，成为延安时代的象征。虽然这首歌没有正式出版过，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甚至海外。千千万万青年人唱着这支歌，冲破艰难险阻，如同奔向太阳一般奔到了延安，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抗日歌曲作为全民抗战宏伟画卷的组成部分，从独特的角度承载了那段烽火岁月。音乐源于生活，波澜壮阔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抗日歌曲注入了生命力和战斗力。歌声让社会各界紧紧团结在一起，不屈不饶地同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

    【八路军歌】
 
    《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作于延安，原为《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公木词，郑律成曲。歌曲以英勇雄壮的气势、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歌颂和塑造了八路军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歌曲完成后广为流传。歌词作者公木，是一名文武双全的抗日战士。他的真名叫张松如，1910年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入学念书。1938年8月公木从抗战前线去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写歌词、诗歌。学习结束后，组织上留他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当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此时，郑律成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给抗大学员教唱歌。郑律成住在公木隔壁，他俩像亲兄弟一样友好，郑律成常到他的住处来玩。一天，郑律成坐在他床上翻看他的笔记本，发现本子上有很多诗，高兴得不得了，很快为《子夜岗兵颂》谱了曲。郑律成唱给他听，公木听后非常高兴，说：“一首诗变成一支歌，那确实是一个质的飞跃。”1939年四五月间，郑律成提议搞个“八路军大合唱”，约他写词。公木问：“什么叫大合唱？”郑律成说：“大合唱，就是多搞几首歌嘛。”此时，冼星海和光未然也提出搞“黄河大合唱”。“大合唱”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虽然公木住在山洞里，心胸和视野还是很开阔的。他首先写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接着还写了《骑兵歌》《炮兵歌》。
 
    8月，“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全部写完。延安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抗大连风琴也没有，郑律成就哼着作曲；他唱，公木听。9月，曲还没作完，郑律成就调到鲁艺音乐系去了。鲁艺音乐系的条件好一点，有乐器。10月，郑律成作曲完毕。“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曲都油印成小册子，传遍全延安，传遍全军，掀起了唱歌高潮。前方后方都唱。1940年5月，《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两支歌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总政宣传部部长肖向荣还专门请公木和郑律成去吃饭，说了很多鼓励他们的话。公木说：“如果我不坐几次牢，不亲身参加抗战，不亲自作抗战时事研究，那是绝对写不了这样的歌词的。在‘八路军大合唱’中，抗战的三个阶段，我都写上了，写成大兵团音乐形象，不是游击队的形象。其实，1939年还没有形成大兵团，但要站在抗战形势发展的高度去写。这是我当时的一种真情实感，很自然很自觉地写的。不是首长叫写的，也没有谁告诉我要这么写，也没领导提意见，更没有开什么研讨会。那时我们二人胆子真大，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一写就是军歌、进行曲。这样的环境，我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

    【新四军歌】

    新四军军歌

    1939年7月1日，《新四军军歌》诞生。那年二三月份，军首长将创作军歌的任务交给了陈毅与何士德。陈毅任新四军军事委员会副书记兼第1支队司令员，38岁。他从军部返回苏南后，很快于3月30日完成了《新四军军歌》歌词初稿，题名《十年》，共三段35行。主要歌颂新四军及其前身长达10年艰苦奋斗的光荣历程。4月上旬，陈毅派专人把歌词送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又由袁国平送给项英。项、袁都认为陈毅的词写得不错。随后由叶挺、项英主持，组织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李一氓、朱镜我及黄克诚等人，对初稿进行了集体讨论。最后决定，把原来的三段歌词改为两段；歌名由《十年》改为《新四军军歌》。改动后的歌词更确切地体现出军歌性质。歌词中的光辉奋斗历程更精炼概括。歌词特别突出了中央军委为新四军确定的“东进”东进战略方针。集体修改稿完成后并未最后定稿。项英强调要与陈毅商讨后再定稿。5月，陈毅从茅山根据地回到军部，听了大家的意见，基本赞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样陈毅再次执笔，在集体修改稿的基础上进一步精雕细琢，遂成后来的《新四军军歌》歌词。

    整首词激情奔放，气势恢宏，流畅洒脱。第一段歌词最后“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歌词最后“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两遍来结尾，使主题更加鲜活、具体。歌词定稿后，由冯定送给何士德谱曲。何士德，广东阳江人，1931年入上海新华艺专音乐系，1934年转入国立上海音专，学习声乐、作曲；同时投身救亡歌咏运动，组织“洪钟”合唱团等。1937年任“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副干事长兼总指挥。1938年在南昌参加新四军，1939年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和文化队，从事音乐工作。

    29岁的何士德谱写的《新四军军歌》，曲调雄壮有力，鼓舞人心。那铿锵有力的节奏、简洁明朗的旋律，把威武之师，所向披靡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结尾处，使用了一种歌曲少见的三叠行式，连续三个“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曲调有层次地、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推出了全曲的高潮。后来，在军部召开的一次联欢会上，陈毅听了何士德指挥演唱的《新四军军歌》，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何士德说:“最后一句，重复两次，一次比一次高昂，有气魄，意志坚定，这很好，正是我写这个歌词时想强调的地方。”

    词、曲创作完成后，高昂的歌声震荡云岭，迅速唱遍新四军，鼓舞着战士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

    【黄河颂歌】

    1939年1月，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第三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奔赴延安；3月，创作组诗《黄河大合唱》。经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谱曲后，4月在延安首次上演，此后在全国各地广泛传唱，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这组诗，雄健磅礴，深沉浑厚，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英雄诗篇，也是抗日战争的悲壮图画；反映了人民空前的觉醒，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全诗构思完整，布局讲究，以黄河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为贯穿形象，熔铸了澎湃的激情，使全诗呈现出强大的力度。组诗节奏明快，语言凝炼。《黄河颂》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二部。《黄河大合唱》由八个乐章组成--

    第一乐章 《黄河船夫曲》 （合唱）
    第二乐章 《黄河颂》 （男中音独唱）
    第三乐章 《黄河之水天上来》 (配乐诗朗诵)
    第四乐章 《黄水谣》 （女声合唱）
    第五乐章 《河边对口曲》 （对唱.合唱）
    第六乐章 《黄河怨》 （女声独唱）
    第七乐章 《保卫黄河》 （齐唱.轮唱）
    第八乐章 《怒吼吧，黄河》 （合唱）

    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顽强抗日的英雄气概。《黄河颂》采用象征手法，表面上歌颂黄河，实际上是歌颂我们的中华民族，激励炎黄子孙像黄河一样“伟大坚强”，以英雄的气概和坚强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冼星海谱曲的《黄河颂》，旋律激昂，音乐壮阔，气势磅礴，热情深切，充满了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这首歌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魄，歌颂了黄河儿女的恢弘气势，述说了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

    黄河颂（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
    （朗诵词）
    啊，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
    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
    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歌词）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
    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
    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
    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
    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黄河水谣】

    《黄水谣》冼星海的代表作，是中国近代声乐作品的经典《黄河大合唱》中的一首可以独立存在的混声合唱或女中音独唱歌曲。用歌谣式的三段体写成。音调朴素，平易动人。这首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抒情亲切，描写了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让人们在美丽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景像。第二部分“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以它较低的音区、悲痛的音调、缓慢的速度，宽广而沉重的节奏，与第一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表现了我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义愤填膺的情绪和燃烧起来的仇恨怒火。这悲愤有力的控诉，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弦。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变化再现，黄河奔腾依旧，而遭到破坏的人民生活，却呈现出一幅凄惨景像。歌声在平稳、低沉的情绪中结束，使人久久难忘。

    黄水谣（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
    (朗诵词) 是的，我们是黄河的儿女！
    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地接近胜利。
    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便一天不能安身；
    不信，你听听，河东民众痛苦的呻吟。
    (合唱) 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
    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叫啸如虎狼；
    开河渠，筑堤防，河东千里成平壤。
    麦苗儿肥啊，豆花儿香，男女老少喜洋洋。
    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
    奸淫烧杀，一片凄凉，(凄凉)
    扶老携幼，四处逃亡，(逃亡)
    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
    黄水奔流日夜忙，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太行山歌】

    《在太行山上》是为在山西境内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军民，而创作的一首合唱曲。这首歌由桂涛声作词、冼星海谱曲，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词曲描绘了太行山里游击健儿的战斗生活，刻画了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性格。该曲在汉口进行首演时，观众大声喝彩，掌声不断，随即传遍了全中国。太行山的游击队都以它为队歌，不断地传唱，鼓舞抗日军民奋勇杀敌。

    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千万丈），
    妻子送郎上战场（上战场）。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保卫黄河】

    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中，《保卫黄河》最激动人心，鼓舞人心。

    《保卫黄河》（朗诵词）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
    我们要抱着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多声部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二月里来】

    歌曲《二月里来》1939年3月作于延安，是冼星海《生产大合唱》中的一首歌曲。在延安首演时，极受观众好评。旋律柔婉流畅，感情细腻真挚，具有恬静的江南风味和浓郁的民歌风格。

    这首歌曲描述了边区人民为支援前线抗日而努力生产的豪迈心情。这是冼星海到延安以后写的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中的一首歌曲，后来常作为独唱歌曲广泛演唱。冼星海这首歌，是在风和日暖的播种场面中，以非常恬静、安适的情绪唱出的。在延安首次演出时，这首江南风味很浓的曲子极受观众的欢迎。它的旋律舒展流畅，线条柔婉，感情细腻，具有清新的江南民歌风格；装饰音的运用，更增添了曲调秀美的抒情色彩。全曲是典型的起承转合四句体乐段结构。虽然结构短小简单，但是每个乐句节奏安排均不相同。前两句以共同的落音(徵音)，构成起承呼应关系；第三句以两个连续摸进的切分节奏、上行的旋律，以及不同的落音(角音)起着鲜明的转折作用；最后一句以再现的商音和转句的切分节奏，以及到达宫音等，起折合的作用，使全曲完满地结束。歌曲以非常恬静的情绪唱出来，声音柔美明亮，吐字自然亲切，气息连贯，乐句流畅，馨人心脾，使人仿佛可以闻到解放区新鲜的空气和泥土的芳香。
 
    【林彪治伤】

    一、林彪去苏治伤。

    1938年冬，林彪的身体每况日下。看到昔日的虎将消瘦、虚弱、病楚的样子，毛泽东难过得直流眼泪。这是毛泽东一生少有的几次流泪。他决定马上送林彪到苏联冶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使林彪康复。12月林彪在新婚妻子张梅陪同下辗转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要员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库契诺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遐迩闻名。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己经结冰，阳光下，熠熠闪亮，宛如一面巨大镜子，白雪覆盖了树林，林中不时扑腾起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尖叫着飞向天空。石径小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蜿蜒弯曲、隐入山间林野，夹道笔立松树透发出一种类似薄荷的清香，一丝丝、一缕缕、沁人肺腑。最热闹的是围猎，人欢马嘶，兽突犬逐，歌声笑语，不绝于耳。这里呈现出一幅幅与国内战火纷飞、满目疮痍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象，引起张梅极大的兴趣。

    到苏联后，林彪更加缺言少语，看到苏联人民安详、幸福、和平的生活情景，不由得想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想到挣扎在日冠铁蹄下的同胞，想到艰苦转战中的战友和军队。他像一匹久经战阵的军马，渴望重返沙场，聆听硝烟弥漫中嘹亮的号角声和白刃相格的厮杀声。由于伤势严重，手术医治情况并不理想，子弹伤及脊椎神经，恢复过程缓慢，还留下许多后遗症，林彪心情更加沉郁。表面上很平静的他，经常在自己房间里发脾气。越是浮躁，林彪就越是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个木雕。他把精力转向攻读英、法、德、俄著名军事家的著作，潜心研究军事理论。从1926年算起，林彪己有12年军旅历史，北代战争时期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打过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蒋介石、何应钦、陈诚交过手，抗日战争时期与日军少壮派将领较量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些关于选兵、带兵、练兵和进攻、防守、转换的宝贵技巧和战略战术，就像一串散乱的珍珠，从未归纳、整理，用一条金线把它串接，上升到理论上来。利用在苏养病的充裕时间，林彪进行了深刻的咀嚼和提炼，军事战略理论有了重要的突破和长足的进展，很快成为一名理论与实践兼擅的军事战略家。

    二、马其诺防线。

    林彪在莫斯科治病的5年里，还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这位年青的将领因长征和平型关抗战名声大噪。他脸色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弱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浓又黑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名将林彪。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让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林彪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战略理论家。中国革命战争独特经验，使林彪在苏联军界知名度大增，受到斯大林的重视与青睐。

    1939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面临爆发的临界点。德国军队在征服丹麦和挪威后，集结重兵，准备向法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英法盟军则沿马其诺防线猬集布防，计划凭借这道延绵数百千米的钢筋混凝土纵深防御工事阻止德军入侵。作为中立国的苏联虽不参战，但密切注视着战事发展。在一酒会上，斯大林征询苏军将领对德军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的判断。大多数苏联元帅估计德军可能集中火力攻击中段马其诺防线，打开缺口后，以装甲部队实施机械化突击纵深；但无论纳粹分子多么丧心病狂、气焰嚣张，在坚固的马其诺防线面前也会费时日久，伤耗惨重。当时林彪在场。斯大林出于客气和礼貌，问道：“林彪同志对德军兵力走向有何看法？”林彪回答：“我不是希勒，不清楚他的意图。”林彪一笑想搪塞过去。“嗯，这个回答我不能满意。如果你是德军将领，你怎么办？”斯大林摘下含在嘴中的烟斗，犀利的眼神直盯着林彪。斯大林认真了，其他人纷纷围上来，气氛有些紧张。林彪不慌不忙，他向来以稳重著称，火烧眉毛也能稳得出油：“前面几位元帅的判断都很高明。但是我劝同志们不要过于看重马其诺防线。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胜过钢铁长城，坚不可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林彪语出惊人。“林彪同志能否说得明白点？”华发斑鬓的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提莫申科元帅还有点瞧不起这30出头的瘦小年青人。林彪回答道：“我的意思是，如果正面攻打马其诺防线，防线方能起作用，战事可能会如诸位所科的那样演变成相持作战，时间会拖得很长；如果绕开防线，从侧翼作大规模迂回，兜击防线深远后方，马其诺防线就会毫无用处，战局就会很快明朗。”林彪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在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我们红军常常使用这种战术。”斯大林和在场的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战略方案过于离奇冒险。几个月后，希特勒否决了德军总参谋部稳扎稳打、攻坚突破的作战计划，指挥德军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战速度斜插法国腹部，迫使猬集在马其诺防线英法盟军数十个师不战而拼命溃逃。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大吃一惊。苏联将领己开始服膺林彪天才的判断与预测。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与其盟友入侵苏联，使苏联及苏联红军领导层大吃一惊。德军以闪电战战术快速深入苏联领土。装甲部队以钳形方式推进，先孤立然后彻底摧毁苏军。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向列宁格勒推进，南方集团军群则征服乌克兰和高加索高地，而中央集团军则向莫斯科进发。苏军的防线很快崩溃，死伤枕藉。8月上旬，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是往莫斯科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但斯摩棱斯克的战斗阻碍了德军的攻势，直到9月中，苏军才有效地瓦解了德军的闪电战。其后，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到达莫斯科外围，但希特勒命令他转向南方，去支持龙德施泰特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对基辅的攻击。10月-12月5日，苏军为保卫莫斯科，并粉碎向莫斯科进攻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各突击集团实施一系列防御战役。12月5日-1942年4月20日，苏联红军以胜利而告终。

    林彪在苏治病期间，对德军的走势的判断，引发了许多传闻。1942年林彪的伤基本好转。回延安时，斯大林极力挽留，并向蒋介石提出用3个师的现代化装备交换林彪。此消息无足而走，很快传遍全国，无形增大了林彪在国共两党政坛、军坛的地位和份量。1945年抗战刚结束，国共关系紧张，林彪最先作为中共毛泽东特使，同周恩来一起，与蒋介石谈判联合政府，就中共地方政权地位和中共军队编制、数量问题打前站。1950年7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林彪首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决定，派遣他同周恩来一起赴苏联，与斯大林谈判换装志愿军30个师的装备问题，都与林彪的影响力有关。当人们询问林彪“斯大林要用3个师的现代化装备交换林彪的传闻是否属实”时，林彪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有兴趣，可以去问斯大林和蒋主席。”

    【恩来摔伤】

    一、骑马事出有因，摔伤事出意外。

    黄河边，延水河，西安事变后，延安成为中共中央引领全国抗日的革命圣地。1939年7月9日，周恩来找毛泽东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正在考虑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事，有许多会前的文稿要处理，表示自己实在顾不上，说：“这样，恩来，讲马列，你是专家么，这次由你代劳了，你代我去讲。”毛泽东指指身边的江青，说：“让江青同志陪你去。代表我，向学员们问好，她也可以听听你的讲课，接受教育么。”江青满脸笑容。周恩来顿了一下，说：“江青同志一起去，好啊。”两人策马而去。江青当年是在党校听课抢坐在前排认真记笔记而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当时中央约法三章，江青只能是主席的生活伴侣，不能问政干政。中央作这样的决定，周恩来是当事人。现在毛泽东要江青陪着周恩来去党校。江青从一个党校学生到陪中央军委副主席去党校讲课，这意味着什么，周恩来一下子就领会了。江青当然也清楚，春风得意马蹄疾。她突然甩一鞭子，用力抽打坐马。马飞跑起来，人影越来越小。周恩来怕江青出意外，不好向主席交代，策马紧随。当他追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这时的江青已经放慢了速度，等快马追来的周恩来。她听到后面的马蹄声，突然勒住马。周恩来突然见江青冒了出来，眼看就要撞上她，要么将奔马拐进田地，那样会践踏老百姓庄稼；要么勒住奔马。周恩来刹那间选择了后者，紧紧勒住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周恩来南征北战，在战马上的军旅生活是家常便饭，这次可是马失前蹄了。摔下马的时候他清楚这一摔非同小可，必须保护好头部，于是伸出右手护住头部，右臂则戳在地上折断，鲜血渗出，肘部突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马也受惊，骑不了了。周恩来忍着巨大的痛疼，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虚汗直冒。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做了简单包扎，周恩来仍走上讲台。等到上完课，周恩来已经快疼晕过去。他被抬到学校医务室，躺在那里浑身冒冷汗，脸色苍白，血渗透了他的右臂。8月18日，3位印度大夫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尽管进行了按摩和热敷，右臂仍然无法伸直，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周恩来进行了治疗，为他的右胳膊打上了夹板。

    此间，江青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也没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为什么会从马上摔下来。毛泽东也一直不知道这事与江青有关，只认为是一次意外。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周恩来的右臂没能够长好，不能伸直，开始反复发炎。端着疼痛而不能伸屈的手臂，周恩来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先是研究新四军与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发言。他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发展了统一战线，建成有８万人的党组织，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开始了工农运动，推进了战争动员，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等等。会上，周恩来因伤痛，时不时地紧皱眉头。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作了一个很长的关于两年抗战总结、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现状和中国共产党近期任务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作出结论，说，会议对时局的估计是一致的，认为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到来之时，有局部妥协渐变的现实问题。他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应以巩固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为工作方针的意见。指出过去工作中一是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偏重了联蒋；二是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够；三是巩固党的问题，主要是应巩固已得阵地。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僵硬的右臂，说，“恩来，你到苏联去接受最好的治疗吧。”周恩来摆摆左手，说：“主席，现在任务重，走不开呀！”毛泽东说：“边治疗，边工作么，我们也需要你去苏联与斯大林见见面，与共产国际联络一下，讲讲中国抗日形势，顺便了解欧洲情况。恩来啊，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中立协定，又打算与侵占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日本磋商签订中立协议。我们需要了解苏联的意图，估价形势，作出我们的对策啊。”

    8月27日，周恩来离开延安，路过新疆去苏联疗伤。这时的蒋介石已经与苏联修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外交关系，羁押于苏联12年的蒋经国也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顺利回国。蒋介石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友好，派出了他的私人飞机送周恩来直飞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一架美国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周恩来、邓颖超以及养女孙维世和王稼祥、陈昌浩，还有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先飞到兰州，然后带上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一起前往新疆，再由苏联方面派出飞机到乌鲁木齐，接周恩来一行转飞莫斯科。这次周恩来到苏联治手臂，毛泽东有两件要紧的事需要周恩来去做，一件是将因瞎指挥红军而吃败仗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捎”回共产国际，一件是去看望贺子珍。

    二、迪化对于中苏关系极为重要。

    苏联援华的武器、弹药、航空汽油等物资都要经过新疆的汽车公路和阿拉木图---兰州的航空线。鉴于新疆在这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中共在迪化驻有代表。周恩来在迪化听取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的汇报，知道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挤走中共代表的情况。周恩来分别会见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指战员、长征时部队被打散后流落到新疆的指战员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向他们介绍内地的抗日战争形势，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勉励他们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还向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情况。为了和缓中共代表与盛世才的关系，周恩来几次会见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盛世才当年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党中央派周小舟代表八路军总部到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周小舟等人代表共产党与盛世才协商，并达成协议，盛世才同意建立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迪化南梁的一座中俄合璧、土木结构的两层楼里，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

    早在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路过新疆。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明不同意他加入中共，顾左右而言他，此事后来便没有了下文。盛世才加入中共的想法没有实现，便直接跑到苏联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正需要新疆腹地围拱苏联的安全，立即让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1938年2月，中共中央应盛世才的邀请，从延安派遣3批干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还有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担任了盛世才政府的官员。毛泽民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在整顿财经、税收，改革货币、金融，稳定新疆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共干部来到新疆工作，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共产党人在新疆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都曾在新疆讲学和办报、演出。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共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中共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边界平安，不能让新疆沦为日本或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共则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的通道。盛世才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仅只一年，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自恃势力大，开始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他以“新疆王”自居，自诩为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狂妄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盛世才反复无常，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共在新疆的活动。　

    周恩来在这个微妙时候与盛世才会谈，有一定的危险性。双方见面时，周恩来的贴身警卫高度紧张，腰中揣着两支手枪，与周恩来形影不离，就是睡觉也睁一只眼，不敢有丝毫怠慢松懈。第一次见面盛世才还算斯文，设宴欢迎，邀请了杜重远做陪。席间，周恩来向杜重远询问了茅盾和张仲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建议在新疆学院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杜重远欣然接受，表示要亲自讲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激发新疆学院师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周恩来与盛世才一共见了4次面，最后一次，盛世才索性撕破脸面了，傲慢地对周恩来提出：“我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们应该立即将你们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召回去，我不想见到他。”还怒气冲冲地威胁道：“如果再让我见到他，老子就毙了他！”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和邓发所处的险境，果断地表态道：“我到莫斯科后，立即致电中央，邓发任期满了，马上召回。”

    三、在苏治疗、工作。

    1939年9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14日下午由中共驻国际代表任弼时联系，周恩来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师哲被安排给周恩来当翻译。苏联政府安排了许多高明的医生为周恩来治疗。邓颖超10月8日致季米特洛夫一封信，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在医院的治疗经过：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25日就拆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他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卓有成效的治疗，周恩来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的颤抖也已减轻。但邓颖超在信中不无哀伤地指出：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而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了。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的。治疗过程中，有时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一定的角度加以固定，简直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但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新年前几天出的院。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右臂确实已经半残。

    周恩来在医院里密切注视希特勒发动的欧战形势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出院后的周恩来在1940年元旦晚上，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随后向共产国际汇报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月底，他在国际执委会的秘密会议上作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他与苏联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诬陷而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李立三获释出狱。他和王稼祥一起多次会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商谈干部问题，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报告指出，抗战两年半以来，特别是汪精卫投靠日本以后，国民党领导层投降情绪加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势力越来越大，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正在封锁边区，华中的新四军和山东的游击队都被武装攻击等等。周恩来几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打消了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因为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而远离工人阶级。周恩来讲述了在城市中开展工作的困难，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农民中间成功开展工作的传统，并向他们保证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在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他向季米特洛夫通报了王明放弃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主张与蒋介石无条件合作的错误。周恩来还参加了共产国际对李德问题的审查，了解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工作情况，会见了共产国际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并在高级党校讲课。

    在苏期间，周恩来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又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俩和共产国际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同时还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2月8日就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作了一项决议。这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也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共产国际就中共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周恩来在苏联的一系列活动，确实是在医治共产国际的心病。共产国际当时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周恩来将毛泽东1939年9月1日《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此很称赞，说中共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周恩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革命后代。当年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寻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保护要求，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可见周恩来的用苦良心。

    四、完成了毛泽东关于对李德、贺子珍的嘱托。

    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李德30年代在中国的种种错误提出控诉，并向共产国际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将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李德是德国人，遵义会议前是中共最高3人军事团成员。此人根本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军事知识也不是在德国学来的，而是参加共产党后，在苏联军事学院课堂上的教材中得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本本主义者”，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顶着共产国际的大帽子，李德俨然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他瞎指挥，使蒋介石数次得手，逼得红军撤出苏区，走上长征危途，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好在周恩来与毛泽东及时沟通，决定制止李德及博古的权力，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将他两人赶下了台。在这之后，李德仅以“局外人”的身份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遵义会议后中共从危亡中走出来，一个个的胜利，使李德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态度有了转变。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回到苏联后，由于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有错误，李德被审查。之后，他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中国了。

    毛泽东让周恩来带了两封给亲人的信，第一封是给毛岸英、毛岸青的，还有一封则是给两年前与毛泽东吵翻、被送往苏联治病的贺子珍的。信中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贺子珍那年30岁。当年，贺子珍与毛泽东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贺子珍还经常找这人、找那人评理，甚至找毛泽东的哨兵评理。有一次，毛泽东指着贺子珍说：“我们不能再吵下去了。这间窑洞，咱们俩各人住各人的，我走这边，你走那边，谁也别见谁了。这样可以不吵了吧？”但是还不行。贺子珍见不得毛泽东与女同志交往，与史沫特莱差点儿干起来。吵僵了，再要在一个屋顶下共同生活确实难了。后来，毛泽东让贺子珍去苏联学习，并取出受伤后留在她身上的弹片。此间，周恩来夫妇俩亲切看望了毛岸英兄弟俩。

    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周恩来在苏联待了6个月。3月，周恩来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乌鲁木齐到兰州。同行的有邓颖超、蔡畅、陈郁(伪装的身份是副官)、师哲(伪装的身份是秘书)、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化名林哲，伪装的身份是参谋)、印尼的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伪装的身份是卫士)共9人。

    为了加强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共产国际交给他们一部电台，由周恩来回国时带回。这方面的工作由任弼时负责。共产国际还交给任弼时联络讯号、电报密码本，小型摄影机等物品。另外，共产国际给了中共一些资助。这些东西由任弼时带在身边，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公文包里。因为周恩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中苏双方都享有豁免权。飞机在伊宁稍事停留，周恩来一行顺利地通过了边境检查；到兰州又停留了三四天，3月25日到达延安。

    1940年3月是个温暖的春天。周恩来身着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国，带回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5部苏联电影胶片，其中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和《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当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电影，周恩来亲自担任电影放映工作，与毛泽东一起讨论这些苏联电影，并将俄语对白翻译成中文。可惜他的手臂并未完全治好，落下个终身伸不直的后遗症。

    【民主政权】

    动员穷人当兵，完成抗战公粮，提供抗战物资，组织发展生产，维护边区治安，组织站岗放哨，进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让老百姓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安居乐业、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这是毛泽东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得到的一条宝贵经验，这是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贯思想。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为主席。边区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从此，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边区保安司令部归边区政府领导，管理边区地方武装。11月，国民政府将陕甘宁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12月13日，中共中央让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组成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边区下辖陕西的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安定（今子长）、安塞、靖边、定边、保安（今志丹）、甘泉、鄜县（今富县）、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宁夏的盐池等23个县及神府特区，北迄长城沿线，南至淳化，西临固原，东濒黄河，面积12.9万余平方千米，人口200万。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

    一、成立过程。

    早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决定把陕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让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5月12日，苏维埃西北办事处讨论通过了蔡树潘为主任，高朗亭为副主任的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23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成立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边区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于年底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12月，陕甘宁边区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员。1938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根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1939年1月17日-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大会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成立。

    1940年3月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边区有十大好处，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之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边区是全国的模范！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

    二、拥军优属。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对密切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尤为重视。在陕甘宁边区制定的三个施政纲领中都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内容。1940年1月，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到，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是军民合作。1941年5月1日，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抚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边区政府与人民拥护军队，部队拥政爱民，军民之间亲密团结。

    一段时间内，由于放松了边区部队的教育，加之条件艰苦，财政经济困难，在部分部队中存在着忽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观念，对地方党委和政府不够尊重，违犯群众纪律，侵犯群众利益。在部分政府人员与群众当中，产生了忽视拥护军队的思想，甚至把维护人民利益与拥护军队对立起来；在优待抗属工作中，存在着“重工属、轻抗属”的偏向。这些情况的发生，影响了军民、军政团结。

    为解决这些问题，1940年8月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对野战政工会议的意见中指出：“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毛泽东多次讲话中，一再申述这条原则。

    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指出，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任务，并检讨了政府在拥军优属工作中的缺点；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驻军。同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拥军运动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巩固边区的一个重要步骤。

    与此同时，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指示》，指出：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是我们革命军队的职责，是响应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表现。决定2月5日至3月5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贺年，增进军民感情。

    2月1日，八路军120师贺龙师长要求各地驻扎部队本着整风精神，彻底检查与地方政民的关系，使军队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转变。同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2月中旬，边区政府与八路军留守兵团联合颁布《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要求边区部队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各项群众工作和公益活动。春节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边区双拥运动的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要求各根据地仿照陕甘宁边区，“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从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部队都普遍开展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活动，使其成为部队和广大人民真正的自觉的群众运动，促进了军政、军民的团结。

    【税负怨言】

    因为税负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挨了一个妇女的骂：“为什么不被响雷劈死？”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会前还是好端端的天气，晴空万里，岂料会议开了一半，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雨来。突然间，一个炸雷爆响，雷电穿入会议室，造成数人死亡。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邻八村。当时，延安尚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枪炮声不时传来；再者，延安附近的村子里，又混进了一些敌特坏人，于是不久便借此传出了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红军的惩罚。对此，中央社会部认为是一件重大事件，不可掉以轻心，因而派出好多人到处调查，追查制造谣言的坏人。延安城北面有一个村子叫傻村，村里有一个女人叫伍兰花。伍兰花的男人又呆又傻，生了三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领不了家，一个六口之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的担子全落在了伍兰花的肩上。陕北本来就是很苦的地方，加之三十年代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伍兰花是怎样把一家人养活，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只是红军到了延安，实行土地革命，她家才分得 5 亩坡地。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风调雨顺，农民所产的粮食尚可果腹，遇到天旱雨涝，就只有挨饿的份了。历史的脚步走到四十年代，偏偏连年大旱，加之这里又突然来了几万人的红军，都要张嘴吃饭，因此粮食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前方天天打仗的红军战士，不吃饭是不行的，粮食问题再突出，边区政府也得派人到各村催要公粮。伍兰花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第一年公粮任务公布后，伍兰花实在无力完成任务，就去找村干部诉苦。村干部知道她家的情况，但又不敢开免缴公粮的口子，经研究答应把缴公粮的期限推迟到下一年。谁知第二年又欠收，伍兰花别说缴上年的公粮，就是当年的公粮也难以缴上。每年秋天，县，乡、村三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催缴公粮。一天，乡里的几个干部来到傻村，检查公粮上缴情况。村干部们汇报说，别的人家都好说，只是伍兰花家不好说，求乡里的干部们出面去动员。村干部领着乡里的干部来到伍兰花家。伍兰花正盘腿坐在炕上飞针走线纳鞋底，见村里、乡里的干部找上门，不问也清楚是催缴公粮的，就板着脸不理睬，仍然纳她的鞋底。乡干部们对着伍兰花，讲了不少道理，启发她为革命做贡献，主动缴公粮。可乡干部们说得口干舌燥了，伍兰花仍一声不吭，好像乡干部们不是跟她说话一样。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抢上去把伍兰花手中的鞋底夺过来，扔在炕上，气狠狠地说：“人家乡干部跑了几十里路，来找你谈话，你怎么能这样？”伍兰花是个烈性女人，手里的鞋底被村长夺去后，一股怒火直冲脑际， 唬的一声站起来，从炕上跳到地上，嘴里说：“缴吧，缴吧，缴了，我就等死！”说罢，气呼呼地从地洞里提出一小口袋粮食。她把粮食扔到门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乡里、村里的干部见伍兰花从地洞里拿出了粮食，认为这是“私藏粮食”。一个乡干部生气地宣布：“马上把粮食没收充公！”一直蹲在地上的傻子丈夫，听说要把粮食没收充公，立刻哇哇哇地嚷叫开了。人们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心里明白，他是在替妻子伍兰花辩护。伍兰花也猛地扑到粮食口袋上，用双手紧紧抓住粮食口袋，生怕别人抢去。“你真是一块榆木疙瘩！”一个乡干部怒不可遏地训斥道，“前方的部队为咱们穷人打仗，已经快要断粮了，可你们还忍心把粮食藏起来……”伍兰花嘴里讲不出多少道理，但她心里清楚，这一小口袋粮食是她全家人的命根子，粮食一旦被没收，全家人就得被饿死。想到此，她再也忍不住了，就脱口高声说道：“天那……黑啊……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她说着眼里流下两行凄楚的泪水。“你……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红军！”村长大声质问。“骂了又怎么样！”伍兰花收住眼泪不服气地说，“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好，你骂毛主席！”一个乡干部火扑扑申斥一声，然后命令村干部说：“你们还呆着看什么，快把她给我抓起来！”伍兰花被抓起来后，她的问题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中央保卫部。事有凑巧，当时正赶上中央社会部大张旗鼓地追查谣言。伍兰花便被定为典型，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中央保卫部给她定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枪毙她。当时，中央办有一个内部刊物叫《情况汇报》，是送给中央首长看的。伍兰花事件被登在了《情况汇报》上。康生看到后就报呈给毛泽东看。住在枣园办公的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要看很多电报、文件和材料。当他看到《情况汇报》：保卫部决定枪毙伍兰花的那篇文章，发现伍兰花是因骂了他而被判死刑的，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觉得这件事他必须过问。于是，喊来他的秘书，吩咐把伍兰花带到枣园，他要亲自问问情况。

    伍兰花被带来了，她并不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谁，只是低头不语。“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毛泽东微笑着问。听口气，伍兰花已明白，坐在自己对面的人就是毛主席。她慢慢抬起头来，不满地瞥一眼毛泽东，想说什么，但只是嘴唇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他想了想，又接着说：“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要我死的道理来嘛！”说罢，他倒一杯水，送给伍兰花。伍兰花气犹未消，也不喝水，双目怒视毛泽东，恶狠狠地说：“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活不下去嘛！”“活不下去？”毛泽东似乎从伍兰花嘴里听出了什么问题，就坐下来，用极认真的口气说：“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伍兰花见毛泽东并没有生她的气，就把她缴不上公粮，一时气愤骂了毛主席的情况诉说了一遍，然后又把村里的老百姓因负担过重，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也说了不少。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伍兰花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满脸怒气，像有什么事惹恼了似的，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大步向窑洞外走去。保卫处长钱益民一直站在窑洞外，见毛泽东生气地走出来，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想问又不敢问，只好拉开一定距离，悄悄跟在毛泽东的后面。毛泽东一直走到延河边，眼望着翻滚的延河水，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扭头把站在远处的钱益民叫到身边，若有所思地问：“益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是我爹给我起的。”钱益民立刻回答说。毛泽东又问：“你爹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钱益民弄不清毛泽东为什么要问这个，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说：“家父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长大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吧。”“是啊，”毛泽东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连一个老父亲都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何况我们一个党呢！”稍停片刻，他又吩咐钱益民说：“那位叫伍兰花的妇女，马上护送她回去……”钱益民不解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把她送回去，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就这样，伍兰花被送回家里。

    释放伍兰花后，毛泽东便给西北局宣传部下达了指示，要他们深入群众，认真调查一下延安群众的负担问题和生活状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时报告。两个月后，一份来自张家村乡的调查报告，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说：1941 年，张家村乡的负担，尽管比革命前的 1934 年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府征收公粮数额的增加，群众的负担又逐年加重。1938 年，征收公粮 1 万石；1939 年，征收公粮 5 万石； 1940 年，征收公粮 9 万石；1941 年，征收公粮 21 万石……看完这份调查报告，毛泽东又找来几份自然灾害的报告。那上面有保安遭受雹灾的情况，有延安等地遭受瘟疫的情况。报告中说，仅盘龙一区，就有五万多人因瘟疫而丧生。望着这两份报告，毛泽东心事重重，一个劲地抽着烟，一支抽完又接一支。他知道，照这样下去，人民是难以生活下去的，共产党和红军也会失掉人心的。

    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需要他作出果断的处理，提出解决的办法。经过久久的思考，毛泽东宽广的额头终于舒展开来，他叫来通讯员，吩咐说：“你立刻去找西北局和延安留守处的负责人，明天来这里见我。”“是。”通讯员敬一个礼，转身走了。第二天凌晨，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肖劲光等急如星火地骑马来到枣园。他们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发现炉子上放着几个烤芋头，心里都不是滋味。毛泽东脸色阴沉地坐在办公桌旁，招呼大家坐下，把那份来自张家村乡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和枪毙伍兰花的报告丢到大家面前，然后语气沉重地说：“这个请你们看看。看我们是来陕北干什么的！”几个人匆匆地把两份材料传阅一遍。他们一个个屏声敛息，谁也不说一句话，不时偷偷看一眼毛泽东。窑洞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而沉闷，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不错，我们到这里是来革命的……”他又陷入了沉思，再不说什么了。又过了好一阵，他才接着说：“现在，日本军队，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他用目光巡视大家一圈，见没有人说话，就接着说：“我们死了不要紧，总会有人站出来革命的。但人民死了谁来革命呢！”在座的几位负责同志已听出了毛泽东召他们来枣园的意思了，赞许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又猛抽一口烟，提高声音说：“我说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有办法，大家一起等着饿死。”说到此，他喉咙哽咽，声音发抖，稍稍停一下，接着说：“第三嘛，那就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说到这里，他把手一挥，像指挥千军万马前进一样。

    高岗、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都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很好，很有价值。他们认为，只要按毛泽东提出的第三种办法去做，眼前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可以大大减轻。交换意见后，他们不愿过多地耽误毛泽东的时间，就告辞而去了。此后不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边区党、政、军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人人参加生产，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发生在 1942 年那场震撼世界的“大生产运动”由此诞生了。两年后的一天，一位干部要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临行前向毛泽东请示，问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他替伍兰花翻案的事来，就吩咐说：“你路过傻村，去看看那位要让雷打死我的伍兰花。看她现在的生活好了没有，还让不让雷把我打死呀！”这位干部几个月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没有忘记临行前毛泽东的吩咐，专门汇报了伍兰花一家的情况，然后说：“伍兰花一家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自己种的粮食够自己一家人吃，政府免了她家的一切税，还有意照顾她，派了互助组，帮她种地。她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逢人就说毛主席是神，还说毛主席就是让雷打，也是打不死的！”

    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八路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各个战场打胜仗的消息频频传来。经过“大生产运动”，共产党、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变得丰衣足食，形势一派大好！毛泽东站在延安的黄土坡上，听了这位干部转述伍兰花的话，不禁放声大笑起来。他笑得那样爽朗，他笑得那样开心......

    【精兵简政】
 
    1941年12月17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因为该年初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明显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吃饭穿衣都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相应地缩小军政机构，克服物质困难，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早在11月6日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上，米脂县参议长、边区参议员李鼎铭拄着拐杖登上主席台。这位身材矮小、面容消瘦的陕北乡绅，从容不迫地发表演说，讲他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谈出了“精兵简政”提案产生的全过程。

    看到边区群众负担四年间加重了15倍，李鼎铭忧心如焚。他不顾别人劝告，在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他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出的理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出的具体的办法是：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5.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人的这个提案后，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中共中央接受了李鼎铭等人建议，指示：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方面，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还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中共中央要求各级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上，各级领导人员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12月6日，《解放日报》以《精兵简政》的醒目发表社论，阐述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中旬，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的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结合。

    1942年9月，毛泽东根据10个月来推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专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指出：“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争敌人。”他要求各根据地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贯彻落实。他一再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第一次精兵简政。11月27日，边区政府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负责拟定人员编制和编整计划，精减、裁并各级行政机构。12月3日，边区政府发出训令，确定边区各级机关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各厅、处、院重新确定编制。凡调整出来的人员，由编整委员会计划安置，务必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12月上旬，边区政府讨论了编整实施方案，规定：边区政府一级各厅处院原有1000余人，缩减三分之一；各处附属机构约7000余人，缩编后不超过6300余人；各专署、县、区由4021人缩编为3396人；警卫部队缩减500人；原属脱产人员的自卫军官兵1000余人，改为不脱产人员；各群众团体由1100人缩编为60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3000人适当地转到生产战线上(不脱离部队)，又积极提高部队质量，以贯彻精兵原则。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重点为缩编人员。历时四个多月，到1942年初基本完成。边区政府系统共精简人员1598名，占原有人数的24%，其中300余人下移到县、区机构工作，其余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领域。同时，裁并了一些机构，更改了部分单位的名称，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是，由于时间紧，对精兵简政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做到了“编”而没有做到切实的“整”，机构设置还不完善，人员调配不合理，机关工作效率不高，人浮于事、政令繁杂、部门关系不顺的情况仍然如故。

    第二次精兵简政。1942年4月初开始进行，普遍实行整编，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任的总编整委员会，加强领导。6月30日，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决定在紧缩机构和人员的同时，着重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提高干部素质和适当充实下级，特别是县级政府。根据上述原则，边区政府各单位，进行了内部的整编工作，采取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等办法，缩减了一些机关和人员，充实了区乡政府组织。这次精兵简政，由于不少干部推行不力，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工作作风仍然存在，致使精简工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第三次精兵简政。9月，毛泽东特地派原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12月上旬，边区政务委员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次年3月公布执行。《纲要》对第三次精兵简政的目的、任务、机构、人员制度、作风、实施方法、注意事项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纲要》相配套，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组织措施和条例，如《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区以上政务人员公约》、《简编方案》等。由于这次精简，措施得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4年初基本结束，大致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李鼎铭在《边区政府简政总结》中对这次精简作了高度的评价。

    陕甘宁边区通过三次精兵简政，出现了兵精粮足以胜敌，政简负轻而安民的好局面。在精兵方面，暂停了正规军的发展，加强了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民兵，使部队人数控制在边区总人数的2%以内。军队裁汰了老弱，强化了训练，提高了官兵素质，战斗力大大加强。在简政方面，基本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党和边区政府精简了业务、机构、人员，调整了干部，克服了机关庞大、业务不集中的现象。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由35个减到22个，税局、税所由95个减到65个；专署、县政府内部机构一般由八九个减到四五个，解决了头重脚轻的痼疾，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同时加强了统一领导，克服了命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现象，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经费开支，克服了浪费现象，改变了过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纪律松弛、政出多门、文牍如山等积习，从上到下，官僚少了，人民勤务员多了。通过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发展。仅以动员民力为例，延安在1941年动员了6万人，1942年降到了2.8万人，减少了52.4% ;绥德1941年动员了7.5万人，1942年减到900人，减少了98.8% 。节省的民力投入到生产中，使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兵简政，使领导机关与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改进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改善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借鉴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大幅度精简了各级政府机构，将人员减少50%以上，同时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机构精干了，开支节省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减轻了，有效地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保持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非常重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建立民主政权，动员参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精兵简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他样样做到家。

    【文艺讲话】

    革命需要鼓劲，抗战需要鼓劲。歌曲就是鼓劲的最好武器。《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长城谣》《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南泥湾》……一只只歌曲就像一面面震天的战鼓，又像一支支嘹亮的号角，催人奋进，激励松花江、黄河、长江、珠江、万泉河的抗日军民，举起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砍去。

    为了让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抗日战争，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议召开文艺座谈会。 座谈前夕，毛泽东分别约请了丁玲、周扬、刘白羽、艾青、草明、欧阳山、周立波、欧阳山尊、严文井、肖军等20余位作家。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140余人。会议由凯丰主持。主会场设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一楼---那个平时兼作中办餐厅、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开会时，室内坐得满满的，还有人坐在窗台上，或站在门口听。毛泽东作了会议《引言》讲话，讲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问题，引导大家开展热烈讨论。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大会发言。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会议充满了民主气氛，发言和讨论都十分热烈。

    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首先讲话。他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参加革命的体会，生动地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23日下午，座谈会中途休会期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由于人多，镜头放不下，在摄影师吴印咸的指挥下，将室内桌凳搬出来，在会议室门口摆成五排；还是站不开，就把附近的几根木头支起，勉强排成了六排。前排坐马扎，二排坐凳子，后面的都站着。这是一张非常宝贵的照片。丁玲(八路军战地文化服务团团长)，田汉(义勇军进行曲作者)，张寒晖(松花江上)，麦新(大刀进行曲)，贺绿飣(游击队之歌)，赵启海(到敌人后方去)，莫耶、郑律成(延安颂)，公木(八路军军歌)，何士德(新四军军歌)，光未然(黄河大合唱)，桂涛声(太行山上)，塞克(生产大合唱)，方冰、劫夫(歌唱二小放牛郎)，还有张庚、敬之、公木、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华君武、肖军、郭小川等参加了大会。

    照完相，大家先吃晚饭。吃完饭，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聚精会神地聆听毛泽东的讲话。讲完话，已是满天星斗的深夜。当主持人宣布延安文艺座谈会胜利闭幕时，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玲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工作问题。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学习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是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认识事实。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文艺服务对象。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目的仍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如何服务。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