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话：30年前，我参加乡镇工作才两三年的时候，偶然见到一本《党史文汇》上刊登着《一座难忘的山村》，是写我的出生地昔阳县黄安村在抗战时期掩护八路军伤病员的故事。欣喜之余，我把这本杂志拿回村里让乡亲们分享。由于那时年龄小，不懂得收集，以后便不知了这本书的去向。

    20多年后，我从事了乡镇民政助理员工作，职业触及的缘故，勾勒起我童年听到过我村驻扎八路军战地医院留下的很多故事，还有那篇详实记述村民掩护八路军伤病员的文章的记忆，感到自己有必要把家乡那段战火年代的激情岁月搜集整理一下，做为爱国主义教育素材，传承后代。在搜集整理过程中，我常常为找不见这篇文章而遗憾。想不到，今年6月2日，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于北京的信件，一位名叫郭国勇，已经91岁高龄的老八路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文章的信息，经过沟通，他把复印件给我寄来，读后倍感激奋……，愿转登报刊，以供众阅，献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刘文山    

    我离开这座山村四十多年了。可太行山上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山村，却象丰碑一样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没有忘记这座山村！我没有理由忘记这座山村！

    一九四零年前后，日军疯狂地对太行山区轮番“扫荡”。一次，我带着五六十个伤病员，奉命向昔阳县最东边的一个叫黄安的山村转移。

    打仗，我从没有发过愁，可这回到黄安村办卫生所，我却真有点发愁。头一桩，我担心号房子难。一般来说，部队号房子是不成问题的，普通伤病员号房子也还容易，可我们有传染病号，老乡怕传染病怎么办？第二桩，借一般家俱比较容易，最困难的是许多行动不便的伤病员的屎盆尿盆，怎么办？这东西谁家也不会有多余。买吗？没经费。

    转移前，我和一个通讯员先到了黄安村，找到了村长，了解到这个村子有一百来户人家，当说明我们的要求和可能给乡亲们带来的麻烦时，村长满口答应：“好说，好说。”“不成问题”。他再说“不成问题”，我的心里也不踏实。起码，我得亲自去看看房子——看看住下住不下啊！可是，村长说：“莫说咱们卫生所才来五六十人，就是再来多一些，我们也得让同志们住下。”他还说：“你放心吧！就是我们住野地，也得让同志们住下。”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回来组织转移工作。八九十里山路，我们走了两天。还没进村，就看见许多妇女儿童站在路两旁欢迎我们。进村后，我要看看房子再分配。可是村干部说：“不用，只要你介绍一下每个同志的情况就妥了。”我把每个伤病员的情况介绍了一遍，没多大功夫，村干部们三下五除二就安排完了。霎时间，搀的搀，背的背，老乡们就把伤病员都领走了。就象是演戏那样事先排练过好几次似的。

    等村干部把我们工作人员的住房也安排好，我头一件事就是要去看看我们的伤病员——他们住得怎么样？还有什么要解决的？没料到，村干部们已经走到我们前边去了——每到一处，同志们就告诉我说，村干部们已经来慰问过了。房东们都很热情，就连发愁的屎盆尿盆问题，都已经解决的妥妥贴贴了。有些没有住上病员的人家，更是愿意往出拿些家俱、用具什么的。在几个传染病病员住的地方，老乡们也是那样热情。转到我们作伙房的院子里时，我看到一个更感人的场面：乡亲们知道我们是新成立的单位，更知道我们没有几件厨房家俱，锅、碗、瓢、盆送来一大堆。我进来时，看到炊事员正在使劲动员老乡们往回拿，可是谢绝哪一家哪一家就不高兴，有的还说：“大概是嫌俺家的赖哩！”

    我一直当兵打仗，天天跟我们的老乡打交道，的的确确处处能体会到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真是鱼水关系，可是说实在的，无论走到哪个村，群众中也有不那么先进的人，但是这个村家家户户都这么先进，还真是少见。

    伤病员们在乡亲们的感动下，纷纷给老乡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有的帮着推磨，有的帮着看小孩，有的帮着喂鸡、喂牲口，有的帮着扫院、挑水……

    四五天以后的一个半夜里，机关枪、大炮忽然响了起来。我被惊醒以后就叫通讯员快起来，通知大家转移。我来不及把衣服穿好，就跑出来。天，漆黑；枪声，还在不停地响。感觉得出来，全村的男女老少已经乱了阵。

    我也顾不得问长问短，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只有依靠村干部。我们卫生所里，只有我最熟悉村干部都住在哪里。我直奔支部书记家，想找他组织人抬担架，帮助转移。他家的大门开着，我问，支书呢？有人答话了，是他老婆，说：“早跑了。”问她怎么还不走，她说，正给孩子穿衣服哩！我心想，这个支书，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光顾自己跑！

    没找到支书，我扭头又往抗勤委员家跑，也是一样，他早跑了。我心想，这个村的干部，怎么尽是些连老婆孩子也不顾的货呢？我急着又去找自卫队队长，在他院子里遇上了他老婆领着两个孩子往外跑，她说：“孩子他爹送病员先跑了。”我心想，紧要关头，真有好干部。

    一个村干部也没找到，我就找伤病员。我想，这回，只好用一用军阀主义了：你能走就得给我走，能爬就得给我爬，总比让敌人逮住挨刺刀强吧。我还想，只要我碰到一个老乡，就要强迫他给我送伤病员。

    走着走着，碰上了炊事员、卫生员往外跑，我就命令他们，除了武器和药品，其他东西一律扔掉，都给我背伤病员去。

    我们接连走了好几处院子，十室九空。只在一处院子，碰到一个老婆婆，抱着个孩子，牵着个孩子，问她怎么还不走，她说收拾不及。又问她:“孩子的爹呢？”她说：“背上伤病员走了。”我劝她快走，顾人要紧。我们又进了一处院子，听到屋里有老人咳嗽，窗户上还有一点灯光，进去一看，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我说：“老大爷你怎么还不快跑？”他说：“我立都立不起来，还跑？”我又问：“你孩子呢？”他说：“背着伤病员走了，救一个伤病员比救我有用，我都七老八十了……”这话，这情景，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说：“老大爷，我背你。”但老大爷坚持不肯。

    我们走出村时，枪炮还响得正紧。这时我听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前方另一个村里我们的部队。

    我爬上山时，天还没亮。“真是麻痹大意了。”我反反复复在检讨，在悔恨。到底损失有多大，一时也没法弄清。我思考着，领导信任我，把几十个为抗日救国不惜生命的同志交给我，我怎么交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