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祖、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三代的历史渊源、世交关係，我应称万重英女士为姑姑，张西曼先生为姑父，与他们的儿女互称兄弟姐妹，他们的孙辈则按辈份分别称呼我为姑姑或姨。

    万重英女士的父亲万福华老先生(1863年-1919年)，字绍武。安徽合肥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反清义士、英雄，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为官，他清廉治政，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毅然辞官，结识黄兴，加入华兴会，从事反清革命斗争。1904年夏，与人在南京组织暗杀团，谋刺户部侍郎铁良未果。后转赴上海，同年11月在英租界刺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利权的广西路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租界巡捕，获10年牢獄之災。于1912年获释。1913年他到北京，拒绝袁世凯的高官厚祿利诱。1914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表言论文章《论帝制之害》。后远避边垂，走实业救国之路。1916年被黎元洪招至北京，为南北议和奔波于北京上海之间，终因积劳成疾，1919年病逝于北京。

    我伯祖父吴元泽(1874年-1945年)，字惠轩，湖北省郧阳府（现襄阳市）保康县人。清末入两湖书院贡生，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生。回国后，历任福建道台，广西督练公所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黄甫军校前身)总办（补用道），督军公署督军,中国陆军南北洋会操南洋总指挥，湖北将弁学堂堂长，湖北陆军第八镇四十一标标统等职。1911年协同黎元洪武昌起义，先后任湖北军政府军学司司长、参谋处长，战时司令部参谋正长等职。1913年，授陆军步兵上校并加陆军少将军衔。1914年，晋授陆军少将在陆军部任职。由于其在辛亥革命中功绩卓著，两次荣获三等、二等文虎勋章，1923年，晋授陆军中将军衔(《湖北公报》1923年4月23日刊登授予吴元泽等陆军中将总统令)。袁世凯称帝期间曾借其儿媳吴陈氏病逝为由赠“志洁行芳”匾，以期拉拢吴氏兄弟同谋为官，被拒。其后担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侍卫长和征兵局长，授上将军衔。我祖父吴元钧(1877年-1915年)，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骑兵科毕业生，回国先后任清军绿营管带、新军湖北督练公所教练处骑兵课员、湖北将弁学堂堂长、河南及浙江混成协参谋（军衔副军校）等职。辛亥革命时，任苏浙攻宁联军参谋长，军衔少将，后进京任总统府（黎元洪）侍卫武官等职。由于两家同为黎元洪大总统的亲信慕僚，並反封建、帝制，主张民主、共和，志同道合、互敬、仰慕对方品德、家世，相互往来成为莫逆世交。

    我父亲吴德峰（1896年—1976年），1924年经陈潭秋、董必武介绍入党，先后担任中共武汉地方和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常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军委常委和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等职。1925年中共党组织决定其加入国民党，先后当选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军事部长、商民部长。并经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先生推荐担任国民政府临时首府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总局局长等职。

    1926年万重英姑姑到武汉后，曾带丈夫西曼去武昌拜见我伯祖父吴元泽及家人，我父亲吴德峰长万重英一岁，按父辈世交至友关係称其为世妹，而张西曼虽年长一岁仍以世妹夫称之。两家因是世交，吴老爷子回顾往事仍对万老爷子当年义举感慨赞叹不已！见世侄女重英已由当年亭亭玉立的清纯女学生为人妻、母，且成为相夫教子、美丽端荘、贤淑大方的少妇了，自叹自己如何不老呢！见重英西曼夫妻合和、相亲相爱，自叹子侄婚姻嫁娶不如万老爷子思想开通明事，选婿不以门当户对，财势、相貌、家世为准，而视才、视与女儿志同道合择婿，毅然将爱女重英许配西曼为妻。万老爷子慷慨解囊资助女婿西曼赴俄考察一切费用，並与好友蔡元培等携手支持张西曼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为张西曼此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民主革命事业铺垫了平坦道路，奠定了他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社会活动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及俄语语言文学家，冠以中华民国政治人物等头衔的扎实社会基础。交谈中才得知西曼为避军阀张作霖搜捕迫害，在重芵掩护下先于1925年底撤离北京到武汉，重英断后近日才到武汉，在场人无不夸奨重英秉承大家风笵，作为新时代的女性，知书达理、胆大心细，继承父志，全力支持夫婿西曼成就一番革命事业。话长、日短，重英夫妇当日晚饭后留宿吴家老宅舍。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张西曼参加武昌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任武昌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教务处长，並任鲍罗廷的外交顾问，兼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27年初夏万重英到汉后，亦在汉口市第二女中任训导主任兼国文教员，並支持协同张西曼工作。由于万重英家世、两家世交以及工作关係万重英、张西曼夫妇和我父吴德峰(时吴德峰还担任湖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兼义务教育股主任)常有交往并结识董老等革命前辈、名人(董必武是我父亲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时董老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派驻在湖北省指导党务工作)。

    大革命失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武汉，汪精卫曾企图收买、任命张西曼为其伪政府的部长，张西曼、万重英夫妇同舟共济、共担风险，不为其折服，予以拒绝。张西曼继续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俄文法政学系主任教授和苏联鲍罗廷的外交顾问。此间夫妇二人同心协力，在万重英支持下，才使张西曼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得以完成了苏俄民法、刑法、宪法等译文。他们不惧生死、不畏权贵，参与了营救中大被捕师生出狱等革命行动。

    大革命失败后，我父母亲吴德峰，戚元德基本在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方面隐蔽战线工作。我父亲吴德峰曾两度(1929年-1931年和1940年-1945年期间)担任中央交通局局长；1932年-1936年一直从事情报保卫工作；1936年-1940年期间奉命保护延安大门，负责领导西安情报系统工作。特别是抗战期间，我父负责西安情报系统工作期间，为我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及政策建设中实纺“三、三制”等重大决策。他曾组织人员对西安等国统区的社会人员状况做过大量详尽的调查了解、研究分析，搜集、提供了不少决定性的参考信息、情报资料。认为，“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呈枣核型，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和拥护共产党和坚决抗日的是两头小，中间派则占多数。此间我父母与万重英、张西曼夫妇虽无直接工作关係，但由于他本职工作的任务性质及接触范围，对他们夫妇情况很关注并有所了解，清楚的知道张西曼、万重英夫妇是赞同共产党统战，坚决抗日的是国民党“左”派。

    抗战初万重英陪同张西曼随陆军大学由北京迁至南京任教，她以国家存亡为重、不顾夫妇、家庭安危，赞同并支持张西曼公开宣讲联苏、联共，团结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支持张西曼多次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建立民主统一的政权、对日宣战，充分表现出夫妇二人同心同力，在国难当头时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和情操。为了全力以赴地去协助西曼抓好筹备、创建“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在当时困境中，万重英仍毫不犹豫的辞去了教员工作，承担了张西曼资金运筹、会务办公等一切杂务性质工作；张西曼、万重英夫妇赞同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支持联共、联苏，民族团结、共同抗日。张西曼任国府立法院外交委员后，曾借鉴职务之便组织动员了不少立委参加支持“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和抗日活动。张西曼一直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创办了《中苏文化》杂志、广泛交流、宣传中苏文化和革命、抗日救国道理，并参加“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理事。万重英从不计较名誉地位，在人手短缺时自动担任杂志的挍对、编审等项工作，为西曼排忧解难，开源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