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下刊发的《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兼论国共两党抗战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8月出版的一书的全文。豆瓣读书网网购页面中，有位网名为“又又晴天”读者在读该书后留言说：“现在太多的人不读历史，不懂历史，这本书用翔实的历史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阐明了为什么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值得当下青年人认真学习，不要人云亦云。一些人总觉得教科书的内容不实，总愿意去相信网络谣言，这些西方敌对势力的水文，影响了很多不读书不读历史的年轻人！”
2015年7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李慎明、张顺洪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一文在相关内部资料上刊发。《人民日报》2015年9月15日用一个整版摘要发表；《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全文刊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对该文进行增扩并形成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发行。

    毛泽东在其晚年曾明确深刻地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该书认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抗战初期的的确确处于中流之中，但始终未能起到砥柱的作用。其主要缘由是其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错误乃至反动。这部书用史实说话，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形成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才真正发挥了中流砥柱的核心作用。该书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组成部分，是在极其艰难卓绝的历史条件取得的辉煌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揭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各种重大挑战过程中都具有极端的前置性和重要性。我们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充满无比的信心。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今天，我们特以公众号形式推出此书全文，以飨读者。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宣传文化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指示，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的反侵略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重大结果总是有着多个原因，但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如同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个一样，否则就是“二元论”。

    现在，大家都已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这样一个共识，但追根溯源，这一结论是不是问题最终答案或顶层答案的根本性因素呢?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月，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针对林彪“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观点，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明确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可以丢掉。”我们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结论。一个政党要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依靠自身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正确。

    真正认清毛泽东的上述结论，不仅对于正确总结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而且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丝毫不否认蒋介石及其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的重要贡献。在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国共两党有一些相同点；但也存在着不少根本性的差异。

    对国共两党和正面、敌后两个战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有着不少的争议，本书试图结合对主题的阐发，对相关问题顺便作一些解读，以期回答“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问题。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执行了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

    1.中国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抗战宣言，动员全民抗战。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而此时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却采取“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动大军“围剿”红军。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美对日宣战之后，9日国民党才对日宣战。这比中国共产党晚了近10年。中华民国政府1941年12月9日发表的对日宣战的文告如下：“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用酷爱和平掩饰自己对侵略者的忍让、妥协甚至投降，则应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发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同志等又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题词：“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并在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日还转告蒋介石：

    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而7月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实行对日抗战。这比共产党整整晚了十天。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全会仍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明确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默认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华北的侵占，要把整个东北及其华北被日本占领的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世代继续交由日寇蹂躏。毛泽东在1939年2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中针锋相对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1939年6月，毛泽东发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文章《反对投降主义》,针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又明确指出：“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当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溃退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却迎着喧嚣的日本侵略者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这些事实，不仅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坚定性和全面性，把抗战到底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路线。而蒋介石政府却不时表现出严重的对日妥协投降倾向。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全会仍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明确解释，这个“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就是说要把整个东北及其他被日本占领的国土和国土上的人民世代继续交由日寇蹂躏。这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坚决抗战，完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近些年来学界有人“误读”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些讲话，宣称毛泽东赞扬日本侵略，认为日本侵略是好事，应该感谢日本侵略。这样的“误读”本质上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贡献。让我们看看毛泽东究竟是怎样“感谢”日本的?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讲：“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么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醒，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的确，毛泽东这里讲了“感谢”,但他讲“感谢”决不是赞成日本侵略。这里讲“感谢”,我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讲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反面教材，他们侵略中国的行为“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觉醒了；二是讲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这个坏事，却促使了中国人民的团结，迫使中国人民起来战斗，中国人民因此强大起来了，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还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日本侵略这个坏事却促成了中国革命胜利这个好事。这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辩证分析。

    毛泽东常常把敌人当作反面教员，并且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分析事物，对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与苏联、波兰等国代表团讲话时说：“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谈到国际上反面教员问题时，毛泽东讲：“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同斯诺谈到美国等国对中国经济封锁时讲：“他们对我们进行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搞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会见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讲：“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毛泽东接着还指出，“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三百多万。蒋介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

    毛泽东以上的讲话既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举重若轻的乐观精神与幽默的语言风格，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他的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其内含和外延都是十分清楚的，完全不应该出现其他的“误读”。某些人仅从字面上解释毛泽东的有关讲话，恐怕是别有想法和另有它图。

    2.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1931年9月，蒋介石还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断言：“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他们只看到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而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就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深入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强调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这样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1941年5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对于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很多人是估计过低的，殊不知“基本上决定日本的动向的正是中国”。“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世界究竟是谁人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们说一定是他们的世界，而人民则说一定是人民的世界。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它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政治路线。

    全面抗战路线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3.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诚的倡导者、推动者、维护者、组织者和执行者。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全国人民宣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协调、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目的就是要达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避免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同年9月23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同意这一宣言，表示团结御侮的必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这比共产党晚了两个多月。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精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政府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反动政策时的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中仍指出：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凡是可以多留一天的，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1941年1月6日至12日，令人痛心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9000多人被国民党80000多人包围，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围外，3000余人壮烈牺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依然以抗战大局为重。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此后，毛泽东还指出：蒋介石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确定了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对待国民党，也要区分不同派别。1941年2月2日，毛泽东关于日军进攻态势及中共在政治、军事上的方针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董必武等指出：新四军已成全国人民心目中极荣誉的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在抗战的整个历史时期，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对日妥协乃至投降，并尽全力避免军事冲突，避免与蒋介石决裂，始终致力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努力团结全国各类抗日民主力量，发展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以结成最广泛的巩固的统一战线。1937年10月9日，就在敌后和迫近敌人地区是否没收大地主问题，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发言中还明确提出：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行性。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作讲演时说：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条侵略阵线，世界的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这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1941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中国共产党还力争建立和维护与美国的统一战线，有力地促使蒋介石政府留在统一战线之内。1944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对董必武、林伯渠说，蒋介石21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同时，毛泽东还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作用。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中明确指出：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是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所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持久的战争，其规模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得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在这个战争中起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伟大作用。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将会出现。果然，十年过去，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

    1941年，蒋介石政府制造皖南事变后，美国立即决定将拟援华的5000万美元暂缓实施。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立即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仅此就可以充分说明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在倡导、推动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早在全面抗战前的1937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的抗日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共合作。1937年11月，毛泽东又尖锐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等；“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等，“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1939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正因为我们党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得以巩固和加强，才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而伟大的胜利。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能引用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极少一部分的精彩论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都在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在国内外机遇与挑战都前所未有的情况下，重温毛泽东以上有关论述，对于进一步指导我们建立、巩固、发展国际和国内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毛泽东关于“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论述如果是真实的话，笔者认为，这也是在充分肯定“党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所讲的。离开党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与否去谈论人的多少，正如毛泽东所说，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实行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为着把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而奋斗。在对抗日战争胜利根本因素的探寻上，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一党独揽全功，而是共产党实行的群众路线，领导了全民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从广义上讲，这个全民，包括了国民党政府和各路军阀以及所有自觉或不自觉参加抗战的一切阶级阶层。

    4.中国共产党执行持久战的最基本方针，毅然挺进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敌后根据地。在革命战争年代，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党的中心任务。因此，根据敌我双方和各方面的实际，制定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是体现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的关键环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经验。1937年8月22—25日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谈到军事问题时，他特别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但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这一战略方针，也有不少将士并不理解。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作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1937年9月21日，他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在1937年12月9—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绍禹在会上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各项正确方针和政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毛泽东11日、12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他说：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陈绍禹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坚持了持久战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战役战术方针，在抗战初期，当国民党的军队大步后撤时，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体战略部署下，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和指挥人民武装，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从而在敌后牵制、打击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分子。

    5.中国共产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后，主要是纠正党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政治上特别是思想上路线的错误还来不及纠正，这方面的错误在新的形势下还有新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纠正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坚持从团结愿望出发，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先后纠正了以下四个原则错误即路线错误：一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二是组织上闹独立性；三是速胜论；四是放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主张运动战。坚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反对党内在抗战战略和统一战线方针上的错误观念，坚持把全党团结统一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上，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成功主导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之一。

    二、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上的路线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遵义会议后，逐渐拥有了符合自己国情党情的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1938年11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口号。为使党找到并统一到一条正确的思想上的路线，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共计3年多时间，分为两期进行。参加第二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就有1.2万余人，包括全党范围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的有六七千人。延安整风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问题。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克服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党的危害，加强了党风、学风、文风建设，使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强大。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很好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发展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及组织路线，才保证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1.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首先，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是第一个私有制社会，存在着鲜明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即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后，则存在着鲜明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渐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必须要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和党的革命理论；夺取政权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抗战的全民抗战路线；也决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主导和领导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深刻洞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坚定地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要求学员们在抗大期间学到抗日救国这样一个宗旨。他说：为了实现这一宗旨，要有不怕任何艰苦，不怕牺牲，向前迈进的决心，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懦弱的人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1938年7月5日，毛泽东在电贺将于7月6日开幕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的电报中说：“寇深祸极，神州有陆沉之忧，然民意发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懈，则胜利属我乃决然无疑。”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心，是建立在科学的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之上的。

    2.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是首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面临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两对矛盾长期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是我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最坚定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坚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即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都作了十分明确、清晰的阐发，提出了完全符合中国当时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这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毛泽东当年制定和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纲领，今天读来仍引人深思。

    1939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进行深入阐述。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指导思想。

    3.中国共产党紧紧捉住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遣军队奔赴抗日第一线。1937年3月，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迅速灭亡中国；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位置。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当作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国共两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显示出了极大的忍让精神，表现出卓越的智慧，成功地构建、维护和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也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决裂，避免发生大规模内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捉住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坚持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分裂，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4.共产党人拥有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勇于为国家、民族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精神。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都是这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对立，说到底，本质上是根本立场的不同，是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纲领的不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对立。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劳动阶级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正因此，共产党人具有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生命。在抗日战争中，无数共产党人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认真读一读毛泽东当年的这一题词，我们不能不说，直至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要求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谈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毛泽东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与敌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正是这样一群优秀分子的集合。

    党的领袖带头践行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不宜来延安工作，因为无法解决其家庭经济负担。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就是共产党人的突出代表。他领导抗联部队对日寇坚持了长达九个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使得数十万日军不能入关，在完全断绝食物的条件下坚持抗战一年之多。最终解剖杨靖宇遗体时，看到的是“胃里连饭粒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破棉絮。

    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决定了其代表的广泛性，决定了唯其才能组织、调动千千万万广大民众，使得抗日战争才有了力量和胜利之源。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就对此作了精辟明确地阐述。他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而中国国民党是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有的甚至是官僚买办阶级。1939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关于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蒋介石拥有资产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77万美元、宋子文有637万美元、孔祥熙有635万美元。这在当时都是天文数字。蒋介石背弃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后，代表的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具有深厚的封建主义特性，又具有极强的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这决定了这个阶级对帝国主义具有妥协性，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是为了保卫其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还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些构成了蒋介石集团“抗战”的总基调和价值目标。蒋介石集团“爱国”的“国”,是镇压剥削人民之“国”,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其狭隘阶级利益之“国”。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地位、不同的“家”“国”及其观念。政治路线首先是阶级路线，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阶级利益上是对立的。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蒋介石集团为什么在抗战中、在解放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才能理解国民党政府不仅把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当成他们的主要敌人，而且也完全背叛了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还不择手段，把苏联、美国等国的一部分抗日援助攫为己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这样痛斥说：“他们都是贼，每一个都是，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巴西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的房地产。”在1944年的河南会战中，当时国民党军队共有军用卡车七八百辆，但仅100辆用于军运，其余的都被军官们用来搬运私人财产和运送他们的亲属向西安逃跑。在1944年5月下旬的湖南会战长沙保卫战中，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面对长沙三面被围的态势，竟将自己的指挥部安在远离前线150公里外的地方，以便于随时逃跑。11月11日广西战役日军进占南宁时，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部队都没有了长官。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对日作战本来就不是蒋介石政府的首要任务，国民党军队日益加重的腐败，又使得蒋介石不得不集中精力整饬军纪。1944年7月21日，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时十分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用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遑，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张学良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

    从以上这段引文内容看，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以及国共两党的差别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的。共产党人的这种境界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前提条件。

    一些被金钱和私人利益完全俘虏的国民党官员们，口头上说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实际行动却是为了自己的蝇头私利。这样的官员，能够带领军队和人民打胜仗吗?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也逐渐出现正确理想信念缺失的令人忧虑的状况。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不无忧虑地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

    如何对待战俘，本质上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反映。不虐待俘虏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后一条，这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最终要解放人类的宽阔胸怀。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特别注重对日本战俘采取宽大政策。1937年10月，朱德、彭德怀签署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命令规定：“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战俘的指示》中又特别强调：“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八路军和新四军优待日本战俘，日本战俘的生活标准甚至高于我军官兵，战俘人格受到尊重，并享有相应的自由和权利。为了加强对日本战俘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专门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日本战俘还参加了边区的参政议政。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参议会议员竞选。

    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和日本工农学校联合推荐了日本战俘森健为候选人。选举规定，各位候选人可发表20分钟的演讲。因为森健是用日语演讲，由担任工农学校副校长的赵安博现场翻译，还特许时间延长到40分钟。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森健当选。这样的“日本八路”担任过边区参议员的一共有九位。许多日本战俘接受改造后，成为日本在华反战人士，甚至主动提出加入八路军，并成为“日本八路”,英勇地抗击着日本侵略者。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导致更多的日本军人对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甚至投诚。自1937年9月八路军686团参谋长陈士架捉住第一名日军俘虏后，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人。国民党俘虏日军多少呢?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披露，这其中可能有自己的难处。但据冈村宁次说：投降后，“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以上各项包括共产党军队所俘虏的所有数字相加才总共1858人。二战结束后，在日本东京法庭受审的日本战犯，竟无一人认罪；被中国南京法庭判处死刑的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等人，在刑场上仍高呼军国主义口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判处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国，所有日本战犯，无论是上了法庭受审的还是没有上法庭而宣布被宽大释放的，无一不表示认罪服法。曾在特别军事法庭担任书记员、法官助理工作的权德源曾这样回忆说：“沈阳审判中，在铁证如山面前，没有一名日本战犯不低头认罪。有的人甚至当庭下跪，向中国受害者道歉。”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了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这在世界司法史上独一无二，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

    5.代表人类最先进世界观及价值观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最坚定的力量。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由垄断资产阶级支持的，并代表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政治上极为反动，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具有疯狂的侵略性。法西斯主义产生后，全世界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主义最坚决，法西斯主义也极为仇视共产党人，采取残酷的迫害手段。法西斯主义者不仅仅反对共产党，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上台后，于1926年宣布取消法西斯党以外的一切政党。意共坚决反对法西斯统治，因此受到残酷迫害，总书记葛兰西也被捕入狱。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立即下令禁止德国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查抄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1933年2月27日，纳粹分子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诬陷共产党，逮捕了包括德共领袖台尔曼和侨居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内的四千多名共产党人。1933年3月，德国举行议会选举，德国共产党尽管受到国会纵火案的打击，仍然获得了81个议席。希特勒无视宪法规定，宣布共产党的议席无效，以便控制议会并捞取内阁部长位置，加强法西斯专制统治。法西斯分子在日本上台后，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两个法西斯国家联合起来反共反苏；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一协定，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此基础上，1940年9月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欧洲反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希特勒在欧洲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面临强大的德国法西斯侵略军时，很快溃败或妥协投降了。例如，德国进攻波兰时，号称陆军欧洲第五位的波兰不到一个月即覆亡了。1940年4月9日德国进攻丹麦，丹麦政府当天就投降了。同一天，德军进攻挪威，尽管英法军队不久登陆挪威，支持挪威抗击德国入侵，但到6月7日挪威国王和政府流亡伦敦，德国旋即占领挪威全境。1940年5月10日，德军全面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王国或迅速溃败投降或政府逃亡他国。即使是拥有300万大军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希特勒大举进攻下，短短六周，就宣布投降，随即成立了傀儡政府。

    在侵略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的希特勒，纠集了德国及其仆从国550万大军于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发动“闪电战”。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蒙受巨大损失；到1941年12月1日，苏军损失700多万人，坦克24万辆，飞机2.4万架。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但是，苏联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妥协投降，而是坚决地坚持战斗；党的领袖斯大林坐镇莫斯科；苏联广大军民同仇敌忾，决不后退，奋勇杀敌；共产党员冲锋陷阵，在战争中发挥了中坚作用。苏联先后取得了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等重大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战争局面，一步步把法西斯侵略军赶出国土，并接连解放了东欧诸国，攻克希特勒老巢柏林。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一直坚持抗战，与疯狂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当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坚定地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侵略者，牵制了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当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坚持抗战，阻止了蒋介石投降，中国人民才能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苏联之所以能够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是因为有苏共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侵略的人民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全面的抗战，陷日本侵略者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拥有如此先进的世界观及价值观的政党，才能够成功地团结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的人民战争，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比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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