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文艺运动是一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教育运动。教育的实质是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影响，把立足点、思想感情真正转移到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劳动人民一边。延安文艺整风是教育，整风以后的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更是教育。《讲话》发表以后，延安文艺运动之所以能够焕发新活力、开辟新境界，从主观上说，就是因为多数革命文艺工作者实现了思想感情的蜕变。欧阳山在20世纪20年代曾写过不少传达苦闷感伤情绪的小说，直至来到延安以后，仍然存在“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之类的糊涂观念。但是经过整风，特别是经过火热斗争的洗礼，他逐渐甩掉小资产阶级的因袭重担，逐渐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事物，于是写出了深受广大工农兵喜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和其早期作品《桃君的情人》、《密斯红》等作一番比较，便不难看出：二者无论在思想深度、生活厚度还是艺术高度上，都不可同年而语矣。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是文艺工作者把握生活真实、激发艺术潜能、获取创作自由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发扬延安传统，一直在深入生活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因此从创作主体上保障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但是，“改造世界观”这个本来正确的命题后来却被极左倾向所利用，成为压制、打击文艺工作者的借口。进入新时期以后，事情似乎又走到另一极端：由反对极左倾向而把“改造世界观”的命题一起否定。人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一样，一旦停止新陈代谢的运动，必然要导致腐败。文艺圈子中人在圈内、圈外生出的种种乱象，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所谓“改造世界观”，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自我革命”。事实总是在从正反两方面提醒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巩固人民作为文艺主人的地位，就必须强调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员文艺工作者不能成为“自我革命”的例外；文艺工作者倘若还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就必须把“自我革命”作为自己主动采取的精神形式。为此，以适当方式专门搞一次文艺整风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