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针对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内斗，号召在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3]

    毛泽东在这里讲得是由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认清大方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自己分裂，进行内斗。

    对于群众出现分裂的原因，毛泽东解释说：“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4]毛泽东在这里是提醒两派组织的群众，要从大局考虑，认清出现不同群众组织的原因，警惕被人利用，实现他们的野心和目的。

    至于如何实现革命的联合，在联合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也做了分析和说明。如何对待犯错误的群众，他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5]对待受蒙蔽的群众，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清现实，翻然醒悟，使站错队的群众放下包袱，消除顾虑，重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行列。这是在争取站错队的群众，也是群众组织联合的一个方法。而不能采取暴力或简单粗暴的方式，这是由文革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实现群众联合的正确途径。在两派联合过程中，要多讲自己的错误多做自我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自封的核心迟早是要垮台的。这是在两派联合过程中基于权力分配的分歧而影响联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是在告诫人们要注意这些问题。

、    针对两派群众组织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各自的缺点错误，毛泽东说：“两派要互相少说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6]在谈到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7]这是在告诫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遵重对方，不要个人私欲膨胀，唯我独尊，要虚心，要从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才干，而不是夜朗自大，固步自封，这不但无利于革命的联合，而且也与自己的成长和进步不利。

    对于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毛泽东说：“一个组织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8]这样不但锻炼了该组织的群众，同时也有利于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这是毛泽东提出不同群众组织之间联合的一个方法。

    最后，毛泽东号召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9]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特别强调革命的大联合，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原因、为什么两派组织要联合起来以及在联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联合的方法，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以作为下一步进行文革的政策指导。

    从毛泽东要求两派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来看，毛泽东已经敏锐意识到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所孕含的潜在风险，要采取措施缓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要这样做，就必须对文革的政策和策略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鼓励造反了。现在强调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革命大联合，实际上就是在全面夺权之后，以群众组织之间的联合这基础，三结合的新型国家机构—革委会的成立为标志，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②关于干部问题。

    毛泽东说：“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10]这是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

    鉴于在全面夺权浪潮中，对干部冲击过大，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干群关系有恶化之趋势，这是要广大造反群众要正确认识干部队伍，正确对待干部。正是基于这个基本估计，所以才产生下面的干部政策。

    毛泽东说：“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健问题，一定要解决好。”[11]

    这里毛泽东提出要团结干部的绝大多数，因为这是基于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的基础上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采用积极地思想斗争的方式，而不要搞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也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要等待干部自己的觉悟，要给犯错误干部认识错误的时间，并进而说能否正确对待干部是能否实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健问题。

    对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呢？毛泽东说：“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12]

    这里毛泽东分析了干部之所以遭到冲击的原因，干部要吸取教训，以后在工作中应该如何改变工作作风，紧密联系群众，搞好干群关系。从毛泽东对干部的谈话中，我们看到，这与在全面夺权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果在全面夺权前夕，毛泽东一般不会这么讲。因为如果这样，就没有必要进行夺权了。夺权后，毛泽东这样讲是为了使群众能够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团结干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联系到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苦口婆心地说服当时的高级干部，后来由于对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的肯定和支持而在全国引发的全面夺权风暴，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待干部政策的某种变化。这种对待干部政策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革要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③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告诫。

    毛泽东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地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13]

    毛泽东在这里说现在是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实际上是在警告他们不要像以前那样继续斗争了，再继续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四面出击，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就要犯错误了。要注意到文革的政策己经做出了调整，现在就是要总结经验，团结干部，特别是犯错误的干部，搞好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斗、批、改，做好文革的收尾工作。

    ④毛泽东明确说要结束文革。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中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14]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事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15]

    这里毛泽东说的这几个月，就可以看到眉目了。实际是说通过夺权，通过大联合，建立了新的国家机构后，文化大革命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特别关心“大联合”的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健。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里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二个省，形势就很好了。[16]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视察途中，据扬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17]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18]

    我们由此看到，全国各地的夺权行动基本完成，文革在政治领域的基本目的已经实现，下一步就是如何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建立新型的国家机构—革命委员会，搞好斗、批、改。同时，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导致天下分裂割据的局面，为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就必须就文革的政策进行调整，适时结束文革。

    由以上我们通过对毛泽东这个谈话的研究发现，鉴于文革夺权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同时文革中两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武斗频繁，有向全国蔓延扩大之势，全国政局有陷于混乱失控的危险，因而毛泽东提出要适时结束文革。由这个基本判断出发，毛泽东对文革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这种政策调整对文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对武汉“七二0事件”的处理。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武汉军区在支左过程中，支持百万雄师，镇压造反派，矛盾迅速激化，当时武汉是全国比较混乱的地区，武斗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到了武汉。

    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作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毛泽东又邀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毛泽东对在座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推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19]

    据王力回忆：“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的明明白白。……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如何如何，但他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作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20]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要他们及时改正错误，释放造反派头头，但并不是要打倒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工人总部要平反，他们被抓的头头要释放，但他们也要拥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百万雄师仍可以保留，其中有坏人。毛泽东并不同意打倒陈再道，而是帮助陈再道纠正支左错误，保陈再道。基本方针就是要通过做工作，使三派矛盾缓和下来，团结起来，实现武汉局势的稳定。

    既使是在“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写道：“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21]

    我们看到，在这个指示电中，毛泽东认为武汉军区支左转变了立场，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仍称陈再道为同志，并说只要其改正错误，仍然是革命同志。对于百万雄师和某些想不通的部队人员要做好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同时，由于中央这次支持了左派，要注意说服他们不要乘机报复。这个指示电并没有因为发生了“七二0事件”就采取激进的措施，而是仍然和以前一样，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化解三方矛盾，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使他们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筑固文革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看到这与前一阶段毛泽东同意承认全面夺权、批评二月逆流、同意打倒刘少奇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同意打倒陈再道等人，而是要在陈再道等武汉军区领导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和各方团结起来。这也就客观上反映出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的文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3）采取措施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遏制极左思潮。

    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同杨成武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大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22]

    据林杰回忆：“更严重的是文件下发前一天，即7月26日，王力胆大包天，竟背着毛主席在这份中央文件上加上‘军内一小撮’。即在《一封信》（指林彪送给主席一份由陈伯达起草、王力与关锋参与的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引者注）原稿‘党内一小撮’的‘党内’二字之后，私自添加了‘军内’两字；改成了‘打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等于加上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这个经王力篡改过的文件发出以后，时在上海的毛主席看见了很生气。他让姚文元告诉陈伯达和中央文革，追查在文件上私加揪军内一小撮者的责任。陈伯达立即叫王力、关锋把原稿找出来查看。王、关叫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找来原稿，关看后急忙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王力却心无愧疚，叫王广宇不要大惊小怪。陈伯达只得将此事告诉毛主席，毛主席震怒地说：‘那就要问问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毛主席对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如此震怒，说明王力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绝不是提法不策略的问题。

    2007年10月23日，我为此访问了原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他肯定中央文件上的“军内”二字确是王力所加。2007年11月6日，他又寄来他写的《“七二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反应》一文。文中回忆了当时他奉命追查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上擅加“军内”二字的那份稿件的情况。关锋生前也曾告我，“军内”二字为王力所加，并形象地说了主席知道王力擅加“军内”二字后的愤怒口气。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也肯定王力私加“揪军内一小撮”一事。”[23]

    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作了外交部夺权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

    “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现在你们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

    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24]

    关于王力被隔离审查，林杰回忆道：“1967年8月30日下午，由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召开扩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杨成武、吴法宪也参加了，叶群借口有病未参加。会议专门批评王力和关锋。由康生发言揭发王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毁我长城”，批评王力在中央文件《一封信》中私加‘军内一小撮’。第二个问题是“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第三个问题是执行“三降一灭”路线。会议结束时，总理问王力有什么话要说。因为人证物证俱在，王力哭着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从此王力被隔离审查，离开文革。关锋也因在《红旗》八一社论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受隔离审查。陈伯达在会后却卑鄙地从关锋手中抄走由他签发的《红旗》社论原稿，以掩盖自己的罪责。”[25]

    以上我们引用了几段史料来说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原因。后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察。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文革发动阶段具有很大影响力，对他们的处理，表明毛泽东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遏制文革中出现的极左行为，对文革的政策进行了某些必要的调整，以防止文革局势失控，以保证文革回到健康有序的轨道上来。

    由此我们判断，毛泽东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对文革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逐步控制混乱局面，将其纳入稳定有序的轨道。

    毛泽东发动文革有自己既定的理念，他将文革确定为反修防修的“演习”，通过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来监督政府，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不变。文革冲击干部，消弱的是干部的特权，以运动的形式迫使干部安分守己，谨慎履行职责，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通过群众来监督干部，制约干部，纠正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形成干部和群众的良性互动机制。

    这就要求干部和群众都要正确对待文革，通过文革，广大群众利用手中的民主权利以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做出的决策始终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保护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党政干部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利，动用国家机器，来镇压群众；同时，广大群众也要采用辩论，说理的方法，着重批判得是干部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不是简单地把干部拉下马就完事了，更不是对干部进行人身污辱和摧残。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26]，这是指两方面说的。既包括造反派，也包括干部。这实际上就界定了文革的运行轨道。也就是从根本上文革必须沿着“文斗”的轨道前进，在“文斗”的轨道上稍微摆动一下，也无妨大局。一旦文革有可能脱离“文斗”的轨道，转向大规模的“武斗”，酿成动荡局面了，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已经偏离了文革的运行轨道。这是我们在分析“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文革政策调整时应该认清的一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七二0事件”后将文革政策予以调整呢？

    前面我们回顾了毛泽东发动文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全面夺权掀起了文革的高潮，在夺权完成以后，文革在政治领域的目的也就基本完成了。这是毛泽东采取政策调整的前提。

    下面我们着重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调整文革政策的原因。

    文革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空前探索，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这种混乱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如果一旦出现严重的失控状态，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分裂割剧局面，甚至可能动摇党和国家生存的根基，毛泽东就不能不从稳定出发进行政策的调整。

    一九六七年五月份，社会上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毛泽东迅速做出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27]，将这股风压了下去。

    从五月份开始，出现了武斗。由于王力引发的武汉“七二0事件”，八月七日王力发表的外交部夺权讲话，及后来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那样严重的涉外事件。王力和关锋合伙鼓吹林彪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将锋芒指向军队。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这种混乱再持续下去，必将导致局面失控，天下大乱。因而，遏制已经出现的混乱局面就成为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

    武汉军区领导将造反派头头抓起来，采取镇压措施，犯了方向性错误。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之间出现对立局面。当然，这并不仅是武汉军区的问题，其它军区在支左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这种情况。这仅仅是一种认识问题，还是存在着利益动机，也令毛泽东深为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