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美村的上埔山，有个做小买卖的老人叫苏观泗。他一面对土豪劣绅造谣抱有怀疑，一面觉得经历了清朝、北洋、民国，自己也已六十开外的人了，倒想看看这世界上新出现的“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因而，全村人都逃了，只他一人没逃离。

    这天中午，烈日当空，火辣辣的阳光像火盆般把大地烧得蒸蒸冒气，连山野里的鸣蝉，也都在吱呀吱呀地呻吟。

    突然，杨美村口的小道上呼啦啦地显出一面红旗。接着，浩浩荡荡的红军大队人马向杨美村开来。苏观泗老人躲在房间内向外窥视，心里怦怦地跳。他清楚地看到红军一个个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穿褪了色的军装，一声军号响，红军大队人马突然在杨美村停下！除几个战士四处站岗外，其他人都原地休息。有割草喂马的，有坐着擦枪的，也有到小溪洗脸的。杨美村一下子沸腾起来。

    在溪岸边煮饭的炊事员，抖了抖军粮兜，发现没有米下锅，急忙上岸报告事务长。事务长皱眉，问朱德怎么办？朱德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地形。他听了，挥手说：“要想办法找到老乡买米。没吃饭，战士们怎能行军打仗？”

    这洪亮的声音，被距离不远躲在房间窥视的苏观泗老人听见了，他心中一惊，想：“嗯，就要下手了！”他双眼紧紧跟踪。他回想起往时那兵勇和土匪踢门抢劫的场景，真捏了一把汗。不过，他看着红军今天的举动，又感到奇怪。红军战士对门户关着的，只站在门外喊：“老乡，屋里有人吗？”对门户没关的，红军战士空手进屋，又空手出屋。农家屋外土坪鸡、鸭、鹅，红军战士擦脚而过，像是没见到似的。

    苏观泗正奇怪地想着时，突然，他房间的门被一个红军战士推开了！红军战士探头问：“老乡，你家有大米卖吗？”苏观泗吓了一跳，慌张地回答：“没，我没卖米！”

    战士退出门外，为难地对朱德说：“报告军长，全村唯独这家屋子里有一个老人，但他说没米卖。”正说话间，另一个战士也从背后跑来，说：“报告军长，在上面那一家中发现有一缸大米，但找不到屋中主人！”

    朱德听说有大米，立即说：“把它拿过来秤。告诉事务长，按市价付给银圆。”那个战士说声“是”，转身就跑。朱德又喊：“快，离行军时间，现只有一个钟头了！”

    红军战士与朱德的对话，苏观泗听得一清二楚。军长？他想：军长是个不小的官儿，可是，红军的军长普普通通，和战士的穿戴一模一样！他正想着时，朱德竟然走到他房间门前，慈祥地喊：“老乡，屋里有人吗？我们是红军！”

    苏观泗听到叫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打开房门，颤抖着把朱德引进屋里。此时，事务长前来报告说，大米已过秤，刚好是29斤，按当地市价约值1元大洋。他已取两元大洋放入米缸中。

    朱德听了，说：“不，银圆就交给这位苏观泗老伯，叫他代转。”

    于是，事务长又回到上埔山苏和家中，取出放入米缸中的那两元大洋，当面交给苏观泗老人。办事认真的事务长，考虑到当时环境复杂，便找来毛笔，又返回苏和家中，就在他家房间的墙壁上写下保留至今的这幅红军留款信。

    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1974年，古田会议纪念馆派人到漳平杨美村实地调查并复制了这幅红军留款信，摆设在陈列馆展览。而这幅留款信的原迹，至今还在漳平市像湖乡杨美村上埔山苏和的家中保存着，就像一座不灭的历史灯塔，永放光芒。

    陈毅当医生

    1929年6月，红四军打下龙岩后，军司令部就设在龙岩城北路的肇安堂祖祠里。红军因为刚打下龙岩，指战员们一面要打扫战场，一面又要帮助建设地方政权，忙得不可开交。夜间，时钟响过十二下了，可是，军司令部的汽灯，仍然亮着。

    一天晚上，有个穿长衫的青年人，急匆匆地来到军司令部门前，探头向屋里望了望，想抬腿进屋，又倒退出来。他正站着犹豫时，司令部通讯员小郑，正从里面走出。看到门外有人，喊道：“谁？”

    “我，邱立生。”
    “干什么的？”
    “想来请你们的医生，给我家孩子看病。”
    “叫医生？”小郑走出门外，对他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红军司令部，不是医院，没有医生。”小郑看他一眼，觉得这人好脸熟。他用力回想一下，忽然脑中一闪亮，对，想起来了，原来，他就是前天在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机关里抄写《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的邱立生。
    小郑说：“嘿，原来是邱立生同志。怎么？你深更半夜找医生，有什么急事？”
    “有点急事。”邱立生把他孩子得病的事，向小郑说了一遍。小郑听说后，也很着急，说“嗳呀，军部医务人员，全部下连队抢救伤病员了。这里是一个也没有，可怎么办？”
    邱立生正在着急时，陈毅从司令部里走出，说：“走，我去看看。”
    邱立生不认识陈毅。他小声地探问小郑：“他是医生吗？”
    “不是，”陈毅听见即在一旁答道，“但是我可以试试。”他边说边拉起邱立生的手，向门外大路走去。小郑看陈毅走了，他也随后跟上。

    陈毅迈着刚健的步伐，很快的就来到了邱立生的家，他熟练地伸手摸摸床上躺着的孩子的头，又低头看着孩子的眼睛、舌头、手指，说：“不要紧。是感冒引起发高烧的。”说着，他打开门窗，取一草席铺在地上，抱起孩子，放在草席上，用毛巾沾着冷水，轻轻贴在孩子额头。接着，他又按摩着孩子几个穴位。一会儿，陈毅说：“没问题了。”他从衣兜里取出三包烧药饼，“来，一次吃一包，用温开水给灌下。每隔三个钟头一次。现在就吃。”

    邱立生接过药，立刻进房间取钱。但当他回头时，陈毅已走出门外。邱立生疾步追出门外，喊道：“同志，给药钱。”

    陈毅听了叫声，回过头，说：“不要钱的。孩子如果病情有变化，随时可来找我。”

    邱立生感激地站着。第二天上午，他又来到肇安堂司令部。小郑看了关心地迎上，问：“怎么样？小孩的病好了没有？”

    邱立生答道：“好了。太感谢你们了！”说着，他又探头向里屋看，问：“喂，昨夜来我家的那位医生呢？”

    小郑指着房间内那正忙着的陈毅，说：“诺，那不是？他正在忙着呢。”

    邱立生走到挂着“政治部”牌子的房间前，见陈毅正在低头写诗。邱立生怕惊动他，只稍稍地站在背后，忽见诗末署名“陈毅”两字时，心里一惊，立刻联想到前天他在抄写红军的布告上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的名字，他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啊？是陈毅将军？”

    正在聚精会神琢磨诗情意境的陈毅，猛地回头，答：“不错，我是陈毅。……哦，是你？怎么？孩子的病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原来，陈毅将军就是你呀！”邱立生紧紧握着陈毅的手，含着热泪，说：“你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还是位医生、诗人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