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同志曾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原总政治部首任主任，后兼任原总干部管理部（后改称“总干部部”）部长、政治学院院长。1955年，中共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罗荣桓虽然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工作繁忙，但他非常重视军队纪律工作，注重维护军队纯洁。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军纪检监察工作由原总政治部主管。罗荣桓身体力行，亲自去抓。当时，有个别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甚至堕落腐败。罗荣桓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建议，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他的建议，1954年8月8日，中央军委和原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下文简称《指示》）。

    《指示》点名批评了一些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这些人违法乱纪，损害了我党我军的声誉和革命事业，必须严肃处理；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重大错误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查究。同时，《指示》强调，要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开展党委内部和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强调“腐化堕落不是生活小节，而是政治原则问题”。随后，全军对高级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对团以上干部进行普遍教育；对师以上干部，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全军对犯有此类错误的干部进行揭发、批评并上报，不少人受到处分。

    罗荣桓严抓纪律、严处贪腐一贯如此。当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民运部股长翟新亚受命出任郯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然而，这位老八路没能坚守本心，到任后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生活作风堕落。时任师政委的罗荣桓赴郯城查明实情后，怒不可遏：“谁骑在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就要起来打倒他！”翟新亚随即被撤职、开除党籍。

    罗荣桓清楚，随着部队快速发展和根据地规模的扩大，领导干部中容易出现作风问题和贪腐现象，要防止类似事情再发生，必须对隐患进行整肃。于是，他组建了纪律审查组，把115师所有干部挨个“过筛子”——不管是老红军还是新提拔的，不管是在机关还是在基层，谁有违纪行为，谁作风有问题，都一一列出来，该批评的批评，该撤职的撤职，一点情面都不讲。有个连长因为借老乡粮食没还，罗荣桓直接让他停职，先去给老乡道歉、还粮食，再回来做检讨。有人说没必要这么较真，罗荣桓却说：“借东西要还，这是最基本的规矩。今天借粮食不还，明天就能贪军饷。小错不纠，早晚会出大问题。”他还定下一条铁规矩：以后部队所有物资调配、经费使用，必须登记造册；谁批的条子，什么时候发的，发给哪个单位，用在什么地方，都得一笔一笔记清楚，还要有经办人签字，出了问题能直接找到人。罗荣桓曾对身边人说：“干部出了问题，不能只怪他们自己，组织上没盯紧、没提前提醒，这也是责任。”

    上世纪50年代，我军出现了忽视和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错误倾向，有人甚至不再提“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罗荣桓组织召开原总政治部部务会，公开批评某些人的错误言论。在1953年底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原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代病重的罗荣桓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强调我军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党委制、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个报告，并在会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亲自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

    1955年8月1日，罗荣桓又撰写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文中，他明确指出：削弱我军光荣传统，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经过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

    由于工作繁忙，且长期患有高血压、心绞痛，1956年，罗荣桓向中央请辞原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但没有请辞监委书记一职，并且到逝世，他一直担任此职。1961年1月，中央安排罗荣桓再度出任原总政治部主任。当时，有些单位对个别高级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不敢处理，导致矛盾激化。针对这一问题，罗荣桓在1962年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高级干部的道德品质问题要引起注意。现在有些党委在处理腐化堕落蜕化变质问题时，缺乏严肃的原则空气，有的则是毫无原则。”他认为，对待这种问题，“经过批评斗争，改正了错误，就能够把大事化小；化，要经过工作去化，要有原则。根本不讲，根本不批评，采取包庇起来的办法是化不了的，其结果是小事酿成大事，最后甚至是不可收拾。”

    罗荣桓坚持正人先正己。解放战争时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进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用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家里，见他家住的是二层小楼，就提出与他合住。谭政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多久，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他还说：“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要变坏的。”

    罗荣桓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严格要求家人，家风很好。抗战时期，罗荣桓与妻子林月琴结婚仅3个月就离开延安，奔赴山西。一年后，林月琴来到抗日前线，组织准备安排她担任司令部机关协理员。罗荣桓对她说：“最好不要在我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可以大些。”林月琴欣然接受。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时不时叮嘱林月琴，要经常检查有没有违反制度，有些事情尽量自己解决，不要去麻烦组织，自己能够动手做的事情，就不要让工作人员做。

    罗荣桓的大女儿罗玉英，早年一直留在湖南老家，20多年没见过父亲。1949年底，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罗荣桓从信中看出，女儿认为父亲当了大官，可以进京享福，就回信教育她说：“你爸爸20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罗玉英来京之后，遵照父亲意愿，首先刻苦学习文化，毕业后又到郊区的基层农场锻炼，进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