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周纯全于1905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八里湾附近的雷家田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里只有六户周姓人家。六户中又数周纯全家最为贫寒。他家无田无地，父亲早年去世，遗下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周纯全排行老大，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4岁时他就只身到武汉谋生，先是在茶楼做杂役，不到16岁进了汉口惠工织布厂当工人。

　　1923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影响日益扩大，周纯全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这一年，惠工织布厂的工人开展增资罢工斗争，他自告奋勇地参加了纠察队，并被安排把守厂门。罢工期间，有几个纠察来抓他，他凭着身强力大，还打得一手好拳，一下子就打倒了三个警察，吓得其他警察也不敢再来抓他了。由于工人们团结一心，资本家被迫答应提高工资。罢工胜利后，周纯全没有忘记京汉铁路的阶级兄弟，又投身到组织“二七”后援会的工作中。他为坚持斗争的工人兄弟和死难者的家属东奔西跑，筹措粮款，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后来被工人们推选为“二七”后援会负责人。在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周纯全和党组织有了接触。

　　1925年春，周纯全回到了家乡，在八里湾南门庙高小当校工。这所学堂有教师10多人，学生200余名，董必武任该校名誉校长。他经常到八里湾指导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学校中好几名教师都是黄安早期农民运动的骨干。董必武对斗争热情很高的周纯全非常关怀，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在董必武等人的帮助下，周纯全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开始树立解放工农、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他积极为党工作，董必武等人开会的时候，他就放哨警戒，还帮助传递文件。1926年11月，周纯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特别交通，经常往来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黄安县和大别山其他一些地区，出色地完成了许多任务。

　　1927年春，黄安县的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周纯全不辞劳苦，白天黑夜走村串户，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广大贫苦农民开始觉醒，八里湾的农民协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沉睡的山乡沸腾了。农民们高举着农会的大旗，拿着大刀、梭镖，涌向四乡举行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天动地，吓得地主豪绅惊恐不安。为了替贫苦农民伸冤，周纯全和其他农会负责人将八里湾的一个大恶霸捕押到县城，同另几个劣绅一起镇压。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震动了鄂东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兴起。

　　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出生入死做贡献

　　1927年10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了。周纯全积极参与了暴动前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出席了黄麻两县党团骨干在七里坪举行的重要会议。在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中，周纯全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入黄安城中，接着又迂回到敌人的侧翼，挡住敌人的退路，对活捉伪警长，歼灭守敌起到了关键作用。县城解放后，起义部队宣布成立县农民政府，周纯全当选政府候补委员。不久党派他到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当向导员，主要任务是带路打土豪。

　　黄安县城被攻克后，武汉的国民党当局急忙抽调了一个精锐的骑兵师进攻黄安。起义部队进行了浴血奋战，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第一路军司令潘忠汝和党代表战死在东门。周纯全带领剩下的部队冲出南门，到七里岗会合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一起撤到龙王山上。

　　黄麻起义失败后，党组织派周纯全去汉口找湖北省委。到了汉口，才知道省委机关已被破坏，路上又被叛徒发现，周纯全急忙离开汉口，回来找部队。但部队也被打散了。后来几经辗转，直到信阳才和组织接上了关系。由于周纯全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农暴”，党决定派他担任京汉南段特委兼信阳县委书记，恢复几经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当时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留着胡须，一天要化装几次，在敌特叛徒的跟踪和搜捕中神出鬼没。由于敌人重兵包围封锁，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进行的相当困难，经费和枪支弹药极为缺乏。为此，党组织要周纯全筹集经费和武器。

　　接受任务后，周纯全和另外两个同志经过多方侦察敌情后，制订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当时在信阳敌警备司令部旁边有个银行，因为靠近敌司令部，戒备不严，银库无人站岗。周纯全虽然手中没有武器，但他想了一个办法，让一位同志把两块青砖研磨成手榴弹的样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带上两枚“手榴弹”翻墙进入银行院中，设法“诈”开了银库的闸。一进门，他就把“手榴弹”高高地举了起来，顿时把看管人员吓得跪地求饶，他很快从银库中取走了700块银洋和2000多个铜板。不久，他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将郊区一个财主开设的钱庄中的300块银洋取走。在开展地下斗争时，虽然生活非常困苦，但周纯全对于筹到的这大笔钱款，却分毫不动，全部上交给党。后来他们又了解到城里敌军司令部有个护兵，每天带着手枪到一条巷子的住家中饮酒作乐。在掌握了敌卫兵的活动规律后，周纯全在夜色中隐蔽起来，另两个同志在附近放哨。当那个敌护兵从取乐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出来时，身材魁梧的周纯全突然扑向敌人，趁他还没有清醒，顺手把枪夺了下来，然后飞快地消失在黑暗中。

　　党组织鉴于周纯全对武汉地区情况比较熟悉，又指示他到汉阳兵工厂利用关系购买了3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但如何把这批武器安全运到大别山，又成了一个大问题。所有的道路上，都布满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盘查非常严密，过去每次向山里运送物资多少都会受到些损失，还牺牲了许多同志。周纯全曾为这件事整天闷闷不乐，后来他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想出一条运送武器的办法。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武器弹药装进去，棺材上贴着金色的寿字，绑着一只大红公鸡，由几个党员抬着，另一些人化装成办丧事的亲属，哀声痛哭，在后面跟着棺材出了武汉。途中，周纯全机警灵活，沉着地应付了几道城镇关卡敌人的盘查，使这批武器弹药安全地运到了大别山。后来鄂豫皖根据地表彰了他的事迹，周纯全巧运武器进红区的故事曾在鄂豫皖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1928年5月，周纯全调任鄂东特委兼黄安县委常委，当年秋任安南(黄安南部)办事处主任、特务队党代表。办事处指挥两支赤卫队和一个特务队，任务是解决部队经费和武器弹药，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粮、租、捐、税、债)，打击土豪劣绅。当时，一些土豪勾结民团武装，疯狂地对参加“黄麻起义”的农民及亲属进行阶级报复，安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形势一时低落，不少农民赤卫队解散了。有个恶霸地主，他有十余名如狼似虎的家丁，倚仗着自己是民团的头目，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他曾枪杀交不起租的佃户，还把抓到的游击队员用绳子捆住，让爪牙用皮鞭棍棒活活打死。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游击队向他筹款，他假装满口答应，却暗中调集保安队设下了埋伏。周纯全发现后，立即指挥游击队冲出埋伏圈。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周纯全带领游击队袭击了这个恶霸的家。他们通过内线，让一个长工悄悄地把院门打开，游击队冲进院子，抓住这个恶霸，把他押到一座石头山上，宣布完他的罪恶，接着便就地正法了。当公布这个恶霸罪行的告示贴出来之后，民心振奋，许多乡亲都称赞“纯全立了大功，给老百姓报了仇。”不久，这一带的农民协会、赤卫队都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起来。

　　1929年5月1日，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鄂豫边总工会筹委会，周纯全任委员长。1931年，鄂豫皖省委成立，周纯全当选省委常委。在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还被任命为省苏维埃保卫局长兼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周纯全参与领导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工作，对鄂豫皖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转战川陕，屡建战功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卫立煌的部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周纯全指挥各地的游击队经常乘敌不备，到处袭击敌人，给国民党匪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后来因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十师的政委甘济时牺牲，周纯全调十师任政委。在七里坪遭遇战中，他与师长王宏坤带领部队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双方多次进行肉搏战。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把周纯全的帽子打掉了，额头上的一块皮肤也被烧焦了，但他毫不在乎，仍沉着地指挥着部队，掩护方面军总部甩开了敌人的追击。

　　为了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保存红四方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分局黄柴畈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当部队越过平汉线向西行军途中，在湖北枣阳一带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个地区北面和东面是黄柏山，西面和南面是汉江，回旋余地很小。敌人的7个师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枣阳和新集附近的好几个高地都被敌人抢占了。激战中，师长王宏坤负重伤，师领导只剩下周纯全一人。有一次敌人已经冲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前，周纯全当机立断，带领28团、3 0团的干部组成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终于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枪上千支，从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总部安全迅速地向西北方向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