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纯全不仅作战英勇，指挥果断，而且还善于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部队，带动部队树立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向川北进军的途中，部队路过汉江，时值2月中旬，天气寒冷，江水刺骨，江上无船摆渡，敌人又在后面追击，情况十分紧急。周纯全站在部队前列作了政治动员，生动具体地讲明了我军的处境，指出建立川北根据地的重大意义。然后他带头第一个脱下衣服，跳入冰冷的汉江，开始涉水抢渡。他的话和实际行动非常起作用，战士们很快就跟在他的后面涉水渡江，甩开了敌人的追击。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周纯全和战士们同甘共苦。1932年11月间，部队进入陕西商洛地区，这时天气已经很寒冷，但干部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行军作战。周纯全也和大家一样，他自己穿的鞋子已经破了，但还是将警卫员为他保留的惟一一双布鞋送给了一个光着脚的战士，而他的脚却被磨烂出血。有一天，周纯全的伤脚实在走不了路了，就让警卫员找来几块破布，加上稻草，将双脚包住，用草绑紧，坚持了两天的行军，走了200里路。一路上他和干部战士们讲笑话，没叫一声苦。在以后的长征途中，他的牲口基本上都是驮着病号、枪支、背包等物品，很少见他骑在上面。战士们都说“我们政委的马充公了。”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围剿”的作战。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周纯全担任东线左翼作战部队(包括第4军大部，33军全部和30军265团)的指挥任务。他坚决执行“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宣汉、老君场、大竹、杨柳关、井溪坝等地，多次击退了敌人疯狂的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方面军主力的反攻和夺取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反六路“围攻”中，周纯全负伤。伤愈后，他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川陕省委书记。当时川陕苏区的斗争十分艰苦，粮食和盐极为匮乏。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周纯全动了很多脑筋。他提议省苏维埃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又把十几个县委书记组织起来，发动他们下去办粮站，由县委书记当站长，并制定了妥当的粮食收购政策，很快便保证了部队的供应。在当时，盐比粮食还要紧缺，直接维系着川陕根据地的命脉。为了从白区搞到食盐，周纯全经常派一些有经验的同志，携带大量银元去白区一些城镇买盐。当时盐价高达10块大洋1斤。周纯全信任干部，善于使用干部，他还把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传授给这些同志，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使得许多次这样的“特殊任务”都圆满完成。

　　川陕苏区的斗争，是又一曲悲壮的人民战争颂歌。在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中，根据地的群众和党组织承受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和压力，先后有9万多地方武装力量，配合红军在各地打击敌人，有几十万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向红军提供着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物资，转送了大量的伤员。周纯全在反六路“围攻”极艰难的时期任川陕省委书记、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为支援红军、支援战争、实现前方后方一体化，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为巩固川陕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巴中城召开，大会总结了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经验，讨论了形势和任务。这是一次粉碎敌人“川陕会剿”的誓师会和动员会，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制定了粉碎“川陕会剿”的总的战略方针。大会选举周纯全为新一任省委书记。党代会后，红四方面军于11月中旬在清江渡军事工作会上，制定出“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向甘南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红军主力旋即西移，集结旺苍整训，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迁驻旺苍城。12月上旬，周纯全率省委机关进驻旺苍城文昌宫。在这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为红四方面军准备长征做了大量的工作。1935年2月初，他参与组建起留守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巴山游击队。3月19日至23日，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旺苍城文昌宫主持召开了七县县委书记、保卫局长联席会议和红军各级政治部政务科长与各县保卫局长联席会议，纠正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5年4月中旬，周纯全率川陕省委机关撤离旺苍城，随同红军部队出发长征，并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

　　革命道路也有坎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周纯全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后方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8月，周纯全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2月后，周纯全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7月27日，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央的有关决议，组建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周纯全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二十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

　　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漫长、复杂和曲折的。一个历经种种磨难考验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生中也难免出现曲折。1935年至1936年间，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为资本，竭力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野心勃勃，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7月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而周纯全是当时的省委书记。

　　革命斗争是复杂的，周纯全在曲折中学习，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提高，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周纯全坚持中共中央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表示愤慨，并予以劝阻。张国焘被迫放弃西进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于1936年10月8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红一、四方面军干部会上，周纯全诚恳地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检讨了自己在张国焘问题上的失误。

　　甜水堡战斗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纯全，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以和蔼亲切的态度，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使周纯全受到很大教育，回到驻地，他即电请中央，要求到抗大学习，提高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水平。长征结束后，周纯全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清了经验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不计个人得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离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

　　1937年1月，周纯全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纯全被派到陕北公学任生活指导委员会干事。1938年2月，出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陕北公学枸邑分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后又担任校长。

　　当时抗大一分校从延安到晋东南，又从晋东南转战到山东沂蒙山区，长途跋涉，只有少量武装掩护。每当经过封锁线和铁路时，周纯全总要站在道口上检查：过黄河时，他第一个背着背包下水。同志们都说，只要周校长在，我们就有安全感。1941年冬，日军和伪军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大“扫荡”，妄图将中央山东分局、115师直属队和抗大一分校一举消灭。当时这些机关中有4000多名赤手空拳的干部，只有一分校五大队有几百条杂牌步枪，每条枪仅有几发子弹。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周纯全果断地指挥这支队伍向西蒙山突围。在一些封锁口上，他直接参加战斗，消灭了几名日军机枪手，待机关和学员全部突围后，他才和五大队队长杨大易，带着8名侦察员最后撤出包围圈。

　　1946年10月，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并以王牌部队、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为主力，向我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非常严峻。党派周纯全到辽南行署任主任。他贯彻执行坚守辽南、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肩负起组织后方的艰巨任务。当时困难很多，但他想方设法地为部队解决了大量粮食和冬装，补充了兵源，并妥善安置了大批伤员和部队干部的家属。1947年辽南恢复时期，周纯全又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恢复铁路交通和工厂生产、建立民主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辽沈战役前，周纯全调任四野后勤部第二副部长。他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完手术，炎症还没有消退。但为了保证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他带病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布置后勤供应工作。周纯全在组织领导东北战场和第四野战军人关、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充分展示了领导和组织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由于战争的影响，周纯全的右眼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最终失明，被战友们戏称为“周瞎子”。

　　1949年12月，周纯全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他积极依靠地方支前委员会，抢修道路，并征集了1000多万公斤粮食和20吨主、副食品，筹集帆船2000多只，为渡海作战创造了条件。海南岛解放后，周纯全改任后勤部政委。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1950年冬，周纯全因患高血压，正准备住院治疗，这时上级让他去朝鲜慰问部队。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即便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仍显得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山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德怀高兴地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周纯全大感意外，彭德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周纯全说：“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呵!”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去说。”彭德怀笑着说“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1951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周纯全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后改任政治委员)。在改善志愿军后勤运输条件等工作中，周纯全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