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桥镇位于安徽省明光市东南部，20世纪40年代曾是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镇。这里交通不便，群山环抱，峰峦叠嶂。1940年3月，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成立。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抗日女英雄戴锡可就是在这里，用青春和热血写就了一个个生动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戴锡可，明光市（原嘉山县）人，1918年出生于女山湖南岸的戴巷村。当时，戴巷是方圆百里内较有名气的大村庄，有百十户人家，村中首富当数戴锡可的父亲戴嘉树。戴嘉树30多岁时曾任过盱眙县西乡（当时明光一带属于盱眙县管辖，统称盱眙西乡）桑戴区会长（相当于后来的区长）。戴嘉树思想比较开明，他认为孩子不论是儿是女都应读书识字。因而，幼年戴锡可和姐姐戴锡棉一道被父亲送往明光镇读书。1935年，戴锡可以优异成绩考入凤阳师范读高师。

　　读书期间，戴锡可接触了中共凤阳临淮秘密组织，受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产生了积极投身革命的愿望。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位大户人家的“千金”正在安徽第五临时中学高中部读书。学校停课后，她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四处寻找中共组织。由于当时中共组织仍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她没有找到，只得回到戴巷。

　　1940年初，时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汪道涵，在戴巷争取那里的一支地方武装，当晚就住在戴嘉树家。戴锡可见到汪道涵，便被他的博学多才以及清秀文静的外表、刚柔相济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再加上投身抗日，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也是她在凤师读书时树立起的信念。当汪道涵离开她家时，她提出要跟随汪道涵参加革命。思想保守的母亲以死相拼，暂时留下了她。后来，她开始以不吃不喝和母亲叫板。母亲慢慢地做了让步，但并不是支持，而是对她的提法和要求装聋作哑。戴锡可后来才明白，当时她除对革命抱以坚定信念外，她那扇少女的心扉被汪道涵轻轻地推开了。她觉得她和汪道涵就是许多爱情故事中所说到的那种“一见钟情”。就在几天后，汪道涵第二次到戴巷的邻庄殷庄时，戴锡可与他约定10日之内在东乡见面。

　　1940年2月，戴锡可前往东乡涧溪，找到了汪道涵，参加了革命，当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共同工作的日子里，两人互相关心，相互爱慕，于当年结为夫妇。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她成为汪道涵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协作者之一。

　　当时，皖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处于最困难时期，受到日、伪、顽、土匪、反动地主武装的四面夹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地方抗日民主武装也是刚刚建立，斗争环境十分复杂，摩擦不断，战斗连连。戴锡可先后被分配到自来桥、仇集、涧溪等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顽工作。由于环境复杂，处境危险，她常常一天要转移好几处地方。

　　戴锡可口才很好，爱唱爱笑，待人和气，每到一处很快就能和那里的群众相处得很好。经常晚上点着一盏油灯和村里的老婆婆、小媳妇、大姑娘一边纳鞋底、做针线，一边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秋收时节，她一边帮助群众干农活，一边宣传抗日保家、减租减息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她还常常冒着危险，深入“拉锯”地区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执行“三七分租，二五减息”政策，组织群众做好支前工作。

　　1941年，戴锡可担任自来桥区委书记时已有孕在身，但她仍坚持工作，带领区武装民兵与日伪顽展开斗争。当年秋，她临近待产期还带领区武装民兵劳武结合，保卫秋收。后被组织上送往涧溪东庄宋家分娩。由于环境复杂，戴锡可生下孩子后，被秘密安排住在宋家后院的芦棚中。秋天的太阳仍烘烤着大地，芦棚通风不好，中午棚内好似一个大蒸笼；晚上，气温虽然有所下降，但山里的蚊虫好似马蜂，叮得人无法入睡。戴锡可为使初生的孩子能够睡好，常常整夜地为孩子摇扇驱赶蚊虫。

　　孩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