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项英与周恩来在少年时代经历有许多相似点：均出生于1898年，均家境逐渐破落；1911年10月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不约而同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不同之处在于：周恩来曾自述“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随后接受新式教育；而项英则辍学当学徒，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工头的虐待。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两人在中共五大、六大等高层会议当选较高职位，共事期间电报往来较为密集。本文就两人早年关注的工人运动实践与思考进行梳理。

    关键词：​ 项英；周恩来；工人运动

    项英同志1898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贫苦职员家庭。由于生计所迫，他12岁无力继续上学，15岁进入纺织厂当学徒。1919年五四运动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项英同志受到影响，心中开始向往革命。同一时期的周恩来在家乡江苏淮安上完私塾，根据周恩来自述，12岁那年由伯父带去东北，“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15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1920年7月被释放后，“去法国勤工俭学。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跟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一、早期工运起步：武汉纺织罢工与天津（旅欧）理论准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罢工，从上海发起，纺织、机器、铁路等50多个企业约7万工人罢工，随后济南、天津、南京、汉口等地工人纷纷响应。在这种浪潮影响下，1920年，天津与武汉相继发生了具有代表性的抗议行动。

    项英的实战开端：武汉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1920年4月，项英利用本厂工人对遭受工头虐待和工资低微的不满情绪，成功发动了武汉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项英同志逐步树立起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并于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周恩来的理论积淀：从天津请愿到旅欧研究。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提出驳回日本通牒、释放被捕代表等要求，被推举为代表进入省署后即遭拘捕，造成“一·二九”流血惨案。在狱中（1月至6月），周恩来向难友系统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等），并撰写《警厅拘留记》揭露军阀罪行。出狱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充分利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的条件，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大量经典，并结合对英国长达八十余日矿工总罢工的考察，撰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等九篇通讯，向国内介绍工人阶级战斗精神，指出“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1921年确定共产主义信仰后，他在旅欧刊物《少年》上发表《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论述工会性质及工运与政党关系，强调“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为早期工运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工运高潮中的实践与担当（1921-1923）

    项英的阵地拓展与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项英同志是重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12月起，他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相继在铁路、工厂组建工人俱乐部或工会，任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秘书干事、武汉市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他深入工人群众，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团结，很快赢得信任。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项英同志作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与陈潭秋、林育南、林祥谦等同志一起指挥罢工，始终战斗在一线。他坚决反对复工，断然表示“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表现出坚强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罢工遭镇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营救被捕人员，积极处理善后。

    周恩来在国共合作初期的工运思考。1924年回国后，周恩来活跃于广东工人运动。他在《赤光》上发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文，指出“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分析工农阶级为“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同年10月，针对广州商团叛乱，他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演说，号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强调工农群众是革命基本势力，并参与编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等工人读物，继续深化对工运与国民革命关系的思考。

    三、大革命时期：工运领导工作的深化

    大革命时期，项英同志按照党的指示，辗转于上海、武汉两地从事工运工作。1924年，党中央派项英同志到上海工作，担任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活跃于基层，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把广大工人团结在组织周围。他参与领导了1925年上海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同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项英同志担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参与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工作，同时担任武装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指挥武汉工人武装支持、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革命秩序，参加收回英租界和反对夏斗寅叛变等一系列斗争。项英同志还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担任兼职教师，与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同志一起培养一批工运骨干，“成绩斐然”。这一时期，项英同志曾当选党的二大代表，党的第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实现了从基层工运领袖到全党工运重要领导者的跨越。

    结语：可以说，两人都从受封建教育转向接触西式教育与革命书籍。早期从事工人活动时，项英侧重于基层实践发动，周恩来则更侧重于理论著述与工运考察，二者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