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后的一天傍晚，我下班骑车回家，见到路口道边上开始一家家的聚在一起烧纸钱，我才意识到又到"鬼节"了，天津的风俗是要给故去的父母长辈们烧点纸钱，寄些寒衣，表示晚辈的孝心与哀思！

    过去父母健在的时候，母亲常常准备些纸钱，到了晚上让我去给姥姥姥爷烧点纸，还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念叨念叨，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迷信，抑或还是真灵？总之我年年按照母亲的吩咐去烧纸，那时候我孩子还小，喜欢看火苗，也跟着我到马路口去烧纸，直到火苗灭了，化作一缕缭绕的白烟借着风势升空。

    一晃，母亲已经去世14年了，父亲也走了8年了，我的孩子也大学毕业了，我也临近退休了，一切都物事人非。我才记起来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烧过纸钱了，家的概念也似乎淡了很多。太过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我似乎与世隔绝了似的自认为，只要我好好的生活，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敬，我也不知道我的这种观念是对还是不对？

    但父亲还是托梦来了，而且是连续的两个晚上在梦中让我与父亲有过诡异的相处和碰撞，惊醒之后，魂飞魄散。但那梦里的事情却清晰的很，也古怪的很。第一个梦是母亲病重，导致尿毒症晚期需要透析，结果有个神人说只要有个人代替母亲去死，母亲就能活下来。结果父亲让我去代替母亲去死，就梦见几个人上来给强行穿上病衣，推上车就走，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后，我急了，跳下车对父亲吼道:你还真的叫我去死呀？

    梦原本就是怪异的，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开玩笑不紧不慢地跟我商量说:“我要是将来透析，需要血的时候，人家说直系血缘的血好，到时候你给我献个血呀？”我说没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母亲单位要母亲回到厂里参加批斗会，母亲也曾嘱咐我：“到时候你得跟我去，别让他们把我的血压斗高了，昏倒了你得搀扶我”。当然这些事情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母亲在跟我半真半假开玩笑，但也让我着实嘀咕了好长时间，也害怕了好长时间。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是真好，我知道，他们老两口谁也离不开谁，假如没有母亲，父亲的一生很难想像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我敢保证，以他的脾气和为人处事，绝对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善终。当然如果没有父亲，母亲也不会在长期的患病期间，得到父亲和家人们无微不至的倾情关照和比较优越的物质保障！

    第二个梦更神奇，好像也是个什么审查机关在特殊时期到医院要提审父亲，当时父亲正好不在病房，我赶紧跑到医院门口拦住刚要回病房去的父亲，用眼神暗示他赶紧离开医院，等我们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告诉有人要抓他的事情。他似乎很感激的望着我，那眼神里再没有往日里动不动就怒斥你一番的威严了。那种慈父般的眼神是我在跟了父亲近50年里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最温暖的一撇！

    说到孝顺和包容父母的过错，我昨天在我一个发小朋友圈掏心掏肺说了这样一段话：“幸亏你们没有生在朝鲜而生在了中国，知足吧！说错话办错事后果的严重性你们想去吧？”接着我又说到“你们没被我爸从小管着，你们根本就体会不到啥叫“军事管制”和“说一不二”，向你们现在这么个活法，早就让我爸打出屎尿来了！”。我老爸就是一天到晚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不高兴不满意，你就是老实待着都不行，他会问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让你浑身不舒服。包括早晨起床晚点、晚上关灯晚点，他都要吼你几句，只有当他上班去和他睡觉后，我才觉得是自己松口气的时间。小时候我生病住院，他布置任务给我，每周背几页毛主席语录，到时候过来检查，完不成任务就得挨几下子。搞的你从小到大面对他都是紧紧张张的。老爸的活法就是一个，你得怕他。那脾气真是大的不得了、除了军首长他不好意思爆粗口，其他人别管你是谁，看不惯还上手呢！曾经把一个老头打哭了，找我老娘告状来。哪像现在这伙人（包括我自己）哈都不怕，想干啥就干啥，日子过的也太舒服了。

    我记得鲁迅先生有首诗:梦里依稀别故园，城头变幻大王旗!我不知道鲁迅先生当时的心情和处境何以出此绝句，但我知道许多人的人生惶如一梦的事情是常有的和见怪不怪的，我以为这是人类麻木的结果和怪异的表象！

    父亲姜云清是1931年15岁从湖南老家参加红军的老军人，2006年病逝于天津警备区干休所，享年91岁。

    他一生经历了20余年的战争岁月的戎马生涯，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军队里做了30多年的后勤工作，60多岁离休后，又在军里营建办干了三年，不是动嘴，是真抓实干搞营建，1985年我从部队上转业的时候他刚正式的离休。可见父亲的身体和工作的欲望及能力还都是得到组织上认可的。

    可是对于父亲的资历来讲和经历来讲，他的职务并不算高，1955年授衔中校，行政级别12级，我算了算，父亲1944年左右就当了康保县县大队队长，1948年的时候任华北军区骑兵独立27团参谋长，一直到1969年任天津66军后勤部副部长（付师），他在团级岗位上停滞了26年左右，也就是说，父亲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而且是有资历、战功和战伤的情况下所获得的相应职务待遇不高或者说是偏低了。

    我从小在大院里听到和看到的是，跟父亲一起长征过来的老红军55年授衔少将、大校的很多，上校的也不少，中校的在军一级里头真的很少见。那个时候我们大院住的都是军里的处长家属，也有个几家军里的部门首长，但他们对家父都显示出特别的尊重，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父亲的军衔虽然不高，但胸前挂着的显示红军时期入伍的牌子令人敬畏。部队很讲究资历，即便同是处长，他们见到父亲也要先行敬礼，以示尊重，即便是资历较低抗战时期入伍的军首长们，见到父亲也有先敬礼表示尊重的。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跟随父亲的时间里曾经也为父亲抱打不平，认为父亲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还有就是脾气不好，爱骂人伤人，所以职务晋升慢。可是最近几年，当我也慢慢变老了以后，特别是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格外关注以后，我对家父的委屈和认识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在行伍出身的家父身上，除了忠诚于党和作战英勇等性格特点外，也存在着争强好胜的个人英雄主义、打骂人的军阀作风和游击习气以及本位主义等等在战争年代特定的环境里养成的不容易改的毛病和性格，而这些性格会随着职务的升迁变成组织上不好驾驭的难题。性格决定命运一点不假。战争时期带兵打仗的人这种毛病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说很多老红军职务没有上去，恐怕跟自身的性格缺陷有直接的关系，也跟领导上不好安排进“班子”有关系，这么老的资历脾气那么大，别说资历浅的领导不好管理，就是非管不可的时候，他也怕你当众骂他让他下不来台。父亲骂人凶劲在66军是出了名的，有点像张飞长坂坡上一声吼，把曹兵的胆子都骂破了！要是有人还嘴他骂的就更凶狠了，青筋暴涨，怒目圆睁，知道父亲脾气的那些军首长们，只要看到父亲生气骂街，就不出声让他骂够了，气消了，再慢慢的好言好语相劝。我跟父亲了一辈子，也让他骂了一辈子，父亲是个没有人骂就不痛快的军人。

    老红军父亲的一生虽然是多彩而壮丽的，但也充斥着许多悲情的色彩即时代的需要与性格的局限性！其实我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人格缺陷是有自知的，虽然到老到死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办错过那件事，犯过什么错误，嘴上一直硬，但我发现父亲在晚年在脾气上有所自省和改变，只是他不愿意放下面子罢了，不愿低下他英雄一世的高傲的头颅！总说知识分子好面子，其实争强好胜带兵打仗当了一辈子兵的老军人更好面子！给这样脾气的父亲当儿子其实也很受罪，老红军的儿子也不好做呀！

    父亲一生的爱好就是他一生的经历。爱马、爱枪、爱骂人、爱种地、爱用个本子天天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情（爱总结）。战争年代，父亲几乎天天要跟马打交道，行军打仗形影不离的。我小的时候看过父亲骑在马上的照片，很威风，很神气，父亲英俊威武的骑在白马上，两边的警卫员都是挎着马枪。听母亲讲45年苏联红军从康保一线入境的时候，就是父亲奉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带着一支骑兵部队前去迎接的。而且康宝内蒙一带跟傅作义的骑兵和当地土匪打仗，他们的骑兵都非常的凶悍，可以想象，作为县大队队长和骑兵独立团的参谋长的父亲骑术是多么的高超。骑术不高超，如何带兵打仗？爱枪更不用说，父亲在晚年母亲去世后，交代给我大哥的一件事就是把几十年一直压在床铺底下的一把战争时期缴获的撸子还有几发子弹上缴给后勤军械处。我在跟随父亲生活的几十年间，母亲一见到父亲跟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偷偷跟我说：快别惹他，他可有枪。其实父亲有枪并不是为了防身，他的胆子可以用虎胆来形容，否则在红军长征的时候，萧克将军也不可能挑选我父亲做他的贴身警卫。我相信爱枪的父亲对于枪的原理构造是运用的非常娴熟的，在康宝的时候，作战时用枪打仗，不作战时用枪打猎，个别的发脾气的时候也用枪吓唬人，为此还犯个大错误受过处分。至于种地，那是天生的本分，生在雇农家，给地主放牛，与土地的熟悉和天生的热爱是家父的习性。解放后，不打仗了，他先是在华北军区后勤部工程处搞营建，后来又调到天津营房处管理营房，60年左右部队搞生产，他当军里的生产处长，开垦了唐山柏各庄农场（当时全军有名的两大军垦农村叫南有牛田洋，北有柏各庄），还有就是1973年我家搬到天津五大道之一的大理道，那是过去资本家的洋房，刚进去的时候很洋气的，有三户人家，全是副部长，我家住一楼，没多久，父亲就找来战士把院子改造了，也不顾其他两家愿意不愿意，在院子里又载葡萄架，又是掏粪种菜锄地，还种了好几棵香椿树，还挖了冬天储存大白菜的菜窖，（地震后拆临建房，街道上门来要求拆掉菜窖，母亲一句话就把来人劝走了：老爷子是老红军，你们看着办吧！）。说不好听的，院子整的有点像现在的农家院，跟五大道的洋房真不配套。2006年父亲去世后，部队房屋置换，我们搬离了住了三十年的老屋，等几年后我再路过老院子的时候，那里已经焕然一新，洋气十足，挂着的牌子是卫生局白细胞造血研究所的办公地点。

    按照父亲的这三大特点，战争时期，他绝对算的上是那个时代的能工巧匠，干一行爱一行，而且是他的兴趣爱好所致。假如说，解放以后他转业到地方进机关和工厂工作，去到一个他不是很熟悉或者跟他的兴趣不太吻合的地方工作，我想，他不但职务上不去，而且会郁闷而疾的。因为他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或者说也已经完全属于那个时代了！再比如说，以他的那种经历资历来指挥现在的作战和后勤保障的话，他也一样会是落后而固执的。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大国的工匠精神，其实也就是强调一种干一行爱一行专研一行的改革创新精神和吃苦耐劳与个人兴趣爱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精神！我之所以由原先为父亲资历老职务低而愤愤不平转变到今天的这种历史观的认识飞跃，其实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传统精神的哲学态度。

    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人物，你不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你就会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而跟上时代前进的唯一方式方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不墨守陈规，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国家和社会、正确的认识自己和他人、把包容和创新结合起来，完善自己的心智和心态！

    这些感受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人生启示，再次怀念和感谢我的父亲！

    昨天翻旧物，又看到了父亲的病故证明书，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就是证明书上的那几组数字所涵盖和隐藏着的父亲一生中那些不为人们(包括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所注意但却可以去充分猜想的人生密码：

    父亲出生于1916年8月，卒于2006年5月，整整90岁。

    父亲1931年6月参加红军，1932年9月就入党了， (1921年建党，当时全国党员人数很少，并处于地下组织，且到处被清剿。红军是1927年8月1日建军，部队也仅限于湘鄂赣几处暴动起义的地方，也是数量很少)

    我就再想，15岁的父亲参加红军才一年就入党了，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入了党呢?这些父亲生前没跟我细说过。入党对他来说似乎是个自然平淡的过往，根本不值一提。

    还有一个1931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去世的时候职务定格在正师，我知道父亲在战争年代就是团级干部了，结果解放后又干了二三十年处长（正团）后来才提升为军后勤部副部长。虽然最后按照副军待遇离休，但总归老父亲是怎么想的他也没有交代，在那个资历与职务军衔挂钩的年代里，1955年授衔只评个中校（12级）跟他同年入伍的战友大多是大校甚至少将，他却无所谓，只要有工作做，他就高兴，他就豁出命的去干工作，小时候，我就亲眼见过他在火车站逞强跟战士们比着背水泥袋子，回家就跟散了架似的往床上一躺，气的老妈没办法。

    最后是民政部门补发的抚恤金额为:66600.25元整，签字是我的签字。我从十几岁就到父母单位给父母代领工资，直到最后的抚恤金的领取，算是我为我的父母和家庭做的最后一点事情了。当然写书和写博客怀念父母亲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另外，父亲从1957年就到天津66军工作直到离休，跟6这个数字有不解之缘。生于1916年，猝于2006年，今年又是202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家父诞辰110周年，巧是不巧？

    写完这篇文章，也算是又见到父母了，又有机会和父母唠叨些内心里想说却没地方说的话了......

    天堂上的父母大人，你们可好?你们的三儿就在这里给你们磕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