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准备渡河东征

1937年8月，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1940年冀太联办在黎城树建“八路军抗战三周年纪念塔”

1945年8月太行军区部队攻克晋东南日军武乡段村据点

八路军挺进敌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略图

红军东征示意图

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保安指挥红军

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写作《论持久战》

南委泉群英会会场

山西山势示意图

延安庆祝抗日胜利大会

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

    “眼位”，是一围棋术语，源自于同是围棋术语的“眼”。“眼”，《辞海》释义为：“围棋一方子中所留的空隙，为对方不能下子处。”“眼位”，即：把棋子围成能够做眼的位置。做出有效的眼位是围棋中非常重要的策略之一，直接决定着棋局的胜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充分借鉴运用“眼”与“眼位”的战略战术，在“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下，具体提出了“晋东南眼位”的战略布局，作为中共敌后抗战战略展开的一步“要着”，最终实现了在晋东南建立最大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山西抗战、华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其中，黎城在“晋东南眼位”战略布局实践实现中的作用发挥，成为极其关键和重要的一点。

    “晋东南眼位”的提出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爆发。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双方协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日军兵力强盛，武器装备精良，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残酷的持久战。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170万众的国民党军队尚难抵挡，八路军区区3个师4.5万人，一方面力量悬殊，敌强我弱，一方面统一战线又不巩固，国民党不仅“限共反共”，而且藏心“借刀杀人”，此形势下，八路军如何战场取胜，有效打击敌人？如何积蓄力量，长期生存发展？如何坚持到底，赢得最后胜利？中共中央领导人、军委主席毛泽东在这个关乎红军生死存亡和抗战胜败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睿智卓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8月22日至25日召开洛川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指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创造抗日根据地的主张，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为此，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对此，毛泽东形象比喻说：“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好比围棋中的做‘眼’。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这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抗战战略构想第一次用“下围棋”“做‘眼’”作比喻。

    此后，毛泽东多次以“下围棋”“做‘眼’”比喻和解释关于八路军抗战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构想和重要意义。比如，1938年5月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时，以及在其所著《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都一再这样表述：“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与日军的攻势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错的状况，就好像是下围棋。”“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做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尤其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与‘眼’相连时，更是从外线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游击战争和第一个红色根据地井冈山的创立者，深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对红军的至关重要：敌强我弱环境下，不实行游击战争，则红军无法取得胜利；不建立根据地，则红军无法生存发展，游击战争无所依靠。对此，早在1928年3月，毛泽东在讲到井冈山根据地的意义时，就曾生动形象地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毛泽东传》《粟裕战争回忆录》等）。”因此，当1937年9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鉴于洛川会议上的分歧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十分担心部队在实战中能否坚定不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十数天内接连5次致电前线，提醒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集总”或“八路军总部”、“总部”。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称呼仍被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所沿用）和北方局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特别致电彭德怀，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根据八路军东渡黄河后华北战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卓识敏锐地对在山西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构想和战术部署，指出：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应远看一步”，“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军事文集》）。并指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以“使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

    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以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为“眼位”，做“眼”山西、发展华北的战略构想和战术部署。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构想和战术部署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和“心血来潮”，追根溯源，初自于毛泽东在红军东征中的“经营山西”战略谋略。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起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红军的落脚点。面对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亡之势，苏区如何巩固发展？红军怎样生存壮大？毛泽东把握全局，独具慧眼，认为：“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明确指出根据地必须采取在发展中求巩固和“经营山西”的战略方针，力主苏区发展与红军行动最有利、最可行的方向是首先东出山西，开创与陕北相连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奠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基础，然后再伺机北上绥远，东进河北，打通与国际的联系和对日直接作战的路线。

    山西位于太行山之西，黄河流域之中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倚长城与内蒙毗连，西抵黄河可屏障陕北，东出冀鲁、南下豫皖鄂，可俯控整个华北、中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冲，故而向有“图天下者先谋山西”之说。在毛泽东看来，如山西失于日军，日军即可长驱而进，“攫秦搏齐，当者失据”；反之，若红军进据山西，则“东出太行，势如建瓴，燕、冀之寇，顿失其势”。山西不仅是红军东进抗日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日的前哨阵地（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编《东征记述》）。而且山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进入20世纪 30年代后经济建设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较快。在山西建立根据地，不仅能够使红军得到急需的物力、财力、兵力和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的补充，还将使党和红军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立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有利于开辟更广阔的抗日战场。由此可见，这一战略非常前瞻和极其高明。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 1936年党的军事战略总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并就贯彻这一方针要求：“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在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首先开辟一块具有五县以上规模的新的根据地。”

    据此，1936年2月，红军发起东征行动。毛泽东开始全面谋划实施“经营山西”即在山西全省创建根据地的战略。3月20日至27日，在红军东征取得初步胜利，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分头向晋南和晋西北乘胜扩展，并准备伺机向晋东南发展，扩大根据地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25日，毛泽东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正式明确地向中央提出关于“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经营山西是战略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代表军委提出的“经营山西”军事战略方针的提议，“经营山西”战略构想成为党中央的决策。

    其后，毛泽东在和彭德怀4月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指示电中，进一步阐明了“经营山西”、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并具体提出了在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四面全方位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构想：“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这应该是毛泽东第一次将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作为“眼位”提出，而晋东南则是重中之重。

    东征战役后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山西“进剿”红军，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有利条件，被迫西渡黄河，回师陕甘。但毛泽东并未放弃“经营山西”构想，坚定相信并指出：“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这是明确的方针（1936年4月28日与彭德怀致周恩来等电）。”可见，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不但是深思熟虑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

    果如其预，一年多后的1937年9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随着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形成，“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毛泽东所决策的“经营山西”战略方针和建立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眼位”战略构想得以继续实施。

    按毛泽东所喻，如果把中日战争比作一局围棋的话，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一位非常高明的“棋手”。他没有在开局时急于“吃子”，而是抢先“做眼”。从其选定的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4个“眼位”来说，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且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4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晋西南——亦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与晋西北共同构成拱卫延安的两道门柱。这4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更深一层在于，这4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它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毛泽东在1938年2月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曾表达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其中，在红军东征时就被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晋东南，又一次被毛泽东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提到和强调指出：“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虽然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作适当之部署。”果然，战事正如毛泽东所预料，随着忻口会战结束和太原失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逐渐成为山西乃至整个华北战场最主要的抗日形式，毛泽东及时电示八路军总部，再三提到晋东南，要求八路军迅速“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创建游击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并曾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指出和预测：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可见“晋东南眼位”在毛泽东做“眼”山西、发展和巩固华北战略构想中的所处地位，以及毛泽东对其光明前途的殷切期望和十足信心。

    “晋东南眼位”在黎城的实践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国民党正面战场迅速崩溃，标志着华北正规战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华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开始。为此，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并强调指出：“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11月11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指示，明确各部队战略方向和发展重点，决定120师以管涔山脉为支点，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15师一部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29师和115师一部依托太行山脉、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要求129师迅速深入晋东南，建立起４个战略支点。13日，129师紧接着原地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贯彻总部部署，进行坚持华北抗战动员并讨论在晋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问题。师长刘伯承就部队的活动区域、组织形式及兵力分配进行了具体安排。决定全师主力化整为零，命令各团一面以营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日军；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连队，组织工作团与步兵分队，分赴晋东南各县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刘伯承再三指示：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眼”做起来（《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由此，毛泽东的“晋东南眼位”战略构想进入实践阶段。

    一、八路军双师首入黎城和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黎城，山西省长治市属县，地处山西省东南部，东临河北涉县（抗战时期属河南），东南接平顺，西北交武乡，北界左权，南毗潞城，西连襄垣。太行山脉从西北部入境后分为东西两列，西列横亘与武乡、襄垣交界，山崇岭峻，东列延绵与涉县接境，交错盘结。东阳关隘口为晋冀咽喉，是晋东南东出冀豫挥师中原的必经通道，向有“三省通衢”之称。如果说山西是华北平原的门户，东阳关则可以说是它的“东大门”。进一步讲，如果说晋东南是毛泽东选定的抗日根据地山西之“眼”的“眼位”，那么就可以说，黎城即是“晋东南眼位”的“眼中之瞳”。

    石拐会议之前，10月下旬，115师即组织黎城工作团抵达黎城，11月初，129师也令师参谋长倪志亮组织工作队分入黎城等晋东南9县，开创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其中，129师黎城工作团由团长王谦、副团长李大清和团员梅花繁、石文炳、王海山、罗山塔等共8人（王谦红军时期即是团职干部，其余几人均为营连干部）组成。到达黎城后，首先与黎城牺盟会接上关系，发展杨蕉圃、李飞龙、李旭华、李静波等入党，于11月上旬成立了黎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黎城支部，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黎城地方组织。同时，鉴于河北失守黎城危急的形势，依照党中央积极建立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主动团结黎城县国民政府官员共同抗日。但时任县长田齐卿不仅丝毫没有抗日的表示，反而临敌动摇，声言日军来了“一走了之”。在他的影响下，以所谓黎城“四大绅士”为首的地主豪绅集团决计投降维持。八路军工作团和黎城党支部得知消息后，研究认为：如不立即解除临敌动摇、准备弃城而逃的反动县长之职务，扫除这股准备投降事敌的反动势力，取得政府领导权，黎城的抗日斗争就不能胜利开展。于是，领导和组织群众发动了驱逐旧县长、扣押“四大绅士”、推翻国民党阎锡山黑暗统治的斗争。随即，山西第三行政公署专员薄一波解除了田齐卿的县长职务，任命共产党员何公轸为新县长。11月18日，何公轸到任，在八路军工作团和黎城党组织的支持下，宣布成立了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了太行山上第一个共产党完整执政的县级人民民主政权。

    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形成，作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开端，也标志着“晋东南眼位”创建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二、一二九师在黎城的立足与黎城抗日中心县的确定。

    石拐会议之后，遵照师部命令，谢家庆、张国传率领129师教导团2营组成谢张大队，进入黎城地区活动。卫生部长钱信忠亦深入黎城东崖底选址建立后方医院，为129师挺进黎城预做准备。12月初，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队进入黎城西井，1938年1月10日，129师东北抗日游击第一纵队在潞城遭川军袭击转驻黎城。13日，386旅772团1营在黎城与黎城、辽县游击队扩建改编为129师补充团。18日，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由总政副主任改任129师政委，和彭真经黎城赴129师师部上任，27日与刘伯承会见后，随即返回黎城，带领倪志亮与771团、772团驻扎黎城西井、南委泉地区伺机行动。

    1938年1月2月，日军集中3万余人向晋南发动进攻。至3月上旬，侵占了临汾、长治、风陵渡等数十座城镇，控制了邯长、长临大道和同蒲路南段，并继续向晋西南黄河各渡口猛犯。为了打击侵入晋东南的日军和钳制日军进攻，3月4日，129师奉命南下邯长大道以北黎城上遥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日军，开展黎（城）、潞（城）、襄（垣）、武（乡）游击战争。5日，769团率先向黎城东阳关地区派出侦察。14日，129师设指挥部于浊漳河东岸黎城杨家庄村，次日进驻上遥，决策部署“攻黎打援”战斗。主力集结黎城平头、上遥地区。其中，386旅旅部驻正社，772团驻渠村，补充团驻石板，385旅769团驻东、西柏峪。事前，师参谋处处长李达亲自率领侦察人员深入黎城县城侦察，与黎城地下情报人员联系，获取敌情。16日，769团1营按计划袭击黎城县城，歼敌100余人，2、3营设伏东、西黄须，伏击由涉县出援之敌，将敌打退，386旅设伏神头，歼灭由潞城出援之日军第16师团林青部和第109师团屉尾部共1500余人，生俘8人，取得八路军晋东南抗日第一仗神头岭伏击战胜利。

    3月2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晋东南作战的主要任务》：“甲、目前晋东南作战主要任务，似在用打击削弱与断绝后路等方法钳制进至修武、博爱并企图南犯洛阳之敌，其次则在打击进至长治之敌。乙、因此刘师徐旅两部似宜分开作战，以徐旅（或刘师）从东阳关南下直抵道清路侧，破坏该路并打击该路之敌，以刘师（或徐旅）位于长治附近打击该地之敌（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山西工作文稿》2017年版第311页）。”据此，八路军总部决定并指令129师相机在有利条件下于邯长大道再开展一个大的袭击战。27日，129师师直与386旅旅直进驻黎城南委泉，769团先到乔家庄，后抵西井、源泉，771团抵南港沟、东港沟、北委泉。29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在黎城南桑鲁村发布129师役字第7号命令，部署于黎涉之间袭击邯长大道日军辎重部队。31日，129师385旅769团与386旅在黎城东阳关——涉县响堂铺地区布下伏兵，全歼日军第14师团山田辎重部队及2个汽车中队共400余人，烧毁由黎城东开日军运输汽车180辆，取得东阳关大捷。

    战后，129师师部相继移驻黎城乔家庄、西井，主力进驻西井、南、北委泉、源泉、三十亩等地。4月3日，129师直属部队和随营学校在黎城举行太行抗战以来首次阅兵活动，朱德代表八路军总部检阅了凯旋之师。

    由此，黎城成为129师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首先的落脚点和立足地，开始成为129师坚持太行抗战的扎根地和壮大地。

    期间，根据八路军总部石拐会议决定，1938年3月5日，129师与中共冀豫晋省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建立晋豫根据地问题，会上确定黎城为5个“中心点”之一。之后，6月16日，邓小平在晋冀豫军区三分区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全区设立3个中心县委，并确定黎城为晋东南唯一。9月，冀豫晋省委决定将中共黎城县委升设为中心县委，并特调中共晋东南冀豫特委八路军工作团团长王一伦担任中心县委书记，黎城成为冀豫晋抗日中心县。1941年，黎城又被晋冀豫区党委和政府确定为全区唯一的公安保卫直辖县，再次奠定了黎城冀豫晋抗日中心县的地位。

    三、第一次反九路围攻胜利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29师挥兵晋东南，连战连捷，歼敌上千，使日军感到极大威胁。遂于1938年4月4日，以108师团为主力，集中3万多人，发动对晋东南九路围攻。当日，刘伯承在西井主持召开129师营以上干部会议通报敌情并作战前动员。朱德参加并讲话。5日，129师师部返回乔家庄，刘伯承又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商讨反九路围攻问题。6日，129师师部再回西井，相继于即日和9日两次召开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讨论作出反围攻作战方案和具体部署。刘伯承提出向外游击、先发制敌指导方针。随后，129师主力在黎城人民的支援下，机动灵活地转出了日军合击圈。4月16日，发动长乐村战斗，消灭日军一路，歼敌2000余人，给予日军主力108师团以沉重打击，迫使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回窜。25日，129师收复黎城，随后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将日军全部赶出了晋东南。

    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形成了华北敌后与日军相持的局面。1938年6月底，戎子和就任山西第五专署主任。以此为标志,宣告了129师师部所在黎城为核心堡垒和战略支撑点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建立，在打开晋东南抗战新局面的同时，也为中共在晋东南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第二次反九路围攻胜利和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对中日双方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存在作用与战略意义。在八路军方面，其为刘伯承所形容是“如龙入海，猛虎归山，野牛在山沟里吃草”，意为随心所欲，前后左右通吃，即可以随便断敌交通，钳制打击日军。在日军方面，则像是一块巨石横亘于侵略中国的道路上。搬不开这块巨石，就打不开华北通往中原的通道。对此，日军如鲠在喉。1939年7月，日军由徐州回师晋东南，集中第20师团、109师团主力及第10师团、35师团、108师团、独立第四、第九混成旅团各一部共5万余兵力，由驻山西太原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亲自指挥，同时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地出发，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预谋首先打通白晋公路和临汾经屯留、黎城到邯郸的道路，再以此“十”字架为基础，对晋冀豫根据地进行“田”字形分区清剿，逐步压缩，实现由点连线，由线到面的控制占领，将八路军挤出太行，侵占或摧毁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月初，相继进占辽县、沁县、武乡等地，13日占领长治。八路军总部被迫从潞城北村沿浊漳河西岸向北部山区转移，经襄垣普头、黎城河南、西下庄转驻武乡砖壁。8月7日，长治、涉县日军东西对进侵入黎城县城，并于邯长大道沿线赵店、停河铺、东阳关等建立据点，占据邯长大道。同时，控制白晋线北段和平辽等公路。晋东南20余座县城相继失陷。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分隔为太岳和太南、太北3区。八路军总部组织129师主力、115师344旅、八路军晋豫支队和决死一、三纵队等，在当地群众武装配合下，经过近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光复半数以上失陷县城，粉碎了日军消灭我军和“扫荡”晋冀豫根据地的计划。

    在黎城，日军占据县城后，129师留黎部队特务团、688团在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活动于邯长大道沿线及敌各据点，开展以围困战、袭击战、破击战、伏击战为主的游击战，先后伏击日军20余次，打毁日军汽车10余辆，歼灭日军600余人。并将日军分割包围和封锁孤立，使之“龟缩在几个据点和县城内，日夜惊恐，坐卧不安，不敢轻易出动（《中国共产党黎城县简史》）。”12月8日，129师直属队、385旅、青年纵队、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各一部及115师344旅发起长邯战斗，25日，光复黎城，日军计划长期占据黎城的企图（侵黎日军曾在赵店据点佛阁墙壁上写下“日军永久驻兵”标语）最终被彻底粉碎。八路军马不停蹄，继续东进，全部收复邯长大道武（安）涉（县）之间几十个敌据点。从而打破了日军第二次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九路围攻以来太行区的分割局面，使太南、太北重新连成一片。

    与此同时，黎城军民团结一致，粉碎了国民党阎锡山秋林会议后借机到黎城“收复失地”和配合“十二月事变”的企图，取得了“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双重胜利。自此以后，直到抗战结束，黎城境内再也没有日军据点存在，也再没有蒋阎公开势力存在。就此确立了共产党在黎城的绝对领导和八路军对黎城的优势控制，使黎城在抗日中心县的基础上，又成为了“版图上完整，政权上统一”的抗日完整县，成为了太行山最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标志着黎城“晋东南眼位”“眼中之瞳”的形成。

    黎城之所以成为“晋东南眼位”的“眼中之瞳”，既是天生偶成，更是人为必然。前者当然是因为黎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后者则更是因为政治环境。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上，将中共进入日军及国民党军势力达不到的真空地带所树立起的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地域，称之为“抗日根据地”或“解放区”，根据地周围彼此势力混杂的地区称为“游击区”，日伪统治下的地区称为“敌占区”或“沦陷区”。纵观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地形局势，从地形上看，黎城位于“拱中”之位；从局势上说，黎城处于“圆心”之位——如果把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画作一个圆，以黎城为中心，则呈现出一个“离心衰减”现象，即越靠近黎城的地区越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地盘”，越远离黎城的地区越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非地盘”。例如，武乡靠近黎城的武东地区是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远离黎城的武西地区则是日伪统治的敌占区；左权靠近黎城的辽南地区是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远离黎城的辽北地区则是日伪统治的敌占区；涉县靠近黎城的涉西地区是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远离黎城的涉东地区则是日伪统治的敌占区；潞城靠近黎城的潞南地区是为敌我混杂的游击区，而远离黎城的潞北地区则是日伪占据的沦陷区。襄垣、平顺等亦是如此，更不用说更远一些的长治、太原、武安、邯郸等地了。仅此一点，已足以肯定地说明和表明黎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即“晋东南眼位”“眼中之瞳”的历史地位。

    五、一二九师“经营黎城”和黎城“大本营”的建成。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有鉴于此，出于更强更好地“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目的，在1938年4月打退日军第一次九路围攻后主力东进开辟冀鲁豫的同时，刘伯承亲率129师师部重返并两次（1938年6月21日至12月10日，1939年3月16日至8月8日）长驻黎城，利用一段时间出现的相对稳定局势和黎城开辟为抗日根据地及确立为抗日中心县的有利条件，大力“经营黎城”，着力构筑起了129师在太行山上的战略基地“大本营”。

    一是构筑政治保障基地。129师进入黎城甫始，即帮助、支持黎城成立了党组织和抗日民主县政府，实现了“共产党执政”这个“最大政治”，奠定了后续发展的根本基础。随之，进一步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群众”指示，帮助、支持黎城建立抗日游击队和各种抗日团体。1937年底，相继成立了牺盟游击队、公安大队、（偏城）新华游击队和129师直接领导的漳河游击队，总人数近2000人，“在晋东第一个开展起游击战争（张南生1940年1月9日晋东武装工作会议报告）”。1938年6月起，先后号召、帮助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文化教育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儿童团，全县参加各种抗日团体5万余人。同时，提出“不武装，活不成”的口号，在全县发展民兵、自卫队2万多人。为巩固共产党在黎城的执政地位提供了坚强的群众基础保证。此外，129师驻黎城工作团在中共黎城县委和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初期，还支持黎城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解决和粉碎了县政府和游击队中留用旧官员、旧军人勾结串通消极抗日势力、地方封建势力和山西反共顽固派“山西保安队”图谋夺取抗日武装领导权的“西井事件”和复辟国民党阎锡山反动政权的“栢官庄事变”，保卫了新生的黎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民主政权，保证了抗日武装完全掌握在党和革命人民手中。1939年12月，129师主力发动长邯战役，将第二次九路围攻中占据黎城县城企图长期侵占黎城的日军全部赶出，并彻底肃清了国民党阎锡山势力在黎城的公开存在。1940年春，在防止了蒋阎配合“十二月事变”在黎城根据地发动暴乱可能的基础上，以129师部队为主力，抽调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部队参加，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坐镇黎城南委泉总指挥部，邓小平、李达亲赴前线指挥，发起并打胜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磁武涉林战役”。通过“晋城划界”，有效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北扩和骚扰，进一步巩固了黎城抗日“完整县”的地位，保障和确立了黎城根据地“共产党执政”和“八路军地盘”的属性。

    二是构筑后勤医卫基地。129师开辟晋东南根据地以来，黎城以其两漳阻隔、环山屏蔽、农丰牧肥、林茂药多的独特地势和自然优势，逐渐为129师建设发展成重要和首要的后勤保障和医疗保健基地。其中，1938年春开始，八路军总后第三野战医院、草帽厂、129师卫生所、386旅贸易局等战时保障和经济单位即随军进驻或成立于浊漳河沿岸地区。此后，随着黎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特别是成为抗日完整县，越来越多的129师师属和八路军总属后勤供给部门大批转进和建立。如129师供给部入驻西井，八路军总后供给部入驻上马岩，太行利华制药厂入驻北委泉，被服厂入驻平头，太行第一毛纺厂入驻王家庄，八路军总部贸易机构德记山货行在南委泉成立，新华印刷厂在清泉成立，129师师卫制药厂在背坡成立，晋华纸厂在石壁底成立，生产部入驻南委泉办起农牧生产实验基地新华农场，仅推广金皇后玉米一项就使边区粮食增产百分之25以上，卫生部、保健院入驻上黄堂建起八路军与129师太行山上唯一的干部休养所，等等。特别是1939年7月，被朱德总司令视为“掌上明珠”、职工自誉“太行山上小天津”的八路军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兵工企业黄崖洞兵工厂在黎城下赤峪成立。10月15日，有着“抗战经济摇篮”和“中国人民银行主体前身”之称的冀南银行在黎城小寨成立。凡此种种，众多战时经济后勤医疗保障单位落户黎城，门类齐全，应有尽有。此外，129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以黎城白宝峧、宋家庄、后贾岭、和尚坟、洞山等为主，建立起垦荒生产基地。以西井为中心，东井、孔家峧、黄草辿、五十亩等为主仓库，建立起粮食储备供给基地。共同使黎城成为129师的“钱庄”、“粮仓”、“武器库”、“供应站”和“医疗中心”，坚持太行抗战的“后方之后方”。

    三是构筑交通中转基地。黎城位于太行山中段晋冀豫三省交界，东邻冀鲁，南接豫苏，西通延安，北连五台，加之全面抗战爆发后很早就成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县、完整县，1937年底就建立起了八路军的秘密交通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其连接党中央与晋冀豫、冀鲁豫、晋察冀、山东、河南、华中、苏北根据地重要交通走廊的地位作用。许多党中央派往各根据地的干部和各根据地领导人返回延安及部队转战都要从此往来经过。如1938年12月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等一批高级干部从延安南下华北、华中，1940年4月朱德由总部回延安，1942年10月刘少奇由华中回延安，1944年1月陈毅由山东回延安，1939年4月徐立清带领东进纵队前往冀南，1939年5月朱瑞带领第一纵队前赴山东，1940年3月晋察冀平山独立团（即120师359旅718团）开赴南泥湾，1944年9月129师386旅771团奔赴延安“保卫党中央”，等等。其中，1938年10月，受党中央派遣，张经武（总指挥）、黎玉（政委）带领中央分配给山东根据地工作的由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生及红军干部共160余人组成的“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前身）前往山东途经黎城期间，与刘伯承、陈赓会见并听取工作指示后，根据形势电告中央：“迫切需要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直接推进与促成了中央指派115师主力开赴山东决策的作出和山东纵队的建设。

    此外，黎城地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常驻地潞城、武乡、左权、涉县“拱中之位”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使其具备了战略回旋地“江心跳板”与“安全岛”的突出作用和特殊意义，多次于危急关头为北方局和总部提供转危为安的空间保障和安全保护，如1939年7月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中由潞城经黎城河南转移武乡，1940年11月关家垴战斗后由武乡经黎城仟仵转移辽县，1942年“五月大扫荡”中由辽县经黎城赵姑转移武乡，1943年5月“夏季大扫荡”中由左权（1942年9月为纪念左权辽县易名左权县）经黎城广志山转移太岳，等等，成为总部坚留坚守晋东南的决定因素之一。129师师部更是十进十出黎城，将黎城作为长期的战略展开地与转折地。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129师在黎城驻扎战斗过的属部有特务团、骑兵团、教导团，385旅769团、13团、14团，386旅771团、772团、16团、补充团、新1团，新1旅1团、2团、3团，新5旅，新8旅，决死1纵队，决死3纵队，青年纵队，先遣支队，游击大队，晋冀豫边游击纵队，东北抗日游击第一纵队，太行军区46团等。在黎城留下足迹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指战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衔的“开国将帅”元帅衔8位，大将衔6位，上将衔28位，中将衔71位，少将衔442位，共555位将帅，占全部人数（1614）的三分之一。

    四是构筑教育整训基地。1938年1月，129师将师教导团改建为随营学校，6月对随营学校教育体制作出调整，正式在黎城正社村开学，主要训练129师连排干部，首批学员1000余名，编制为3个营。至1940年春，相继在黎城举办7期，为129师培养出了大批文武双全的军政人员（其中仅第7期就有2100余人）。后于1941年1月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4团大部和第1团一部合编改为抗大六分校，重返黎城。1938年7月19日，刘伯承在黎城霞庄召开129师干部会议，作了《本师现在在确定和恢复的教育工作的报告》，强调指出了军队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规定了军政教育的科目和实施方法。1939年4月7日，129师在黎城李庄成立轮训队，对基层干部进行普遍训练。

    另一方面，129师还利用黎城相对稳定、完整的军事和政治环境，多次在黎城进行政治、军事整顿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黎城整军”，诞生了名震太行的“刘邓大军”。

    1939年3月，遵照总部整训指令，129师主力自冀南前线“班师回朝”重返黎城，师部驻乔家庄，师政治部驻东崖底，386旅驻霞庄，先遣纵队司令部、2团、青纵3团驻董壁，骑兵团驻元村，特务团驻下桂花，686团驻西黄须，开展了为期一年有余的整军运动。通过整军，全师部队数量和政治素质大大加强，1939年底首先达到11万余人，1940年6月正规化整编后，更是发展到12个正规旅的空前规模。同时，主力团中党员人数占到百分之40左右，一般团也达到了百分之30以上，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中最先发展超过十万人的“主力中的主力”和“铁军中的铁军”。从此开始被黎城和太行群众称为“刘邓大军”。

    1940年黎城会议前夕，129师“经营黎城”工作基本完成（黎城会议的召开可说是对此的肯定与标志）。黎城成为129师挺进太行、扎根太行的首个“太行之家”和“大军本营”，成为129师将士们“最关心的抗日根据地（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就拿驻南委泉生产部来说，刘伯承专门指示给其架设了军用直通电话，并告之：扫荡期间随时向师部报告敌情，敌人不到村边不能撤离，不能拆电话，必要的时候部队会来保护你们。黎城，为129师坚持太行抗战，完成毛泽东“晋东南眼位”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黎城“前进基地”的作用发挥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构筑“眼位”，建立根据地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保存和发展自己，这就需要“退可守”；一方面是要消灭和驱逐敌人，这就需要“进可攻”。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存在，为129师开展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游击战争和八路军开辟冀鲁豫根据地，不仅创造了稳固的战争后方，而且创造了前进的战略基地。

    如前所述，黎城是为晋冀豫“三省通衢”之地和“山西东大门”，是山西东出冀豫挥师中原的必经通道。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战前线，“使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的同时，黎城也因此得天独厚的地理存在和共产党统一完整执政的政治优势成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排头兵”、山西四大战略支撑点晋东南眼位的“眼中瞳”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八路军战略展开第一次分兵（1937年11月开辟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29师和115师南进晋东南首入地，第二次分兵（1938年4月开辟冀南、冀东、豫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与第三次分兵（1938年12月挺进冀中、冀南，创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东进冀豫鲁的策源地和出发地。

    129师开辟冀南最早于1937年12月13日，孙继先（队长）、胥光义（政委）带领挺进支队到达滏西，拉开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序幕。1938年1月15日，陈再道率129师东进纵队进至冀南开展游击战争。2月，129师就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作出部署。3月12日，386旅补充团南下道清铁路，开辟太南。19日，宋任穷率129师骑兵团续抵冀南。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发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129师多派部队到河北南部的广大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23日，129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部署，决定：副师长徐向前率689团、769团两个主力团和曾国华第五支队开赴冀南；陈赓率386旅主力进入平汉线西侧冀豫地区；王新亭率771团进入平汉线东侧永年、肥乡和成安一带；陈锡联和谢富治率385旅主力在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活动，相机向石家庄以东地区发展。同时，成立晋冀豫军区，倪志亮任司令员，黄镇任政委，下设5个军分区。其中晋冀、冀豫地区分别为第二、第三军分区。此后，4月23日，徐向前率689、769团及第5支队（曾国华支队）组成左纵队由黎城进发冀南，6月10日，王新亭率771团亦由黎城进至冀南。7月5日，邓小平仍由黎城出发，到达冀南，提出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方案。在邓小平和徐向前领导下，冀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创建，8月14日在南宫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8月下旬至9月上旬，129师一部出兵豫北，开辟漳南地区抗日根据地。12月，中共中央决定留在山西各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再向河北、山东挺进，扩大冀鲁地区的抗日根据地。12月10日，陈赓率115师344旅688团、129师386旅新一团，经黎城到达冀南临漳地区，后又奉命率688团进至鲁西北朝城地区。12月21日，刘伯承率师直和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三大队等部，离开黎城，背依黎城，进抵冀南，直接领导冀南军民开展抗日斗争，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129师385旅与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冀中警备旅、晋察冀平山独立团等集结黎城西井，设指挥部于黎城南委泉，发起磁武涉林战役，进一步使冀南公署这个统一的敌后抗日堡垒在冀南平原上坚强屹立起来。

    115师方面，1937年11月初，由于在平型关等战斗中减员严重，115师685团政治处副主任吴法宪、686团政委杨勇分别带领征兵组到晋东南进行扩军，到12月底，共在长治扩军达3000余人。其中，仅在黎城就招收新兵500余人，大部分编入686团和新组建的补充团，随即东进冀鲁豫。1938年2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344旅暂由129师指挥。4月下旬，344旅主力留晋东南，689团和115师第5支队跟随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的左纵队由黎城西进冀南。5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组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晋东南休整后，8月经黎城开赴山东。接着，根据中共中央创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八路军总部作出115师主力开赴山东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决定。12月，115师先遣部队685团改用苏鲁豫支队番号开赴苏鲁边。1939年2月，115师奉命从晋西向山东挺进。出发前，在黎城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集中整训。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入驻霞庄。下旬经东阳关东进山东。115师独立团和由挺进纵队改建而成的344旅特务团亦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同时开赴冀鲁豫。1940年4月，115师344旅留黎部队在参加完磁武涉林战役之后，开赴冀鲁豫，从此结束了在晋东南的转战历程。6月，晋西独立支队第1团、第3团亦经黎城开赴山东归建115师建制，离开太行，挺进中原抗日。

    “晋东南眼位”在黎城的实现

    毛泽东创建“晋东南眼位”的战略考虑与目的，是利用晋东南的地理位置优势，将其构建为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支撑点，且以图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立足山西，巩固华北，建立“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最终“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达到“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对此，黎城在抗日根据地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40年底为摇篮、建设时期；第二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为坚持、困难斗争时期；第三阶段从1943年到1945年8月为发展、反攻时期）无一例外完成了使命。

    一、从黎城会议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

    1940年，经过近3年的艰苦奋战，中国共产党已经创建发展起了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北、苏中、苏南、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晋冀豫战略区，1939年底，八路军经过邯长战役，重新将被日军分割的太北、太南、太岳、晋豫连成一片，完全控制了冀南、太北、岳北共71县800余万人口的晋冀豫边地区。但另一方面，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后，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并在11月五届六中全会上出台《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进一步将“政治限共”为主改为“军事限共”为主。在山西，阎锡山紧随蒋介石步伐，亦由联共抗日转向反共。1939年末到1940年初，蒋阎勾结，相继发动“十二月事变”和国民党顽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一系列“摩擦”事件。同时，日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第二次九路围攻失败后，改变策略，转而实施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集中力量修筑铁路、公路、封锁沟、墙，控制交通线，增设据点和发展伪军，造成对晋冀豫根据地压缩包围和条块分割的严重威胁局面。在此形势下，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抗日进步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任务。2月10日，进一步向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光、刘少奇、项英、陈毅等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具体提出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部署和布局，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并对完成此总任务进行了分别部署，其中对晋东南指示：“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朱、彭、杨直接指挥该区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目前应确实巩固现有的根据地，有犯我者不论何部，坚决澈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此原则适用于任何地方），同时对旧军暴动区域实行部分的反击，保证对洛阳的交通线。”要求：“以上任务限于一年内完成之。”

    遵此，在1939年底对日邯长战役和反击阎军“十二月事变”的基础上，1940年3月八路军以129师为主力，接连发起卫东战役、磁武涉林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使晋冀豫边区暂时摆脱了“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严重局面。

    随之，194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系列指示精神，结合晋冀豫实际，撤销原太北军政委员会，改设为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戎子和等为委员的军队与地方党合组的太行军政委员会，建立起了太行、太岳、冀南3区军政党和工作的统一领导，并于当日在黎城北社召开北方局杨尚昆、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129师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冀南区杨秀峰、宋任穷，太行区李雪峰、戎子和，太岳区薄一波、安子文，晋豫太南区聂真，晋西北根据地赵林，晋察冀根椐地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等各方面各地区领导参加和出席的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会议明确了晋冀豫根据地发展方向和党的中心任务，提出并全面部署了晋冀豫根据地发展“建军、建党、建政”三大建设任务，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以统一3区政权。1940年8月1日，华北第一个我党独立自主建立的跨省统一政权——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在黎城西井宣布成立，实现了冀南、太行、太岳3个专署、15个专区、115个县的政权统一，奠定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基础。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根据北方局建议，以晋冀豫边区和冀太联办为基础，晋冀豫边区正式扩大为晋冀鲁豫边区，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全区划设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行政区，共21个专区、190余县、2500余万人口，成为中共19块抗日根据地中的最大一块。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7月14日）为此发表《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社论，指出：晋冀鲁豫边区“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堪称第一”。至此，毛泽东“晋东南眼位”战略布局之基本目的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在晋东南建立最大根据地的战略设想胜利实现。

    二、从百团大战后坚持困难斗争到南委泉会议。

    早在太原失陷，华北国民党正面战场崩溃，华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始，毛泽东即指示八路军总部：红军的任务在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用以影响全国……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这一指示，在百团大战上得到很好贯彻。

    1940年开始，世界格局和国内态势俱发生剧烈变化。法西斯德国横扫欧洲大陆的战局激起了日本迅速压服中国以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5月10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以昭和15、16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为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把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上。同时，加大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意图隔绝我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其为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一方面，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一方面，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正如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的那样——“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已久基本成熟的破袭正太路设想付诸实施，给华北日军以有力打击，粉碎日本的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

    有关破袭正太路的设想，最早提出于黎城会议结束时左权受彭德怀委托在黎城北社129师师部召集129师和晋察冀军区领导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陈锡联、聂荣臻、吕正操等的一次小型会谈（因129师师部驻北社时使用代号“谭村”，这次小型会谈也被《彭德怀传》《左权传》等记载为“谭村会议”）。当时构想的正太路大破袭，8月20日打响后，由于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由彭德怀正式定名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八路军发动的对日最大规模战役。它的胜利，中共中央曾指出，是“在剧烈变化的前夜”，“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使“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将是日益不利于顽固派，而是日益有利于进步派与中间派（《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彭德怀在1940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西井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九月高干会议”）上亦总结指出，百团大战“在全国起的作用”，“高度兴奋了全国人民，打击了投降派及一切失败情绪”；“在军事上的收获，打破了敌人堡垒万能主义”，“对于八路军战斗力是一个新的提高”；“是八路军正确地坚持党的军事战略方针三年奋斗的历史发展的成果”。百团大战之后，全面抗战出现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日益成为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日益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和中心战场。“民族救星共产党，国家干城八路军”成为根据地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共识和赞赏。对此，1940年9月18日，百团大战胜利结束第一阶段即将开始第二阶段前夕，冀太联办在黎城树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三周年纪念塔”碑文中代表“晋冀豫区各界一千二百万人民”颂称八路军“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已成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决定力量”，“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保卫者与自由幸福新中国的创造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一切都表明，百团大战的胜利，是毛泽东“经营山西”，布局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眼位”的胜利，也是黎城“晋东南眼位”“眼中之瞳”作用发挥的胜利。

    但是，另一方面，百团大战的胜利，也使日军震惊之余，发出“对华北应有再认识”。一方面确定以“剿共”为政策重点，将八路军作为主战对象，一方面从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加强华北，使华北日军总数达到30万人（另有伪军10万余人），连续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野蛮的“三光”大扫荡，意在毁灭八路军和摧残抗日根据地。比如，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日军对黎城发动第一次全县性大扫荡，扫荡黎城的日军36师团222联队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该全部杀死；所有的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一律打碎”的命令，特别编组了2个放火中队和1个投毒中队，每个士兵配发3盒火柴专门用于放火。据《385旅战史》记载，全县遭杀虏群众近万人，烧毁房屋三分之一，掠抢粮食300多万斤。不屈的黎城人民配合主力部队相继进行了邯长路破击战、黄崖洞阻击战、宽嶂山阻击战、广志山阻击战、凤凰山阻击战、三十亩阻击战等战斗，终于12月25日将日军全部赶出，粉碎了日军毁灭我根据地的企图，保卫了黎城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了保障扩大侵略的需要，在继所谓“总力战”后，进一步提出了“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新方针。从1942年2月开始，对东起冀鲁边、西至晋西北的各抗日根据地展开空前激烈残酷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利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饿死困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使得八路军及党政干部严重减员，抗日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1939年有50个完整县，到1942年最困难时只剩下7个，人口也由1200多万减少到600万。特别是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等机关遭受抗战以来最严重损失，总部参谋长左权等不幸牺牲，晋东南敌后抗战出现危局，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时期。7月3日，中共中央出于安全考虑，致电彭德怀，建议八路军总部转移晋西北，北方局取消，成立太行、冀鲁豫分局，直属中央。对此，7月16日，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搭起来再干”的豪迈斗志复电中央：“如对外及实际还需要留集总，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我认为仍在晋东南为宜”。并从晋东南所处区位优势、地理条件、指挥华北敌后各根据地抗战的便利、迁移晋西北对指挥华北敌后抗战的损失等几方面理由作了阐述，特别是从政治角度上指出：“当敌后局势艰难时期，总部撤走不无某些影响。”中共中央、毛泽东最终复电同意彭德怀意见。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就此继续坚守于晋东南，直至抗战胜利。

    特别应该指出，在此间和其中，黎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自百团大战之后，日军接连对黎城发起“三光”大扫荡，均被129师和八路军总部直属驻黎部队粉碎。特别是1941年11月，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129师打响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特务团在黄崖洞与敌激战8昼夜，歼敌1000余人，取得敌我伤亡6：1的悬殊战果，被八路军总部总结为“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和“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全军学习黄崖洞保卫战”的殊荣赞扬。129师在黄崖洞外围歼敌400余人，并利用地道袭入日军司令部，被日军战史记载为“对八路军作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道战斗”，使日军连受重创，连夜撤出黎城。“打破了日军在黎城建立据点长久盘踞的企图，打破了日军打通邯长大道的企图（刘伯承对《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谈话）”。整个抗战期间，黎城不但是晋东南唯一没有建立过县区维持日军组织的县份，而且是最困难时期晋东南仍存的“完整县”，可谓“万敌丛中一点红”，为彭德怀坚持总部留在晋东南“东山再起”提供了“底牌”和信心。其次，黎城是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辽县遇险突围后转危为安的“庇护所”和“安全岛”。八路军总部正是由彭德怀率领从辽县突向黎城到达赵姑村后摆脱敌人，避敌休整而后回转的。最后，黎城是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浴火涅槃”的“重生”之地。

    1942年8月23日至2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南委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南委泉会议”）。遵照中央决定和指示意见，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彭德怀（杨尚昆未返回前代理书记）、刘锡五、罗瑞卿、滕代远、邓小平、李大章任委员；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中条山）4个区党委，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任副书记，李雪峰、刘伯承、蔡树藩任委员。同时，宣布了中央军委命令，滕代远就任左权牺牲后空缺的参谋长职务，充实重建了八路军总部。

    南委泉会议是一个“重开新局”的会议。在八路军遭受抗战以来最大损失、华北敌后抗战出现最严重危机的总情势下，坚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华北抗战领导地位，对坚持八路军在华北抗战到底，扭转华北敌后抗战险峻局势，赢得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作用。会后，各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并有创造性地执行会议提出和重申的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针，以“一元化”对付“总力战”，以“敌进我进”反击日军“扫荡”“蚕食”，成功开创了真正的人民战争的宏伟局面，迎来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恢复与再发展、再上升的新阶段。

    三、从黎城取得抗战局地胜利到抗日全面大反攻。

    随着1943年的到来，一方面，经过两年来的困难时期，“我军和解放区受到了锻炼，数量缩小而质量增强（《朱德选集》）”。一方面，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中国战场则表现出兵力枯竭，士气低落，内部动摇，战力下降。抗战时局日益朝着有利于中国一方发展。

    1942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一九四三年是国际上两条阵线进入决战之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向我有利方向发展。同时，敌寇为挽救其垂死命运，必将加紧对我国正面的进攻与敌后的扫荡。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做准备，以便准备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太行分局召开温村会议，在总结129师抗战5年来经验教训基础上，确定了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及战后做准备的基本方针。

    自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后之第三阶段发展、反攻时期。

    1943年3月18日，129师新1旅在黎城组建成立第3团并驻守黎城。4月5日，日伪3万余人分10路同时向太行区黎城、偏城、榆社、武乡、襄垣等地“扫荡”。经过10天反扫荡，129师对敌战斗800余次，毙伤敌伪2000余人，再次保卫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结束后，28日，为纪念晋豫边游击支队成立5周年，新1旅在驻地黎城西黄须村举行了阅兵式和运动大会。

    1943年5月5日，日军第36、第37、第69师团、独立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及伪军共1万5千余人，分三路以梳篦队形，对太行根据地腹心太北武乡、左权、涉县、黎城、平顺、昔阳等展开又一次大扫荡，意图仍在合围、摧毁八路军和129师首脑机关。对于此次日军阴谋和行动，我方早已侦清，抢先日军合围之前，总部已经黎城广志山转移太岳，129师师部亦经黎城下黄堂跳到外线，“敌进我进”，指挥主力挺进平汉、白晋沿线，与日军形成包围反包围之势。总部与129师首长滕代远夫人林一、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邓小平夫人卓琳等与北方局、总部和129师的伤病员、妇女、体弱干部坚壁于黎城南委泉附近白不焦山上。6日，阴谋未逞的日军分东西南北4路19股人马“扫荡”黎城。久经考验的黎城军民在129师新1旅3团等驻黎部队率领下奋起反击，部队歼敌2500余人，民兵歼敌98人。22日，日军在制造骇人听闻的“仓谷园惨案”后，败出黎城。此后，日军已成颓势，从1943年下半年起，不得不改变战略，由过去全面占犯与扫荡改为重点占据和清剿，无力再侵黎城。黎城率先取得抗日战争局地胜利。

    194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晋冀鲁豫战略区，八路军开始收复失地，局部反攻。5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向河南发展的方针，提出“进军河南，绾轂中原”的战略任务，要求各根据地相互配合作战，在豫西、豫东、豫南和豫皖苏地区开辟新解放区。6月30日，具体指示北方局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据此，太行区党委、军区调集部队和地方干部1700余人，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委，组成豫西抗日游击支队（亦称皮徐支队，后改为国民革命军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一支队），9月5日举行支队成立和进军河南誓师大会，正式南渡黄河，进入豫西。11月14日，继皮徐支队之后，太岳军区组建豫西抗日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兼政委刘聚奎率领下，亦渡过黄河进入豫西，挺进中原，开辟抗日根据地，准备反攻。

    期间，为给反攻作准备，194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129师385旅769团移驻黎城长宁村进行整训。8月中下旬，结合附近村庄民工修建起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唯一的一座飞机场——长宁机场，建立起了华北根据地连接党中央延安的“空中走廊”，为抗日反攻发挥巨大作用贡献。

    1944年11月20日，在太行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显著成绩，抗日战场上八路军开始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反攻的新的形势下，为了全面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当前敌后“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任务的指示精神，激发根据地军民抗战大反攻士气，做好反攻前的准备和动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联合太行区党委、政府共同在黎城南委泉召开“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暨战绩、生产展览联合大会”（通称“南委泉群英会”）。出席大会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和文教卫生等各方面模范工作者共326名，以及各部队、机关团体、北平、天津等敌占区士绅参观团、太行区参议员和各地群众等上万人。大会会期18天，连同展览共进行25天，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这次大会，是太行区抗战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大会和反攻总动员会，也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人民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和生产热情，为足兵足食，迎接抗日大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方面准备上都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1945年，日军已呈败势，兵力进一步收紧，占领区日益缩小。晋冀鲁豫边区周围驻军仅有华北方面军第59、第69、第114、第117师和4个独立步兵旅、1个独立混成旅等大多为1944年上半年新组建部队，老兵骨干少，战斗力较弱。另有伪军第4、第5、第6方面军和华北“绥靖军”第12、第13、第14集团。八路军共拥有太行、太岳、冀鲁豫3个军区，辖26个军分区、66个步兵团、21个支队及2个旅，共15.6万多人，另有民兵20.3万余人。经过1944年攻势作战的锻炼和冬季大练兵运动，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增强。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该发起广泛的进攻”，提出了“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在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各军区接连发动春季攻势作战。其中，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开辟豫北地区，使黄河以北的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与黄河以南的豫西抗日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冀鲁豫军区扩大豫东地区，为开辟新黄河以西地区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对深入根据地内之日伪军据点展开了围攻战。在晋东南，太行军区部队先后发起祁（县）太（谷）平（遥）、和（顺）左（权）、陵川等战斗，收复陵川、左权、和顺3座县城。太岳军区部队也以分点围困、各个歼灭的战法，收复了沁源、阳城、晋城等县城。在此期间，黎城独立营奉命跟随八路军主力参加了反攻陵川、襄垣等战斗，成为晋东南第一个开展对日反攻的县。

    5月29日，八路军总部进一步发布应进行更积极的攻势作战的命令。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军区在春季攻势胜利的基础上，在平汉铁路中段两侧及晋南、冀南、鲁西、豫东等地区，开展了更加猛烈的以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为主要目标的夏季攻势作战。

    经过1至7月的春夏季攻势作战，八路军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3.78万余人，收复县城28座，扩大解放区面积1.95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多万，进一步把日军压缩到平汉、陇海、津浦、同蒲、正太等铁路线和安阳、石家庄、新乡、太原、济南等大中城市，为举行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对日宣战，给予垂死挣扎的日本帝国主义沉重的最后一击。面对日本崩溃加速的形势，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10日，朱德发布反攻命令。11日开始，129师所属部队参加大反攻，向平汉、津浦、德石、正太、同蒲、陇海等铁路线和部分中小城镇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县城59座，解放大片国土，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挺进山西以来，八路军129师贯彻毛泽东“晋东南眼位”战略布局，纵横晋冀鲁豫，在115师配合下，创建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抵同蒲铁路，南跨陇海铁路，北至德石、正太铁路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400余万的中共最大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时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自身发展到近30万人，不但使华北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而且成为促使全面抗战形成和全国抗战尤其是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完全彻底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抗日领导力量和中流砥柱作用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关于“创造根据地；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最终“消灭和驱逐敌人”的“眼”与“眼位”战略构想和布局的胜利。这其中，黎城在“晋东南眼位” 战略布局实践实现中，发挥了别具一格的特殊作用，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突出贡献。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然而，不等硝烟完全消散，8月23日，山西反共急先锋阎锡山执行蒋介石命令，为了夺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继续反动独裁统治，迫不及待，抢先下手，大举进犯上党。中共中央和革命军民不得不针锋相对，进行自卫反击。25日，刘伯承、邓小平经“长宁空运”重返黎城，指挥打响上党战役。对此，毛泽东指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在面对国共决胜中国两种命运的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将其极具敏锐的战略目光又一次聚焦于晋东南，投向全国解放。

    上党战役打响全国解放第一枪后，刘邓大军带着上党取胜的余威，东出黎城，挺进中原，开辟大别山，进军大西南，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新的征程。晋东南，在作为八路军华北抗战的开路先锋之后，又成为全国解放的开路先锋。往后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晋东南眼位”战略布局的高远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