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悠久的历史

高阳城东孟仲峰，
历史悠久有风景。
瀦龙河水通白洋，
千里大堤卧村东。
一马平川连三县，
人才辈出地亦灵。
燕赵古风传千载，
黎民侠义有柔情。

    这是笔者早些年写的一首打油诗，虽然水平不高，也算是概况了孟仲峰村的特点。

    说起孟仲峰村，那可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庄，早在周朝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生活劳作，至今绵延2000余年。

    孟仲峰村地处河北省任丘、高阳、安新三县交界处，最初隶属高阳县管辖，解放后也曾被任丘管辖过，但基本上一直属于高阳县。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次年4月20日，河北省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将孟仲峰村与龙化乡一道，整体划归雄安新区安新县管辖。

    孟仲峰村百姓勤劳勇敢，民风淳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宜人宜居。

    孟仲峰村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相传北宋年间，杨六郎在孟仲峰邻村教台练兵，就有骁勇的孟仲峰村人入伍参军。杨六郎担任三关统兵后，驻守草桥关（高阳）、益津关（霸州市）和瓦桥关（雄县）。他亲临高阳城（即现在的高阳县旧城村），派孟良和焦赞分别镇守益津关与瓦桥关。与入侵的辽军进行了一场大战，并取得了胜利，传说就有孟仲峰村人参加了这场大战。明末，孙承宗坚守高阳县城，抗击清兵；清末，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河北兴起。都有彪悍的孟仲峰村人参加。

    孟仲峰村不仅是个英雄辈出的村庄，也是个红色之乡。1932年8月爆发的“高蠡暴动”，孟仲峰村有多名党员和革命群众参加。孟仲峰村不仅是潴龙河畔早期共产主义播火者孙必强的家乡，也是临危不惧，慷慨赴死，为国为党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牛氏三杰”战斗和牺牲的地方，还是冀中八路军前身——河北游击军诞生的故乡。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孟仲峰人民积极勇敢地投身到了伟大的抗日斗争中。他们有的参加八路军，有的加入游击队，用实际行动为抗击日寇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日寇推行残暴的“新国民运动”期间，孟仲峰村的村民们更是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他们不畏强暴，不惧流血牺牲，而是坚定勇敢地站在了抗日的一边。

    二、勇敢的抗争

    1932年8月，地处冀中腹地的高阳县、蠡县以及周边的博野县、饶阳县、定县、清苑县、安新县、满城县等八县的受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胸揣怒火和激情，手举红旗和刀枪，掀起了一场震撼华北的红色风暴。因为风暴的发源地在高阳县和蠡县，史称”高蠡暴动”。

    高蠡暴动前的8月26日，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副书记兼北区区委书记孙必强与安新县委书记刘亦瑜等在安新县北冯村召开会议，传达了保定特委关于高蠡暴动的指示，讨论并决定了高安交界一带支援暴动的行动方案。

    8月27日，高蠡暴动在没有布置周全的情况下仓促爆发，几天后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腥镇压，暴动失败。高蠡暴动的时候，孙必强正在孟仲峰村一带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准备前往支援。暴动失败的消息传来以后，孙必强遵从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停止了工作并迅速转移了准备支援的骨干分子。他本人和其他党员遵照党组织的指示，迅速离开了本村，到外地躲藏了起来。

    时间不长，风声不再那么紧了，孙必强和转移出去的党员们才回到了孟仲峰村。他们冷静地反思了暴动的过程，吸取了教训，又开始了革命活动。活动的方式灵活机动，有时隐蔽，有时公开，有时一两个人单独活动，有时几个村子联合行动。

    1933年夏秋，孙必强领导孟仲峰村的党团员组织贫雇农发起了“分粮吃大户”和秋收地主庄稼的运动。

    麦收前，他们利用夜间，出其不意刀割大地主家的麦穗；秋收前，他们掰了地主家的玉米棒子。

    孟仲峰村地处高阳县的东北部，与之相连的三房子、教台、佛堂、白庄、小关、百尺、东西良淀等村，位于小白河下游，白洋淀边。这里土质盐碱，农作物连年歉收，加上官府的苛捐杂税，地主的盘剥，农民生活非常困苦。老百姓务农无望，就扫土熬盐，靠卖硝盐谋生。硝盐价格低廉，农民乐用。但官府到处开设盐店，强迫农民吃官盐，不许吃硝盐。为了禁止熬盐，官府还在龙化、旧城、良淀、青塔等地设立了警察分局，派盐警四处巡查，发现熬硝盐的，轻则捣毁工具、罚款，重则押监入狱，农民唯有的一点活路也被堵死了。

    为了保护盐民的基本生活权益，1933年秋后，高阳、任丘、安新三县的党组织领导了盐民反盐巡斗争，也就是打盐巡运动。领导打巡盐这场斗争的也是孙必强，参加这场运动的是孟仲峰村附近村庄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后来，保属特委又派游击队队长牛文仓带领游击队员赶来配合，斗争取得了胜利。孙必强、牛文仓、刘亦瑜等领导的反盐巡斗争，显示了共产党组织劳苦民众的强大力量和勇敢抗争，也展现了孙必强、牛文仓、刘亦瑜等基层党员干部优秀的组织才能。也是在这场斗争中，孙必强又发展了宋长庚、孙鹏以及他的大儿子孙佩毓等进步青年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面对孙必强、牛文仓、刘亦瑜领导的“分粮吃大户”、秋收地主庄稼和打巡盐等斗争，地主和官府恨之入骨，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使出各种手段，破坏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迫害参加斗争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1934年11月中共顺直省委派了化名为石玉华的来到高阳，在青塔镇召开会议，恢复了任（任丘）高（高阳）安（安新）中心县委，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付贯一化名石玉华任县委书记，孙必强任县委副书记，高阳县布里村的张庆生、任丘县王家坞村的王者兰、安新县北冯村的王文波、同口村的王荫堂任县委委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任丘、高阳、安新三县接合部的各村党支部迅速恢复了活动，孟仲峰村、北冯村各项工作都走到了前列。不久，在石玉华和孙必强等的领导下，任高安三县的党组织又一次发展壮大了，人民群众奋力抗争的精神和勇气更强了。

    三、“牛氏三杰”血洒孟仲峰

    “牛氏三杰”是人们对牛文良、牛文仓、牛文常三兄弟的誉称。他们是任丘县天宫村（现名三杰村）人，中共早期党员，曾担任中共保定特委军委书记、委员等职。1936的2月17日，在高阳县孟仲峰村召开军事会议时，被国民党反动武装包围，先后壮烈牺牲。

    “牛氏三杰”是同出自一个大家庭的三位兄弟。大哥牛文良，1909年生； 二弟牛文仓，1911年生；三弟牛文常，1916年生；文良、文仓是堂兄弟。文常是文良的胞弟。1928、1930年文良、文仓先后考入保定志存、育德中学。1930年二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良、文仓都是保定学潮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保定二师护校斗争失败以后，文良被派到平、津、沪、汉、塞北等地做地下联络员工作。后来身份暴露，省委将他调回保属特委担任领导工作，曾担任过任丘首任县委书记。

    文仓于保定二师护校斗争后，回乡发动群众。他首先发展了自家长工马成、姐姐牛文英，堂弟牛文常以及母亲、父亲等多人入党。数月时间即先后在天宫、邢村等几十个村庄发展党员70多名，建立党支部十几个，他与孟仲峰的孙必强，北冯村的刘亦瑜等领导了贫苦农民“分粮吃大户”的斗争、秋收地主庄稼和打巡盐的运动。

    1935年秋，当他得知省委经费困难，就向党员进行募捐、变卖自家财产和向大户筹借，将1万余块现大洋运到天津上交省委及北方局。同年恢复建立了保属特委，文仓任军委书记，文常任共青团书记。特委机关就设在天宫村牛家东跨院内。“保属特委”为了加强武装斗争，建立了保属抗日武装大队，文仓兼任大队长，文良任指导员，文常任中队长。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帝国主义走狗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6年的2月17日，为迎接抗日战争高潮的到来，牛文良、牛文仓、牛文常三兄弟和战友们在毗邻任丘的高阳县孟仲峰村齐二章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任丘、高阳、安新三县的保卫团包围。

    同时被敌人包围的还有保属军委抗日武装大队骨干成员齐二章、齐德龙、陈乱、胡国民、王春明等人。

    经过激烈的战斗，大哥牛文良受重伤被俘，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但他宁死不屈，最后光荣牺牲，时年仅27岁。二弟牛文仓在突围的战斗中，由于掩护战友突围而壮烈牺牲在齐二章家胡同口，时年25岁。趁着战斗间隙，齐二章一脚踹开堂屋后墙上的龛，一个窟窿顿开。牛文常、齐二章、齐德龙、陈乱、胡国民、王春明等人钻出墙龛窟窿，趁机分散逃了出去。

    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孟仲峰村其他党员，得知敌人“剿共”的消息后，从家里简单拿了几件衣物和几块干粮，也迅速逃离了孟仲峰村。

    三弟牛文常在激战中冲出重围，跑过了千里堤，到了白石碑那儿，不料又被反动地主武装截住去路。他孤身斗敌，不幸中弹受伤。当枪膛里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为了不当俘虏，他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牺牲时年仅18岁。

    齐二章、陈乱在外地隐藏了40多天，他们想家了，估计敌人也已经撤退了。于是他们悄悄地回到孟仲峰自己的家里。没有想到，敌人的大部队撤离了孟仲峰村，但留下了几个侦查员，潜伏在孟仲峰村的大地主家里。当他们侦知齐二章、陈乱回到孟仲峰自己家里的时候，当即对齐陈二人进行了抓捕。

    齐二章、陈乱二人被押解到了高阳县保卫团部。敌人先是利诱，然后是威逼。齐陈两位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利诱威逼，毫不畏惧，大义凛然怒斥敌人。敌人见利诱威逼不成，便对他们实施酷刑，灌辣椒水、压老虎凳、吊打电击，都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遭到破口大骂。敌人恼凶成怒，下令枪杀了齐二章、陈乱两位革命志士。他们俩也成了红色孟仲峰的最早两位烈士。

    牛氏三兄弟和齐二章、陈乱五位烈士，用短暂的生命，辐射出销金溶石的热力，闪现出绚丽多彩的光焰，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指引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前进的旗子，他们伟大的精神和崇高品格，鞭策着冀中人民，为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四、河北游击军军旗升起的地方

    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侵略战争。面对敌寇的入侵，忍无可忍的中国军民，终于开始了坚决的抵抗。

    “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再次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的河北省蠡县籍红军团长孟庆山，与他的同学们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早已按耐不住杀敌报国的决心，纷纷要求到部队去、到抗日前线去。

    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早就筹划着抗日战争的大计。

    七月下旬的一天，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罗瑞卿在宿舍找到了孟庆山。对他说：“中央决定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山西、河北去开辟根据地，你是河北人，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决定派你去。明天上午，你和几个同志到凤凰山毛主席驻地，毛主席要与你谈话。”

    第二天上午，孟庆山等几名同志在凤凰山一孔窑洞里，聆听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谆谆教导。毛主席特别对即将回到冀中平原的孟庆山面提耳命、面授机宜。

    回到抗大后，孟庆山和他的几个战友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拿到了委任状和介绍信，又化妆打扮了一番，离开延安，向预定的目的地出发了。

    经过千辛万苦和几多危险，8月5日，孟庆山秘密潜到安新县安州镇，联系上了保东特委书记张君。特委为此专门开会，听取孟庆山传达党中央和北方局及顺直省委的指示精神。在这次会议上，孟庆山增补为保东特委委员，接替侯玉田，担任了特委军委书记（主席）一职，侯玉田作为孟庆山的副手，协助他工作。

    孟庆山把冀中抗日的烽火首先在白洋淀南北冯村点燃，他秘密开办抗日游击骨干培训班。随后，在孟仲峰、东留果庄、关城等村先后开办了抗日游击骨干培训班，为党和随后成立的人们武装——河北游击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9月14日，孟庆山带着侯玉田、从北冯村再次来到孟仲峰村。他们这次来不是举办培训班，而是准备在孟仲峰村拉起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

    孟庆山、侯玉田住在了孟仲峰村党支部老书记孙必强的家里。孙必强的夫人给孟庆山、侯玉田做了一顿萝卜熬小鱼贴米面饼子，几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孟庆山连夸“嫂子饭菜做得好吃”。

    吃过晚饭后，孟庆山让孙必强把孟仲峰村的党支部成员和党员骨干包括参加培训班的骨干叫到孙必强家院子里开会，由他传达省委的指示。

    前来参加会议的有：孙必寿、孙必信、刘伯涵、宋德清、陈锡祚、宋行敬、宋长庚、齐木修、齐木栋、齐峥元、宋金生、齐泽林、齐兴、孙缵之、宋傻尔、曹玉等人。

    会议由孙必强主持，孟庆山代表省委讲了话。他介绍了目前的严峻形势，并进一步说：“七七事变”以来，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华北很多重要城市。我们冀中农村地区，日寇还没有来得及占领，那么就需要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来占领。省委指示，所有共产党员一律不许逃跑，一律坚持本地区斗争。省委还指示，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立即成立由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在孟仲峰村成立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需要党员干部带头......

    孟庆山的话没说完，共产党员孙必寿第一个喊道：“我报名参军！”宋长庚、陈锡祚也喊道：“我也参军！”参加会议的党员们除了在地方党组织任职的外，基本上都报名参加了即将成立的河北游击军。

    在这种浓厚气氛下，第二天上午，党支部趁热打铁，马上召开了全村参军动员大会。会场上，彩旗飘飘，锣鼓声声。会上，孙必强、孙必信做了动员，宣布了党员参军名单。

    党员的带头行动使孟仲峰村的群众深受鼓舞，老贫农陈德清颤巍巍地走到台前“我给我的两个儿子报名参军，让他们打鬼子！”

    当场又有几十人报了名。会后党支部在村里贴出了标语：“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经过宣传动员，孟仲峰村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了河北游击军（即整编后的八路军三纵）。

    孟仲峰村成立抗日队伍，进步青年踊跃参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又传遍了佛堂、教台、龙化、小关、白尺等村，在这一带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热潮。受孟庆山的委托，孟仲峰党支部将报名的青年编成连、排、班。并通过群众、长工了解几户大地主家的藏枪数字后，上门动员、启发他们的民族感情，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孟仲峰村收了长短枪40多支，周围村庄也收了不少枪支。

    孟庆山正式命名孟仲峰村建起的队伍为“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并打出了“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的军旗。第三营由孙必寿任营长，刘伯涵任教导员。宋长庚、宋德清、陈锡祚、齐木修、齐木栋、齐泽林、宋金生、齐峥元等担任了各连队的指挥员，游击军独立团三营营部就设在孟仲峰村。

    后来，第三营跟随孟庆山在八里桥阻击战、大战河间等战斗中勇敢向前，英勇杀敌，立下了汗马功劳。

    孙必强后任河北游击军供需处政委，孙必信接任孟仲峰村党支部书记。

    宋行敬从抗战时期担任孟仲峰村干部，一直到文革前。

    齐兴、曹玉、陈琪则在县区党委政府担任基层领导工作，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支援河北游击军和后来的八路军工作。王一先等二十多名从北京各大中学校回到家乡的学生们，组成了赴延安革命团队，后分别上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革命学校。

    孟庆山在孟仲峰村组建了河北游击军独立团三营后，与侯玉田等同志又风尘仆仆地到安新县北冯、关城等地组建了河北游击军独立团一营、二营。

    这些队伍，后来成为八路军的骨干力量。一些基层指挥员在后来的战争中锻炼成长了起来，建国后，担任了军队和政府里中高级职务的干部有五十多人，如宋长庚担任了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海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宋德清担任了北京军区后勤分部的副政委；齐木修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齐兴担任了铁道部郑州铁路局局长、曹玉担任了保定行署副专员、宋金生担任了成都军区师级干部、齐峥元担任了南京某海军学校的政治部副主任，正师级；齐泽林担任了大连水泥厂厂长、陈琪担任了上海海运学院院长；孙比信担任了天津某公司经理；齐木栋原任66军团级干部，后转业到沧州市政府某局担任局长；陈锡祚担任了保定市粮食局长；王一先担任了五机部财务处处长。等等。

    孙必寿在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三纵后的1939年底，遭人诬陷，被冤杀，1983年获得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伯涵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部队被打散后逃回家乡躲藏，后与组织和部队中断联系。解放前夕到北京某学校担任教师，文革期间，被遣返回孟仲峰村，给生产队喂牲口。1979年落实政策，恢复教职，后回北京。

    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的成立，不仅是冀中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千年孟仲峰村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支冀中白洋淀边首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抗日队伍，为红色孟仲峰注入了永不枯竭的动力，也为孟仲峰村后来的抗日斗争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血性孟仲峰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在大批新增援军到达后，即于7月下旬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26日，日军攻占廊坊。29日，北平被日寇占领。30日，日寇占领天津。平津失陷后，日寇即向华北大举进攻。

    1937年9月18日和10月10日沧州和石家庄分别被日军占领‌。1937年9月24日，日寇占领京畿重地保定。同日，安新县被日寇占领。

    1937年12月16日，日寇占领了素有“冀中小延安”美誉的高阳县城。

    1939年2月3月，日寇占领了任丘县与河间县。

    ............

    自此，日寇的铁蹄踏上了美丽富饶的冀中城乡，冀中人民也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春夏之交，日寇在汉奸的带领下，开始到孟仲峰村进行扫荡，扫荡是经常性的，致使村民们不断“跑反”，也就是逃离家村，躲藏在外。1940年，日寇在孟仲峰村东北修建了炮楼，时不时出炮楼到村里村外巡逻，对抗日武装和孟仲峰村民进行遏制与恫吓。

    驻守县城和其他据点的鬼子和伪军，三天两头到孟仲峰村进行扫荡，随便找个理由，无端杀害村民，丧心病狂，毫无人性。

    1942年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五一大扫荡”。这一年，日寇在高阳县、任丘县等地大搞所谓的“新国民运动”，妄图摧垮冀中人民的抗日意志和抗争精神。

    1943年9月，日寇在孟仲峰村王家大院一次活埋了八名村民。日寇活埋村民的时候，先挖好大坑，把被埋的人五花大绑推入大坑中，然后填土，再用皮靴踩，随后灌水。对前来求救的妇女儿童们，日寇还放出大狼狗狂吠和撕咬，挥舞着日本军刀砍向村妇和孩子们。手段极其残忍，无以复加。

    从1938年5、6月份开始扫荡孟仲峰村到1944年底，日寇撤离孟仲峰村的炮楼，孟仲峰村民惨遭日寇屠杀者数十人，这还不包括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英烈。

    孙必强的大儿子孙佩毓在1937年9月就参加了河北游击军，跟随孟庆山和自己的父亲、叔叔等一起南征北战，之后又选派到抗大学习，毕业后重返冀中抗日前线。孙佩毓机智勇敢，打仗顽强，十七岁就担任了冀中军区十八团的连长，是一位骁勇善战的优秀基层指挥员。令人十分可惜的是，在1941年的10月，孙佩毓率领他的连队在护送中央领导过封锁线时突然与敌人遭遇，他率部同敌人做殊死的拼搏，在掩护首长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

    1943年7月，冀中根据地的环境更加残酷了。孙必强所在的部队被迫化整为零，组成小股队伍或是武工队形式，伺机配合大部队对敌寇进行大的军事行动。孙必强奉命回到家乡孟仲峰村，联络地方武装，准备反击敌人的扫荡。不料他回村的消息被敌人获悉了，敌人纠集了几个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孟仲峰村。孙必强冲出了包围圈，隐蔽在村东的庄稼地里。敌人派出骑兵小分队在数千亩庄稼地里进行拉网式搜捕，连续几天都没有找到孙必强。鬼子搜捕未果撤退之后，我抗日军民也展开了搜寻营救工作。两天后，孙必强被发现掉入一口枯井里，由于几天水米未进，不幸牺牲了。

    孙必强、孙佩毓父子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先后为国捐躯，是孟仲峰村唯一的父子双烈士，其事迹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闫英，孟仲峰村游击队队长，自制土地雷，曾给鬼子很大的杀伤力。在一次战斗中，闫英受伤不幸被日伪军抓住。敌人把闫英押到炮楼里，让他说出游击队和八路军隐藏的地点，闫英严词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对闫英严刑拷打，闫英视死如归，对敌破口大骂。日伪军见闫英毫不屈服，把他残忍地大卸八块，投入到井里。

    刘端，是抗日干部刘廨芬先生的二儿子，从小聪明机灵。没事的时候，经常背着父母亲到游击队爆破组看闫英造地雷。时间长了，他也琢磨出了造地雷的诀窍。一次，刘端找来一个瓶子，装上黑火药，填上碎铁烂钉子，接上引火装置，俨然一颗成功的地雷。但是他不敢拿回家去，偷偷藏在村口的柴禾垛里。说来真巧，那天夜里鬼子来扫荡，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抓到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时值隆冬，日伪军被冻得浑身打颤，他们到村口，把几个柴禾垛点着了。突然一声巨响，刘端藏在柴禾垛里的地雷爆炸了，碎铁烂钉子带着一团团火窜到日伪军身上，有的被烧伤，有的被崩伤，敌人鬼哭狼嚎，吃了一颗儿童团员的土造地雷。少年刘端的机智勇敢，彰显了孟仲峰村人包括少年儿童英勇不畏的精神风貌。

    刘振声是刘廨芬先生的大儿子，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时刚刚十三岁，先在任丘驻训一个月，后与战友们步行三天，到达安平县。稍事休息两天，便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和训练。刘振声不怕苦不怕累，想通过学习和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到前线打鬼子。

    因为年龄太小，加上水土不服，刘振声得了痢疾，后来愈加严重，无法再学习和训练，无奈之下，部队便派人把他送回家来调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刘振声逐渐好了起来，他联系他原来的部队，没有联系上。他只好在村区县参加抗日工作，主要是做抗日宣传，写标语、画墙头画，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和精神。

    抗战中期，刘振声任抗日县政府文书，1944年赴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抗战胜利后，任冀中十专属联合师范校长、冀中十分区中学主任。1946年底，率中学一批学生参军入伍，在十分区政治部宣教科任科员。不久，又被选送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深造。在校学习期间参加石家庄地区土改，后被地方选留，任石家庄地区获鹿县县委秘书。

    刘振声虽然没有拿枪杆子上战场去英勇杀敌，但他用笔杆子作武器，所写抗日标语、所画抗战墙头画，以及发表的诗文等，如投钱似匕首刺向敌人，其效果不亚于战场杀敌。

    新中国成立后，刘振声历任石家庄地委文艺科长，河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省党史编委会主笔，省文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文论报》主编，河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等职。

    1949年12月4日，刘振声创作的小说《李虎入团》，发表在1949年12月4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是河北省第一个在党报发表小说的作家。之后，刘振声又创作发表了《新同志》《堤南村治棉蚜》等作品。

    刘振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美术创作和研究及书法诸方面均有成果。著有《李虎入团》《趟过岁月的河流》和《振声作品选》等小说文集。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后享受厅局级待遇。

    2000年7月，13岁参加八路军的刘振声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张金刚，人称“小老刚”，高阳县大队小队长。1939年春，张金刚带领一个分队的县大队员在执行任务时，正好与十几个前来扫荡的日寇遭遇上了。张金刚指挥队员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加上巧妙的作战方法，很快消灭了十来个日本鬼子。

    鬼子有一挺歪把子机枪，也打伤打死了我几名县大队队员。张金刚见状，命令队员们包围这三名鬼子，争取活捉并缴获这挺歪把子机枪。鬼子机枪子弹打光了，见县大队队员呈扇形状包抄过来，吓得撒腿就跑。张金刚见敌人要逃，他和他的队员们像下山的猛虎，扑向敌人，很快把敌人的歪把子机枪生生夺了过来。
日本鬼子死也不投降，三个鬼子竟然与我县大队队员交手摔跤。张金刚和他的战友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很快把鬼子制服了，活捉了他们并交到县大队，县大队交给了军分区。上级给张金刚记大功一次，其余队员包括牺牲的烈士也分别记了一等功、二等功。

    在家乡抗日这几年中，张金刚先后参加多次战斗，他把冀中人特别是孟仲峰村人的机智勇敢、不怕流血牺牲的燕赵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金刚后来被编入正规主力部队，并担任了连长一职。

    1950年10月，张金刚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每次战斗都是勇往直前，绝不后退。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张金刚所在部队痛歼了骄狂的土耳其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张金刚回国被安排在安徽省某县担任粮食局局长，因家属和孩子们不愿去南方定居，老英雄张金刚只好退职回乡，当农民种庄稼。上世纪九十年代因病去世。

    日寇在孟仲峰村没有修建炮楼之前，孟仲峰村东有一座奶奶庙，曾是冀中军区九分区的秘密医院。孟仲峰村民除了严守秘密外，党支部还经常组织村民在前线抬伤员到奶奶庙救治。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少年在已成大坑的奶奶庙脱坯，挖土时经常挖到白骨和砖碑，砖碑上刻写着八路军烈士的姓名籍贯。那些白骨，无疑是抗日烈士的遗骸。那时，还是小孩子，不懂砖碑是珍贵的抗战遗物，许多砖碑随手被扔了，十分可惜。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孟仲峰村牺牲的抗日烈士有五十多名，他们是：孙必强、孙佩毓、闫英、齐海、齐卯、王春、宋石忠、齐来福、宋顺忠、孙意华、宋殿奎、宋胖、齐继孔、孙迪英、宋锡三、宋二管、张海、刘合群、孙士伏、宋娃子、张重、宋栓珠、宋候堂、宋信保、陈雪、宋喜、宋信词、陈图、宋情、孙建华、张祥、陈邦、房芸、宋新吾、宋雨田、陈永思、宋长泰、刘巨川、宋殿奎、闫门楼、刘会元、宋锡三等。因为时代久远，加上那时信息传达不畅通，许多烈士的消息没有传回家乡和烈士家属，他们就像牺牲在奶奶庙的烈士一样，英名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六、不惧艰险困苦的堡垒户

    抗战最残酷、最艰难的时候，日寇反复“清剿” “扫荡”，毁坏人民的家园，占据人民的村庄，抗日政府和抗日武装由公开转入地下。抗日干部在哪里隐身？怎样继续领导抗日斗争？抗日政府选择了抗日最坚决、最可靠的人家作掩护，藏在这里，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这样的人家就是“堡垒户”。刘廨芬先生、王爱女士及其母亲一家，王洪业老先生和胡志纯老奶奶及女儿王灼恒一家，是孟仲峰众多堡垒户中非常优秀的两家堡垒户。刘廨芬先生的岳父与王一先、王灼恒父亲王洪业老先生是亲兄弟，刘廨芬的妻子王爱与王一先、王灼恒是亲叔伯姐弟姐妹。

    刘廨芬先生，1905年正月二十三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县陈王庄，高小毕业后，背着父母亲，与任丘几个同学前往保定投考著名的育德中学。考中后父母亲怕花钱，不让他去上保定育德中学。第二年又去保定投考免费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因该校闹学潮而未成。第三年再去投考，又因该校教师徇私舞弊而未被录取。回乡后先是务农，后被人推荐到青塔村担任小学教师，也到鄚州等地任过小学教师。

    刘廨芬先生1923年结婚，妻子是高阳县孟仲峰村的王家独生女王爱女士。他们的几个孩子出生后都是由孟仲峰村的姥姥抚养，所以孩子们长大后都说是孟仲峰村的。

    “七七事变”后，日寇逐渐占领了冀中地区。学校也都停课了，刘廨芬先生也无法在学校任教了，他怀着对日寇的痛恨，参加了陈王庄村的抗日工作。鬼子在青塔安了据点后，一个汉奸妄想拉拢刘先生为日寇做事，被刘先生严词拒绝。日伪军见刘先生不答应，便放言抓捕刘先生。刘先生和妻子一合计，决定搬家到孟仲峰村。

    搬到孟仲峰村后，刘先生主动找到村区干部，要求继续参加抗日工作。经过抗日政府的研究决定，刘廨芬先生担任了孟仲峰村干部，除了负责村里的粮财工作外，平时主要搞抗日宣传。

    1940年，日寇在孟仲峰村修建了炮楼，与孟仲峰村相邻的百尺村、白庄村也都建起了炮楼。岗楼上住了鬼子，配备了伪军，岗楼之间以简易公路和电话线相连，鬼子的汽车和巡逻队来来往往，不停巡逻。我抗日政府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所处环境十分恶劣。在这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刘廨芬先生一家和王洪业老先生一家等乡亲，主动担起了堡垒户的责任。他们多次掩护和接待到孟仲峰来工作的抗日政府干部、八路军官兵，刘廨芬先生的孩子们也参加了这一崇高和危险的工作，他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小小的年纪就为抗战做贡献。

    有一次，敌人好像得到了县区干部在孟仲峰村的消息，鬼子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县区干部正在刘廨芬先生家开会，干部们和刘先生一家人迅速钻进了地道。鬼子还把机枪架在房顶上，他们在刘先生家里院外到处找地道，拿着大镐和铁锨东刨西挖，地道里土渣“哗哗”往下掉，吓得刚出生的二女儿“哇哇”直哭。刘先生担心敌人听见孩子的哭声，急忙让妻子给孩子喂奶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县区干部们表现得异常沉着，他们让刘家大人孩子往地道深处去躲藏，他们手握驳壳枪守在地道口，安慰说：“不要怕，鬼子找不到洞口，即使找到了，他们也不敢下来，因为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他们占不了便宜。”后来，敌人没有找到地道，便把刘家的小跨院点着了火，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次，区里的干部齐兴、曹玉、张青等在刘先生家开会。会议开到一半，岗楼里的鬼子下来了，在外放哨的二儿子刘端马上回家报告了父亲。区干部们立即停止开会，他们没有下地道，而是手拿驳壳枪和手榴弹，隐蔽在大门洞里，如果敌人敢进院，就打他个措手不及。刘廨芬先生假装下地干活，走到大街上一看，发现鬼子只是巡逻，没有什么目的。鬼子看见街上有几只鸡，就把这几只鸡抓了，回岗楼炖鸡吃去了，一场险情化为平安。

    王洪业老先生一家曾经掩护过一个年龄很小的抗日干部，叫刘甫忠。胡志纯老奶奶见他这么小就参加了抗日工作，对他很是心疼和照顾，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香油，给他拌咸菜，家里又什么异样好吃的，都先尽着给他吃。解放后，刘甫忠升任廊坊地委部长，一直念念不忘王老先生一家对他的照顾和关爱。

    丁廷馨，续树伟，抗战时期，一个是抗日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一个是抗日县政府县长，他们在抗战环境残酷的岁月里，多次在刘廨芬先先生家避难和隐藏，与刘先生一家人结下了深厚友情。解放后，丁廷馨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和市长，之后还担任过河北省委农工部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续树伟在解放后担任过河北省教育厅秘书长和副厅长。解放后，刘廨芬先生先后在河北建设学院和新乐县教育科工作，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也都在河北省工作，但刘先生和他的孩子们，从未给这些抗战时期，在他们家躲藏的如今手握权力的干部们求助过。

    刘廨芬先生一家和王洪业老先生一家作为堡垒户，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不仅多次掩护和接待区县干部，也几次掩护和接待过分区领导干部。他们接待过的分区领导代号“01”同志、“02”同志，刘先生一家人只以代号加同志来称呼，绝不打听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职务。解放后，这些当年分区领导大都晋升为省级干部，但刘先生一家人和王老先生一家人坚决不打扰，不麻烦人家，表现出了高尚的正直品格和独立精神。

    王灼恒老师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教书育人的工作，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直到退休。2023年1月，王老师因病去世，享年100周岁。

    日本14年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名状的伤痛和灾难，被日寇杀死的中国军民高达三千五百多万人，财产损失高达六千亿美元。河北省高阳县孟仲峰村（现属安新县管辖），当时只有二百多户人家，人口才一千多人，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被日寇杀害的平民有数十人之多，在战斗中牺牲的先烈有五十多人，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还是革命导师列宁说得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