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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阳、穆建春: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陈云(组图)
2023-07-06 17:38:16
作者:陈阳、穆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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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陈云出身贫苦,童年饱尝生活艰辛。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长达7年之久,从理论到实践对党的建设都有重大建树。

    本文特别选择了陈云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的革命战斗友谊和工作生活。

    又特别书写下了毛泽东在知道陈云因疲劳过度,经诊断患上心脏病后,他十分关心陈云的身体,为了照顾上的方便,就让陈云从杨家岭的中组部住地搬到了自己所在的住地枣园来养病。也就是在这因病休养的一年里,陈云把更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学习上。他与毛泽东又有了一层除了工作上关系外,又多了一层生活上的友谊。由此,陈云也有机会去进一步研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起草的文件、电报。对这段学习生活的特殊时光,陈云是难忘的,也是大有收获的。在几十年后,陈云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还提到过: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转、反复。”

    这也是陈云对自己一生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一、在八载干戈仗延安的中国革命事业最为艰难困苦时期,陈云出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7年11月29日,32岁的陈云从新疆搭乘王明、康生等从苏联回国的飞机到达延安。这也正是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1937年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也重新进行了调整。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

    也就从这时开始,陈云把主要精力全部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上,长达七年之久。

    对党的组织工作,陈云并不陌生。1930年10月和1931年1月,他先后在江南省委、江苏省委工作时,曾担任过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遵义会议后,他又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在组织工作方面已积累下了一些经验。但抗战开始后,党面对的新形势和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组部面对着过去不曾碰到的新情况,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对于这一点,陈云看得是很清楚。他说;“共产党十年的工作,因为时势的改变,工作方式往往不合于新的形势。”什么是新的形势呢?陈云指出: 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走到全民阶段,中国的抗日和建国都是长期的,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各党各派各阶层必须消除成见,联合起来,“只有国共合作,才能够救中国。”同时,他也指出:“我们有过国共合作的经验,吃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亏,这种血的教训,全党都应该记取,特别是在今天。” 他强调,应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重视发展自己的力量,否则“那要我们党什么”?

    陈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长工作时期,也是中国革命事业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必须要大量发展党员。在陈云接手中组部工作时,全国的党员人数只有四万多,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从全国范围来讲,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绝大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区被破坏殆尽。面对这种状况,显然难以同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责任相适应。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为了克服这个弱点,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他还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

    这是抗战初期党的一项重大决策。根据毛泽东这个建议,三月上中旬,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党内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打破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了贯彻毛的泽东和中共中央决议精神,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把指导各地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从1938年春天开始,陈云用相当多的精力对全国的组织工作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陈云认为: 调查研究摸情况,是做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基础。为此,陈云要求中组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定不同的对策,加强指导。从战略着眼,从小处入手。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又针对全国不同地区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再则,就是注重干部工作的培养和教育,也是这个阶段党的组织工作的重点所在。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陈云十分赞成和拥护这个政治观点,他曾说:“这些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

    因此,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以陈云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由四万多增加刭五十多万。

    据后来统计,在抗战时期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全国党员从4万发展到121万。为培养大批党员和大批新干部,陈云所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工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赞同与肯定。

    “为政之要,用人为先”、“国家安危,在于所任”。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出主意、用干部”讲的也是“用人之道。”陈云在出任中组织部长期间,他所思考和所领导的干部工作,归结到一点,也是在努力探索、研究、实施和丰富党的“用人之道”。

    后来因工作上的劳累和疲劳过度,在1943年春,陈云经诊断患上了心脏病。三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让他休养一段时间。由刘少奇来接替他的中央组织部工作。

    毛泽东十分关心陈云的身体,为了照顾上的方便,就让他从杨家岭的中组部住地搬到了自己所在的住地枣园来养病。也就是在这因病休养的一年里,陈云把更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学习上。他与毛泽东又有了一层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又多了一层生活上的友谊。由此,陈云也有机会去进一步研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起草的文件、电报。对这段学习生活的特殊时光,陈云是难忘的,也是大有收获的。在几十年后,陈云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还提到过: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转、反复。"

    二、唯实的陈云,在毛泽东提议下,调离七年之久的中组部部长工作,“降级使用”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抓经济工作

    对陈云从中组部部长一职“降级使用”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抓经济,这一工作上的变动,有很多同志不理解。据当年在陈云身边工作的刘家栋回忆:“不少同志得知陈云同志这一调动情况时,都表示不理解,认为: 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干得好好的,怎么又调了呢?”

    而毛泽东之所以提议陈云转入经济工作,是因为当时极为重要的边区经济工作迫切需要陈云这样的“党性坚强的干部"去抓,也是因为下决心调陈云去做经济工作,可以有力地纠正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风气。陈云是党内较早认识到经济工作重要性、并竭力纠正轻视经济工作倾向的领导人之一。在这一点上,陈云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

    要想彻底地粉碎和突破当时国民党当局层层封锁延安的严峻形势,发展生产已成为了突出的问题。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又担任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不可能有很多地顾及财经方面的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加强边区财经工作的组织领导力量。

    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虽宜农宜牧,有盐、媒、油、碱、铁及森林、药材等资源,但地广人稀,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中共中央机关就难以在这里长期立足,和难以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在抗日战争头几年,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经费,其中一部分留给后方,国内外进步人士也给边区一些财力物力的援助,这是两方面构成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深深感到加强对财经工作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他大声疾呼:“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任弼时也同样提出:“为着加强对于经济建设和经济组织的领导,甚至于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 陈云就是被“降级使用”到西北财经办事处的领导干部。

    在陈云走马上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后,他首先面对的是当时边区物价猛涨,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布匹和粮食十分匮乏。怎样进一步去打破封锁,把边区生产的盐卖出去,再把边区急需的棉、布买进来?怎样扭转入超,并在出入口贸易中使边区不吃亏?这是陈云一开始工作就着重思考和急于解决的大问题。

    陈云非常重视“市场市换”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首先将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以便进一步加强统一管理边区的宏观对外贸易领导。陈云指出,军事封锁和进出口入超,都是被动的贸易环境。怎样才能争取主动?在经过一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后,他提出以下对策: 一、必须实行贸易统一;二、要事先准确估计情况,预测市场商情,以争取主动。"做生意消息要快。因此,现在晋西北到绥德,绥德到三边,三边到关中,所有这些地方的电报都和延安接通。“西北财经办事处要不惜花钱派人到西安获取经济信息。陈云说: 现在做贸易工作的同志,“能埋头工作的人多,但是能用脑子想一想现在的趋势怎样,物价会涨或者会跌,这样的人很少”。而“预先了解情况,和打仗了解对方的强点、弱点是一样的。能预先了解商情,就能采取主动。” 陈云也自己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商情;三、不断总结封锁状态下对外贸易的经验,摸索实现等价交换的途径;四、贸易公司对边区内部贸易也要采取市场上做生意的办法,不能不计成本购进卖不出去的呆货,也不能将物资无偿地供给其他部门;五、做贸易工作的干部要精通业务,不能大手大脚,不在乎,要反对大少爷态度。

    由于以上措施的部署落实,对扭转边区进口棉花和布世、出口食盐方面的被动状态,很快发挥了作用。

    棉花和布匹是边区最大宗的进口物质,一般占边区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陈云就紧紧抓住这两项边区物质贸易去开展工作。他利用棉花在不同季节的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在新棉一出来、国民党机构尚未布置购棉之时,抓住时机,高价购棉,创造了边区外的棉花归之边区内如流水般的壮观。这也充分显示了他善于预料商情,善于掌握和运用市场商品流通规律,善于协调各方统一政策,变被动为主动的才能。

    盐是边区最大宗的出口物质,一般占边区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对平衡进出口和稳定物价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需要的就拿不进来” 盐的运销是直接关系到边区国计民生的大事。边区盐的收入每年五十亿元,其中边区政府得到的盐税、公盐代金、盐业公司卖盐收入共二十亿元,老百姓得到的收入三十亿元。如何把边区的盐按有利价格卖出去,一直是摆在边区政府面前的大问题,也是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陈云在主持西北财经工作后,尤其是对食盐走私出口的情况也进行调查了解,并找出症结所在,強有力地采取了有效措施,及时堵住了这块大漏洞。

    西北财经工作是一个很具体工作,除了盐、棉花皮匹贸易状况外,金融状况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費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陈云在抓供给工作,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要正确处理“小公”和“大公”的关系。陈云对“小公”的生产自给非常重视。

    在处理“大公”和“小公”的关系上,陈云始终坚持小公服从大公的原则。但这不是不顾小公利益,相反要兼顾小公利益。怎样管理好财经领导机关怎样才能当好“总务处长”?该给的没有给不行,不该给的给了也不行,监守自盗更是犯罪。陈云注重教育好财经干部,倡导要廉洁自律和奉公的精神。

    由于统一步调,注重掌握商情,強调运用经济手段按市场商品流通规律办事,不仅棉花按有利于边区的价格进口,盐按高价旺销,实现了有利于边区的进出口价格上的等价交换,1944年出超19亿元边币,1945年继续出超,彻底扭转了进出口贸易入超的被动局面。

    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来之不易。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陈云总结道:“自三月六号朱总司令和我谈谈话以后,到现在差不多有九个月,这九个月里,我感觉比做组织的工作难得多。”陈云把这个“难得多”的工作做出“这么大的成就”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原因特别值得重视。一个是注意搜集经济情报,注重调查研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工作。为了掌握商情、抓住时机,陈云不仅自己经常到延安市场上了解情况,而且还派人到西安等地侦察、搜集经济情报,还注重从国民党报纸、杂志上以及过去的文献资料中寻找有关经济动向的蛛丝马迹。这是一场经济大战,是和军事大战一样并重,陈云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也是关乎党中央在延安立足和抗日根据地大后方的重要保证,他丝毫不能马虎和疏忽大意。

    再则,陈云之所以能做好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注意培养经济工作干部,经常集中大家的智慧来干事儿,这也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一脉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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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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