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后，国民党内仍然派系林立，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断。四渡赤水期间，我中央红军和中共古蔺地下党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强调，“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前，中共古蔺地下党员熊少阳以朋友关系，专程前往镇龙山附近的印盒山，认真做了驻军黔军侯之担部团长侯相儒的工作，宣传红军政策、主张，晓以大义，劝其不要与红军作对。其时，任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因在遵义与红军作战时弃部逃往重庆，已被蒋介石下令扣押武汉。侯相儒自知非蒋介石嫡系，难免受到排斥，遂接受规劝，始终消极避战，最终将该团官兵遣散。熊少阳对侯相儒的化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前进的阻力。后来，侯相儒成为中共古蔺地下党组织的统战人士，还支持地下党组织枪支以开展活动。

    中央红军到达川滇边境时, 朱德写信给布防在该地区的川军第20军军长杨森的侄儿杨汉忠, 表示愿与“切取联系”。针对蒋介石趁“追剿”红军之机阴谋消灭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现实,恳切指出“四川抗日军人，必须坚为联合”,并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才有出路,否则只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

    1935年2月20日，《红军“湘江”政治部下达瓦解敌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完成创建新苏区的任务，瓦解白军部队，争取广大白军士兵到革命方面来，是极端重要的工作之一。”“随时提出适当的宣传鼓动口号进行瓦解工作。”“各兵团政治机关，尽量设法打入白军部队中枢，特别注意吸收地方居民中与白军有社会关系的分子参加瓦解敌军的工作。”

    1935年3月8日《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说：“扩大我们胜利的影响到白军士兵中去，用释放俘虏，优待俘虏士兵，医治敌军伤兵，及其他方法（如普遍写标语等）去瓦解四面的白军部队。只有这些工作的实现，才能取得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的作战的胜利，只有战斗的胜利，才能完成我们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

    红军还发布《十告白军》称：“白军弟兄，我是红军，我们彼此，都是干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联合起来，捆个团体。团体捆得紧又紧，打下贵云川三省，三省到处起红军，三省干人都笑醒。三省干人千千万，一打土豪二分田，三不交租四抗债，五抗苛捐六抗税，七条人人要吃饭，八条个个要衣穿，九条工钱要增加，十条百货要便宜。这个十条都做了，人人都说红军好。红军天下有威名，那个军阀不打倒。亲爱的白军兄弟们，我们说了就要行。不靠他人靠自己，不靠菩萨靠凡人。世上何人最尊贵，头等只有工农兵。土豪劣绅小杂种，贪官污吏大臭虫。帝国主义一齐滚，国民党请他进茅坑。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得太平。我们说的完了，请你老哥下决心！”

    在《关于瓦解白军的命令》中指出：“瓦解白军，夺取广大白军士兵是现在最紧急任务之一。依靠此工作，使我们顺利战胜四面的敌人。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凡能写字的 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军政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

    1935年3月中旬，红军主力从贵州茅台三渡赤水，向石宝、㮟溪、镇龙山方向进发。川军魏楷部的廖九甫等两团兵力驻扎镇龙山，妄图堵截红军队伍。为了减轻红军阻力，“红军朋友会”组织唐运森、李家齐、牟泽临、熊学曾、牟泽宣等人，分别以各种方式接近伪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向他们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主张抗日救国，欢迎他们起义参加红军，红军优待白军俘虏，如愿意回家，发给路费等等，以涣散伪军军心。当一团红军佯装主力奔袭镇龙山时，川军即溃不成军，速往古蔺、叙永方向逃窜。

    四渡赤水后，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写信给老朋友龙云说：这次红军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现在过云南，希望你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并希望滇军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尾追红军。信中还有“甚为感谢、后会有期”等语。孙渡到贵阳救驾时，龙云就曾发电交待：“不可入黔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