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惠中，生于 1925 年，1941 年进入抗日中学学习，同年 11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在校期间，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1942 年 5 月毕业后，即行转入分区武工队。1942 年 8 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天津市司法局离休干部。我讲述我的战友抗日英烈宋忠田的英雄事迹。

    抗日战争时期，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以后，中国抗战进入了敌我相持的阶段。1939 年，日军在大规模入侵冀中地区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即开始了敌工工作。在“五一”反“扫荡”中，斗争最残酷的时期，中共冀中区委，转移到北岳山区，在那里指挥领导冀中军民坚持斗争。冀中的主力部队在外线机动作战，进行军事训练。军分区以下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地方部队仍然坚守在冀中根据地，领导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度过黎明前的黑暗，直到胜利。

    1943 年，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中。那时，我仍然留在冀中二分区坚持内线作战，与敌人斗争，是武装工作队的组织委员。在政治领域的政权斗争和宣传、教育、瓦解敌伪人员，是我们武工队主要的工作内容，也是整个抗日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敌人“扫荡”、“清剿”的严峻形势下，迫使我们实行革命的两面手段，采取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策略。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共产党的武装白天无法活动，只能在地道里藏身，晚上才能活动。为了便于抗日工作，党组织派我打入日伪统治的村维持会，维持会表面上是日伪的政权组织，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做抗日工作。这样，由于有掩护身份，我白天亦能自由活动。当时这种被我党“改造”过的维持会，被称为“白皮红心”政权，或“两面”政权。

    1942 年“五一扫荡”后，在全党全民都来做敌工工作的方针指导下，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抗日救国力量，瓦解敌人，中共冀中区委决定大规模地开展宣传教育与分化瓦解敌伪人员的行动。当时，针对日军的工作由日本反战同盟人员负责，而对敌伪军的宣教、瓦解工作则由各地的武装工作队来完成。夜间喊话，“教育岗楼”则是宣传教育敌伪人员的一种方式。

    在伪军、伪治安军、警备队等伪职人员中，大部分是因生活所迫或被抓来的，如果抓住一切时机，对他们进行教育，变敌为友，为我所用，是能够办到的。针对这些敌军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武装部队在夜深人静之时接近包围敌据点、岗楼，对伪军进行喊话，主要是进行形势宣传、爱国教育，宣传日本必败，抗战必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的道理；告知我对敌伪军进行考察，做好事的记红点，做坏事的记黑点，到抗战胜利之时，按功过论赏罚；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指名道姓予以批判、教育、警告，指出罪状，指明出路和方向，令其改恶从善。

    1943 年 3 月的一天，武工队来到我家乡的村庄，我奉命带领我同村的青年农民党员宋中田，配合包围伪军驻守岗楼的武装工作队执行向伪军喊话的任务。是夜，我们自北冶庄头村北头（村庄被一条横贯东西的深沟分割成南头和北头）宋忠田的父母家出发，我们临行前，宋母出门为我们望风，回来告诉我们俩说：“外面鸦雀无声，平安无事，你们快走吧。”，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出发了。

    当天夜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宋中田同志背着枪，我带着瓦解伪军的宣传材料，还有白天掩护工作时戴的维持会的袖标。我们两人走到一个转弯处，突然同预先埋伏于此日伪军遭遇，当时敌我相距仅仅有五、六米远，敌人手电筒的光线照在我们脸上，刺得我们睁不开眼，我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敌人便将我俩包围住，由于寡不敌众，我们俩同时被日伪军抓住。在被押往敌军据点（岗楼）途中，我将随身带的文件嚼碎吃掉了。在敌人岗楼中，我俩被关押在一起，我们商定：保存力量是头等重要的，我由于身份没有暴露，且戴有维持会的袖标，有条件说是老百姓；宋忠田承认是八路军。翌日，面对敌人，宋忠田同志大义凛然，为了不连累同村的乡亲，只承认自己是过路的八路军，抓来维持会的人为自己带路过沟（敌人的封锁沟）。我同敌人亦如是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敌人每天押着宋忠田同志到附近的村庄游街示众，我则被关在敌炮楼中，宋忠田同志游街回来，仍同我关押在一起。当时，我们俩估计，敌人抓住我们，或是杀害我们，或是把我们送往日本做苦力，并分析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过了六、七天的样子，一个早晨，敌人把我们俩人一起押出，宋忠田同志在前，我在后，我们还认为是一起去游街示众。宋忠田同志刚刚走过吊桥（敌人的炮楼环绕四周挖有保护沟壕，上架有吊桥），便被分立两侧的日本兵乱刀刺死，英勇就义。敌人让我目睹了宋忠田同志的行刑过程后，又将我押回炮楼继续关押了二十多天。

    回想起来，敌人使用了非常毒辣的手段，将我同宋忠田同志一同押往刑场，让我陪绑，实际上是对我的又一次甄别，也是一次精神酷刑，我经受住了这种严峻的考验。

    宋忠田同志牺牲后，敌人又先后多次对我刑讯逼供，每一次我都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八路军武工队身份，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我被敌人放了出来。

    事后查明，我与宋忠田同志遭敌人包围被俘，是由于宋忠田同志的一时大意，于不经意间流露出夜间将要外出为我党工作的动向，被汉奸探知，报告给了敌人，日伪军预先就埋伏于此，才有我二人的遭遇。解放后，出卖我们的汉奸，被人民政府处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让我心有不甘的是，当年我与宋忠田同志在仅距包围敌岗楼的大部队几里地的地方，与敌相遇，未及抵抗，便遭日伪军的围捕。但是当时即便是抵抗，也是徒劳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力单人孤，二人难敌众多的日伪军，最终也只能是壮烈牺牲。遗憾的是，我俩未能完成党指派的喊话宣传、瓦解、教育伪军的任务。

    之后，组织上对我和宋忠田同志同敌人遭遇的前后过程及被捕后的情况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认为我们两人在敌人面前是英勇机智的，保护了同志，保护了老百姓，将损失减少到最小。我继续从事抗日工作，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宋忠田同志是现在的河北省深泽县人，与我同是北冶庄头村人。他出生于 1923 年，大我二岁，但论起宗族辈分，我们是叔侄，我是长辈。其父也是中共党员，是当时的晋深极县最早的农会主席之一，在其父的影响教育下，已有家室的宋忠田同志也积极投身到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抗日战争中，宋忠田同志是他父母唯一的儿子。父子二人均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可谓是两代风流。

    我怀念宋忠田同志，当年他保护的不仅是我一人。试想若宋忠田同志面对敌人稍有不坚定，我就会暴露身份，而我的身份一旦暴露，就会秧及维持会的人，我又是北冶庄头村人，因此整个村庄就会遭受毁灭。因此，可以说正是宋忠田同志当年的壮烈义举，我才能继续为党工作，才换得了北冶庄头村全体百姓的平安。抗战胜利后，宋忠田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宋忠田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他的革命精神永驻人间，激励着我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英勇的冀中军民，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对根据地的多次扫荡，1944 年 7 月，在第八次与日军进行反扫荡的战斗中，我腿部中弹负伤，但仍然坚持战斗，击退了敌人。抗战胜利后，我调到冀中公安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