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是两当兵变90周年，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两当兵变发动的原因、兵变的性质、地位作用及意义影响，两当兵变中的统战工作，习仲勋与两当兵变的发动，两当兵变对习仲勋革命生涯的影响，兵变失败的原因等进行了多方面研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显示学界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关注。但我们也发现两当兵变的研究中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著作还极为少见，习仲勋在两当兵变的地位作用的研究有待深入，其他领导人与两当兵变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两当兵变中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党性观、群众观、统战观及其工作方法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两当兵变表现的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历史经验及其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启示的研究还需要强化。我们只有加强研究并切实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丰富智慧和伟大力量，就一定能够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赶考之路，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十年来；两当兵变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张全省（1960）陕西周至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党史党建。刘晓勇（1979）陕西旬阳县人，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建设。

    两当兵变是1932年4月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深入国民党军队中通过长期兵运工作，在甘肃两当县城发动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军事斗争行动，2022年是两当兵变90周年，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两当兵变发动的原因、兵变的性质地位作用及意义影响，两当兵变中的统战工作，习仲勋与两当兵变的发动，两当兵变对习仲勋革命生涯的影响，兵变失败的原因等进行了多方面研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对我们正确认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这一重要军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现将十年来学术界关于两当兵变研究综述如下。

    一、关于两当兵变的性质、地位作用及意义

    学者们认为，两当兵变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到发动的过程，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陕西彬县、凤翔进行酝酿准备,在凤县谋划并决定发动兵变，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等部队到甘肃两当换防时进行的。关于两当兵变的性质，学者们认为两当兵变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由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具体策划和组织实施的一次比较完整的兵运斗争。[1]赵宪军认为两当兵变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兵运行动，表现在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秘密打入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细致的兵运工作，在王德修营成立地下党委，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确定兵运工作的方针，在进行细致入微的兵运工作同时，注重团结具有进步思想的民主人士，壮大和巩固革命力量，很为两当兵变积蓄了重要力量。[2]周东娜则认为尽管两当起义爆发后，并非全部人马参加了兵变，但是作为一营主体的一、二、三这三个连的绝大多数官兵，毕竟都赞成队伍易帜并成为新改编成立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的一员。因此，两当起义是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策划和领导的一次国民党武装整建制兵变的成功创举。[3]张士伟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中共在甘肃组织发动的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武装起义。[4]

    关于两当兵变地位作用的研究，李荣珍认为两当兵变作为一次举足轻重的重要武装起义，不仅对策应陕甘地区正在兴起的武装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培养了一批政治素质高、军事才能过硬的宝贵人才，在带动陕甘地区新一轮武装起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两当兵变丰富了刘志丹提出的创建党独立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红白灰三色理论。所谓白色就是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灰色就是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红色就是共产党人自己创建革命武装。两当兵变及同期发动的多起武装起义，都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部队中长期开展兵运工作才发动起来的。所以，这次两当兵变中白色形式为主的建军方式得到了充分体现。二是两当兵变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是一个极好的策应，因而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积极贡献。三是培养了政治军事人才，为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支援了优秀骨干。为后来创建陕甘红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参与组织领导两当兵变的习仲勋、刘林圃、李特生、李秉荣、吕剑人等共产党人，在兵变后继续坚持革命，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胜利而奋斗，他们有的后来英勇牺牲，大多成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事骨干。所以说两当兵变的进行为党在陕甘边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做了干部上的准备，为党的事业发展储备了人才。四是两当兵变的失败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探索出正确路径。[5]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学者认为，两当起义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一是两当起义作为“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武装起义，揭开了以“创造新的工农红军”为目的的西北第二轮“革命兵变”序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基础。二是两当兵变创造出西北共产党人创建陕甘红军最实际、最简洁的方式，从而探索出“白色”建军的具体模式。三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培育和锻炼了许多革命骨干分子，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四是两当兵变作为习仲勋参加革命后参与领导的第一次重大革命活动，对其后来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6]

    章世森认为两当起义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组织发动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一场武装起义，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打响了甘肃土地革命战争第一枪。[7]

    张士伟认为两当起义从组织动员到起义爆发，再到将起义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并进行北上，都是在习仲勋等共产党员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坚持陕西省委的领导，为我党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创建革命武装，积累了重要经验。两当起义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所以，两当起义是西北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人民军队史上的光辉一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8]

    黄明认为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兵变组织武装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形式之一。“两当起义”是我党策动国民党部队整建制兵变,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的成功范例。为党领导陕甘革命斗争提供了新的经验教训和宝贵启示,促成了陕甘革命斗争从组织武装暴动,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转变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割据,走井冈山式道路上来。以“两当起义”为标志,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地方革命领袖开始了创建渭北、照金、南梁等苏区根据地的探索和实践，陕甘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当起义”为陕甘边根据地最终形成与建立,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提供了斗争指导方针转变的条件,对陕甘边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和意义。[9]

    许瑞源也进一步阐述两当兵变的政治军事意义，认为两当兵变是西北共产党人探索“白色”建军模式的一次重要探索实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两当兵变的成功发动点燃了以“白色”建军模式创建陕甘红军的火种，策应了刘志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兵变的最终失败促成了西北共产党人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10]

    二、关于两当兵变成功发动的原因

    关于两当兵变成功发动的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探讨。张士伟在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正确分析了国民党士兵的性质、特点及陕西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兵运的步骤和方法,为两当起义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的同时，提出两当起义从组织动员到起义爆发,再到队伍北上,都是在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1]

    周东娜认为两当起义之所以成功，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战略部署为起义提供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关陇地区的政治生态为党的兵运工作者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地方党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促成了起义的爆发；而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起义的筹划、准备和实施期间,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和指示,兵运策略得当、方法灵活,同时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抵制个别上级领导的错误主张,恰当选择起义时机,最终确保了起义的成功举行。[12]

    三、关于两当兵变中的统战工作

    赵宪军认为两当兵变既是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组织发动的具有革命和军事意义的兵运工作的成功实践，也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伟大实践。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地下党组织，为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发动兵变打下坚实的基础。而用重感情讲义气的方法，利用同乡、同学、亲属，结拜兄弟、朋友等各种关系拉近与士兵联系, 结交社会各方朋友,注重团结联合本阶级以外社会阶层中具有进步思想的民主人士，开展广泛统战工作,掩护党的活动，宣传党的主张，为两当兵变积蓄了重要力量。[13]

    李东朗对两当兵变过程中习仲勋开展统战对促成兵变成功所做的工作也给以充分肯定，提出在习仲勋进入王德修营开展兵运工作过程中，他广泛利用同乡、同里、同学等关系和管理后勤伙食与机动勤务的职务便利，广泛结交士兵和下级军官，灌输革命思想。同时以“金兰”结拜的方式结交长武县亭口镇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骡马店主人王子轩和富平籍连长唐万寿等,与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为开展兵运工作提供方便。在凤县习仲勋又用了同样的方式对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的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联络感情,与凤县文官模范小学教员刘希贤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而通过统战工作，这些人为或者以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联络点，或者时常给地下党人管吃管住,或者为地下党领导人养伤和躲藏提供住处,或者给地下党人生活物质上的资助,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凤县的刘希贤当时在教育界，表现进步，本人同情革命，为兵变准备帮了不少忙。[14]

    四、关于习仲勋与两当兵变

    关于习仲勋走上革命道路，发动两当起义的原因，蒋伯英提出，习仲勋下决心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家。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革命形势可谓一波三折，但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虽历经失败却从未停息，从而激发了习仲勋参加革命的激情。二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施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习仲勋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怀疑为共党作乱而蒙受牢狱之灾，这激起他的革命意识并在狱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其为追求真理而参加革命的决心。三是习仲勋出狱以后，目睹家乡农村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的悲惨，其父母、叔婶在贫病交加中病故，承受空前的心灵创伤。这激发了他坚决革命的勇气。而姨父党正学参加当地农民协会反抗反动民团的斗争失败，被捕后惨遭杀害，使其陷入了深深的悲愤，加深其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仇恨与反抗意识，促使其由一个革命青少年成为职业革命家。[15]

    高子果进一步提出，1928 年习仲勋被正式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耳闻目睹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及旧社会的极端黑暗现实，坚定了他进行革命的决心。1930年初受中共三原武字区委指派，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前往国民党地方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开始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两当兵变是他参与领导的第一次重大活动，也是他从事武装斗争的开端。[16]

    关于习仲勋在两当兵变中的重要作用，李东朗提出在习仲勋进入王德修部之先，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中共党员已经开始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但该部的兵运工作总体比较沉寂：一是没有建立党组织开展活动，党员之间没有组织联系，甚至没有开过一次会议。二是没有发展党员。三是士兵工作不够活跃。习仲勋到达后，迅速和李秉荣、李特生他们“三人打通关系”，建立联系后“随即”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小组，李秉荣任组长。二是提出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兵运方针。三是确定兵运工作的方式和重点。从而把该部兵运工作引入了正确的轨道。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正式联系。其后，陕西省委先后派人来巡查和指导他们的兵运工作，相关文件和指示等相继传递给他们。随即，习仲勋全力在王德修部开展兵运工作。首先广泛联络士兵。其次，发动士兵开展争取基本权利的斗争，努力改善士兵待遇，反对长官打骂、欺压士兵。再次整顿军纪，处罚搜抢财物、殴打农民的肇事士兵，阻止仗势欺压百姓的地方恶霸的不法行径。用行动影响和争取士兵。第四，启发士兵的革命觉悟，积极引导士兵走向革命。到两当起义前，营内各连都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0余人。三个连的排长、班长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这为两当兵变奠定了重要基础。[17]

    关于两当起义对习仲勋革命生涯的影响，李东朗认为两当起义对习仲勋的成长和后来的革命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实现了革命生涯的重大跨越。两当起义中作为“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的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习仲勋制定了比较正确的方针，并付诸实施执行。他也由一个青年学生迅速成长为能在复杂环境中开展艰苦斗争、进行理性思考、创造崭新革命局面的干练干部。作为其革命征途的重要一步，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革命活动。第二，起义失败让他深刻感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第三，形成了深入士兵，争取士兵、发动士兵，进行革命宣传，培养兵运骨干，打开兵运局面的工作方法。为后来开展群众工作积累了重要经验和方法。第四，培养了基本的军事技能。[18]杨元忠也对此进行探讨，认为两当兵变对习仲勋的革命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经过两当兵变洗礼和锤炼，习仲勋很快由一位热血青年、革命战士成长为优秀的革命事业领导人。[19]

    五、关于两当兵变革命精神和历史经验

    马勤学，王漫青认为两当兵变精神概括起来其科学内涵就是对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的革命品质。两当兵变的历史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 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好对农民的发动是革命取得胜利的群众基础; 武装斗争始终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政治宣传永远是做好党的各项工作的有力保障。[20]付关怀认为党的坚强领导是两当起义成功爆发的组织保证;长期深入细致的政治宣传是两当起义成功爆发的思想基础;两当起义的成功爆发是遵循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果;两当起义的最终失败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真理性。[21]

    六、关于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

    李东朗不赞成一些学者将两当起义看作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质疑两当起义的时机不够恰当的看法。在他看来对这次起义应进行具体分析：一是从起义时机来看，当时形势紧迫，如果不当机立断决策起义，那么前面的所有工作将会前功尽弃。因此举行起义极为必要的。二是起义的成功可以证明，条件是成熟的。三是不能以发生逃跑事件责难起义决策。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逃兵事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两当起义，兵运成效显著，起义时机成熟，举行起义是正确的，反之则有悖于兵运工作的目的。至于另一种说法，强调士兵多是乾县、礼泉、彬县人，思乡情绪影响了战斗力，导致失败。这种说法也不够妥当，因为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在永寿县岳御寺，起义军陷入土匪王结子的重重包围，所以不仅是思乡情绪的问题。因而把两当起义军失败原因归结到“左”倾冒险主义和起义时机不成熟，是不合适的。至于起义军失败的原因？李东朗分析认为，首先是军事指挥方面的失误。一是不谙敌情。北上过程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调研和侦察，使起义部队对沿途的敌情不清楚。特别在获知乾县和永寿交界处有大土匪王结子的队伍，但仍没有提高警惕，结果茫然进入王结子巢穴，遭其围攻而失败。二是起义军连续疲惫行军，搞得部队十分疲劳。严重影响了士兵体力、士气和战斗力。三是采取遇敌就打的做法，打仗太多。结果一路和土顽、民团打了许多仗，消耗弹药，消耗体力，也严重消耗了士气，最后“子弹殆尽”而被土匪打败。其次，中共陕西省委没有很好地配合。此时陕西省委的领导很弱，陕西省委只是批准进行起义，并派出刘林圃前去领导，但当起义军东进过程中如何组织各种力量接应以配合起义军的行动和到达麟游后给予帮助等，都没有做。结果起义军东向麟游途中困难重重，没有依靠，陷于孤立。大伤士气和战斗力。后面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和重要骨干多人又离开部队，这对于起义军的决策、士气、战斗行动等方面无疑产生很大影响。[22]

    而在对两当兵变是否失败问题的看法上，张士伟不同意一些人认为的两当起义失败了的观点。在他看来，两当起义过程中，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将国民党军队中三个连200 多名士兵成功地改编成为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起义以后，习仲勋等又有计划、有秩序地带领部队撤离两当，所以，从整个过程来看，这次兵变是胜利的、成功的。至于部队向北途中，遭受了挫败，这主要是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上缺乏经验。所以他主张把两当起义的胜利和北上遭受挫败分开，说两当起义失败了的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23]

    七、关于两当兵变称谓问题

    学者张士伟认为通过对《现代汉语辞海》、《辞海》和《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中关于“兵变”“起义”“兵运”含义的解释进行比较，认为兵变是中性词，既包含正义也有非正义的含义。“兵运”指策动敌军士兵起义等革命活动。而“起义”一词，则是为反抗反动统治而举行武装斗争和反动统治集团中部分军队或个人投向正义阵营，投奔革命队伍。所以，认为“两当兵变”或者“两当兵运”的说法混淆了正义性和革命性，有所欠妥，从理性和革命性方面考虑，这次行动应该称作“两当起义”。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