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时任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书记的赵祥庆同志，应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老人(以下简称习老)之约去北京家中做客。临别前，习老特意送给赵祥庆一瓶标有人民大会堂字样的招待来宾专用的宝丰酒。

     这一瓶老酒，见证了习老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和患难之交。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阴谋家康生为达到陷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老的目的，给毛主席递上一个条子，借小说《刘志丹》这本书为题，诬告习老“利用小说反党”。由此，习老离开了中南海，下放北京某农场改造。周总理为了保护习老，向中央报告农场太艰苦，还是让他去工厂吧，并亲自打电话交交待：“一定要照顾好，保护好。”

     1965年夏天，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同志的处理决定下来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找到习仲勋同志，宣布了他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的决定。当时，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型企业，就座落在洛阳西郊。习仲勋同志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时，这个厂已经发展到很大规模了。习老到工厂后，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赵祥庆带他在工厂各处熟悉情况，介绍了厂部、车间的细节，跟他说了工厂的生产情况和职工的生活状况。然后，赵祥庆就对习老说：“你才来，是不是先休息一段，以后可分管设备和安全技术工作，至于参加劳动，每星期到车间劳动一天就行了。”习老说:“我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一大二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来这里主要是劳动锻炼的，不需要休息，也不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但要保证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在车间参加劳动。”厂领导考虑到他需要读书和写作等需要，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习老也婉言谢绝了，他说：“我的岗位就在车间。”习老对厂领导说这些话，态度非常诚恳，厂领导见此情形，也不好拒绝，就把他安排到工厂车间的班组里进行劳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潮流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一天，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们来到洛阳的上海百货大楼，不顾商店职工的劝阻，把大批烟酒等商品抛到街上，砸毁烧掉，围观群众议论纷纷。对这场迅速波及全国的“文革”运动，习老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和不解。当时，在洛矿厂下放的习老正在街上，眼前的混乱局面令他十分震惊。他劝阻红卫兵说：“同学们，这些商品都是国家财产，是人民血汗，不能这样毁坏啊!”习老以为，经他这么一说，这些红卫兵就会罢手。

     谁知，一些热衷于造反的红卫兵根本不听，并质问他：“你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又说：“扫除四旧，谁敢反对？”

     “这不是四旧，这是人民的财产。你们在哪里毁坏，都是犯法的!”正当习老和他们正面讲道理的时候，他的秘书范民新闻讯赶来，硬把他拉走了。当时，习老非常气愤，而最使他痛心的是，竟回答不出自己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他，面对国家财产遭受如此损失，心情怎能平静下来？于是，他便去找洛矿党委副书记赵祥庆，赵以无可奈何的表示作了回答。习老又坐下来，给洛阳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写信。写了废，废了写，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他意识到，吕英也管不了。夜深了，习老仍然气愤难平。

     1966年冬天的一天，受“四人帮”指使到西安来的红卫兵，冲进了工厂，把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习老围了起来，要拉他到西安批斗。赵祥庆为保护习老，组织工人想保护习老，就把习老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他大义凛然地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习老被带到西安批斗。赵祥庆把这一情况紧急向周总理做了报告。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把习老从西安接回北京，采取特殊保护方式，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直到他1975年再次来到洛阳。

     习老走了，赵祥庆倒霉了，红卫兵就把赵祥庆书记从工作岗位上拉下了“马”，成了“保皇派”与“走资派”，从此过上了经常被拉去批斗的艰苦岁月。

     故事又回到前面。后来，赵祥庆对这一瓶老酒，一直舍不得动一口，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拿出来看看，以此怀念这位革命伟人和挚友。做为珍贵友谊，见证收藏了数十年。赵祥庆老人身感年迈体弱时，就将此酒委托笔者珍藏。扑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见证和寄托着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情厚谊。

     如今，我受老人的委托，一定永久传承珍藏这个时代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