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在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今天，来讲一讲徐立清等四位老红军的清廉律己的红色故事，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红色力量。

    徐立清：心底无私、淡泊名利，后来人们尊称他为“三让将军”

    徐立清（1910.4.5-1983.1.6）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红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参加了鄂豫皖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剿”、长征、转战河西走廊、冀南区反“扫荡”、爷台山反击战、延安保卫战和解放西北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立清历任第一野战军1兵团政委、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委、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新疆为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领导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文件，为规范全军干部管理，建立统一的干部工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

徐立清（1910.4.5-1983.1.6）

    1950年，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了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由罗荣桓同志担任部长，徐立清同志担任副部长。该部门主要负责全军干部的任免、组织和调配。一年后，总干部管理部就奉命开展军队干部评级工作，具体的工作由徐立清来负责。给干部评级这件事，是牵涉到每位干部的切身利益的，把一个人评高了或者评低了都会引起不满，徐立清清楚的知道干好这件事就必须要做到大公无私和胸怀宽广。

（右一为徐立清在基层走访调研）

    为了开展好干部评级的工作，徐立清一上来就主动要把自己的级别从正兵团级降为了副兵团级。1949年11月，徐立清被任命为一野一兵团政委，对照任职条件，他应为正兵团级。可是这次让级别并没有成功，因为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不同意徐立清这种自降级别的做法。徐立清说自己做出表率，就可以更好地进行评级工作了。但彭总却说，一切都应该按照具体的评级规定来，有人想要一个更高的级别，这应该批评；但想要低级别，也是不对的，自降级别并不会有多大的说服力，只有按照规定来，才会有说服力。徐立清这才成了正兵团级。

    1955年，我们的军队又开始了评衔的工作，正兵团级别的徐立清完全符合授开国上将的条件，但他还是出于工作方面的考虑，主动把自己降为了中将。为此，罗荣桓找他谈了话，彭德怀也找他谈了话，大家都劝他不要随便更改，但徐立清始终非常坚持。最后，周总理亲自出马，找到徐立清和他谈话。徐立清对总理说，这次授衔，很多人都在争一个更高的位置，要考虑大局，我自己愿意为他们做出一个表率。这一次，徐立清说服了总理。他是全军唯一的一名正兵团级干部自己要求不授上将军衔的人。主动提出“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最后毛泽东主席批准授予徐立清为中将军衔，并说他是“好同志，好干部”。他这种高尚的情操，在广大干部中传为佳话，后来人们尊称他为“三让将军”。

    刘述刚：严谨家风育后人

    刘述刚，1910年生，安徽省金寨县人，又名刘世模。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连长、营长，第11师33团副团长、团长，第12师师长，红4军副军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至第4次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因病返家休养。1939年后，任江苏六合县总队总队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2团团长。参加了反顽、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第6、第5军分区副司令员、第1军分区司令员、保安第2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20师师长。参加了新民、公主屯、大虎山等战斗和四平战役。1952年6月4日在武汉病逝。

    2017年4月22日，刘述刚的女儿刘永和她的老公邱铁耳，专程从北京赶回来参加斑竹园镇第三届“千里挺进大别山，重走红军长征路”活动的。看到她俩穿红军服时扎腰带、打绑腿、正军帽，一丝不苟的沉浸在红色教育洗礼中。当74岁的红二代刘永向我们发出“重走红军长征路，出发！”的命令后，仿佛让我们回到了红军时期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活动间隙，刘永应邀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饱含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父亲刘述刚教育她们子女的一些埋藏在心底的家风故事：

    我小时候，因为父母要抗日，只好把我放在老乡家寄养，我的原名叫刘永荣，就是东家给起的。我想我能活下来就不容易，我从不怨恨爸爸妈妈不把我放在身边。相反，爸爸还多次教育我要感恩东家的养育之恩，我也是这么做的。

    爸爸带我们在东北住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楼下有卖炒板栗的，那个时候我还很小，父亲就常常给我一点零钱下去买板栗解馋，每次买板栗后，我自己先留几颗放衣袋里私下自个吃，其余的拿回来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后来我弟弟（刘永德）去买的时候，也跟我一样学着留几个自个吃。这事后来被我爸爸发现了，他狠狠地批评我一顿，说我这样做不仅是自私行为，还带坏了弟弟妹妹们。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了。这个严谨家风故事教育我长大后一直在做一个公正无私的人。

    王远芬 ：严以律己、生活简朴

    王远芬(1907年10月---1962年12月12日)，男，安徽省金寨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加入农会和赤卫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62年12月12日，在郑州病逝，享年55岁。

王远芬(1907年10月---1962年12月12日)

    据王远芬将军的同事王革勋在《战士历程》一书里记载：王远芬司令员的言传身教，也为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做出了好的榜样。一次王远芬司令员忘交党费，我去催交，王司令员这个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即表示惭愧，事后在党小组会上还专门作了检查，说：“我虽然参加革命多年，然而组织观念不强，居然把交党费的事情忘了，还得让组长去催，这是很不应该的，从此以后坚决改正，下不为例！”老首长这种虚怀若谷、严以律己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

    将军具有高度对党负责的工作作风。他严肃紧张，从不马虎松懈，好多事情都是亲自动手。1954年底，第一次实行义务兵役制，动员科长张敬民同志，一时疏忽把电报原文转发给各县区征兵办公室和兵役局，将军发现后，认为失泄密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设想的，当即给予张科长严厉批评。并责令我协同张科长，连夜给专区各单位打电话，随时追回。他毫不客气地对张敬民讲：“事关全军，天明收不回来，我要撤你的职”。一天过问几次，通宵不眠，直到问题解决为止。有一次保密大检查时，将军的一份机密刊物《八一杂志》没有找到，别人也不好意思说如何处理，他就主动找有关人员先谈：“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按保密条例惩处原则办事吧!”他一面亲自打电话给军区，一面让军区党委研究处理意见，结果刊物很快又找到了。此事大大教育了与他接触过的所有同志们，都说：“司令员都这样认真，咱可得严格要求，做好保密工作啊！”

    将军最大的特点是生活简朴、严以律己。省军区所属的分区司令员中，大多是师级干部，就他一人是准军级，专配一辆美式吉普，他除了往地委开会、路远下县外，在市内很少坐车，平常看戏、逛大街都是步行。

    在他荣升军职时，大家开会欢送，都对这位老首长离开分区依依不舍，王远芬将军却一再谦虚地说：“我文化水平不高，现代军事知识缺乏，不能胜任新的工作，希望分区同志多多提供意见，我有机会就回来看望大家！”与会同志无不从内心感到钦佩，纷纷议论：“看人家王将军多虚心啊！”

    董洪国：克己奉公，廉洁自律

    董洪国是安徽省金寨县果子园乡人，1910年出生。1928年参加苏维埃农民自卫军，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董洪国担任营政委、红30军医院政治部主任、政委、红30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队副队长，在鄂豫皖苏区先后参加了南亚、潢光、陡坡、兴集、柳林河、土桥铺等战斗，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董洪国(1910---2001.6.29）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河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武汉军区财务部部长等职，为后勤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董洪国同志因病于2001年6月29日在武汉逝世，享年91岁。

    新中国成立后，董洪国长期在后勤领导岗位上工作，经手的财物不计其数，但他始终克己奉公、廉洁自律。董洪国原来喜欢抽烟，而且烟瘾还很大，但是后来他却毅然决然地戒了烟。原因是1949年河南军区供给部在郑州办起了河南省第一个烟厂，随后烟厂负责人逢年过节经常给上级领导送烟，说是请领导品尝鉴定是否有质量问题。董洪国想：这样怎么行呢？如果经常这样送的话，那不是要出问题吗？于是，他以顽强的毅力戒掉了几十年的抽烟习惯，使别人再也没有送烟的借口，保持着自身的清正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