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托孤”，《三国演义》里白帝城托孤的典故大家都耳熟能详：刘备与东吴的大战失败后病危，将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其中言辞恳切，故事令人动容。而在我们中央苏区，也有一个托孤故事：在福建省龙岩市往西大约80公里处，有一个叫“新泉纪念馆”的地方，馆里存放着一张托裱过的小纸条（图1），人们称之为“托孤条”，这张“托孤条”承载的故事，同样催人泪下，让人感慨万千。

图1    保存在新泉纪念馆的“托孤条”

    为了国家舍小家

    1930年秋，从苏联学习军事归国的刘伯坚、王叔振夫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中央苏区工作，到达闽西新泉。

    新泉是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地方。它有着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常年热水不断，当地有众多温泉水池，供大家泡澡放松。在这里，红四军进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训”。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曾经有一条叫“洗澡避女人”的内容，就是在此新增加的。

    红四军在“新泉整训”期间，还创办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妇女夜校”。为了做好妇女夜校工作，身怀六甲的王叔振不顾身体疲累，兢兢业业地坚守自己的岗位。

    1931年3月中旬，王叔振顺利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刘熊生。

    4月16日上午，细雨绵绵。王叔振正在芷溪作调查研究，突然收到一封新泉区委交通员小张冒雨送来紧急信件。此信点名要王叔振立即赶回江西瑞金中央机关工作。叔振看完信后，思索了片刻对交通员说：“你先把我的行李带走，我一定会在傍晚之前赶到新泉区委。”

    王叔振的果断表态，不料被正在乡政府玩耍的小女孩听见。那小女孩平常很喜欢叔振阿姨，于是赶忙回家对父母和邻居说：“叔振阿姨要走了，叔振阿姨要走了！”

    没多久，王叔振要离开芷溪的消息就传遍了街头巷尾，乡政府周围的妇女们陆陆续续前来询问。王叔振为此警觉起来，赶忙通知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一方面将实情告诉他，另一方面请他到群众中“辟谣”，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接着，她又请来乡苏妇女干部张火妹，共商如何能顺利到达瑞金。

    根据商定的计划，王叔振需要暂时先将儿子送人抚养。而作为母亲的王叔振此时心绪如潮，时而想起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时而又想起离别数月刚团聚的丈夫刘伯坚，时而想起已送人抚养的虎生、豹生，时而又想到即将接任的中央机关工作……万般思绪最终化成了心中一团革命的烈火，“为有革命故，万般皆可抛”！革命工作者为国家可以舍小家，为顺利赶至中央机关，做好今后繁重的革命工作，她毅然决定将儿子寄托他人抚养。            

    傍晚，王叔振找到区苏维埃主席、赤卫队长等人，同他们商议将儿子送与苏区群众抚养一事。十几个人集思广益，罗列了各自心目中合适的收养家庭，最后决定交由芷溪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黄荫达夫妇抚养。因为他妻子邱满菊不久前刚生下一个女孩，有奶水，人品好，政治上也可靠，王叔振对此也表示满意。

    吃过晚饭，王叔振把小熊生喂得饱饱的，而后把包袱扎紧背在身上，把儿子紧贴在胸前抱着，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黄荫达家。             

    黄荫达夫妇相互对视了一下，觉得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再多一个人开支大很多，自己又靠种田为生，没什么收入，感到有些为难。但当他们得知王叔振为了革命事业而舍弃小家庭时，便毫不犹豫地说：“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一定把孩子抚养成人，你放心。”黄荫达的明确表态，让王叔振心头一暖，她哽咽着说了声谢谢苏区人民的支持，便含着热泪将小熊生递给了邱满菊。

    临行前，王叔振拿起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了数行留言（图1）：

    刘门王氏生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人，长大后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淑振 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写于闽西芷溪

    王叔振写好纸条后，将字据从骑缝中“承先启后”四字对半撕开以便日后相认。之后，王叔振走近小熊生，俯下身去，用脸颊轻轻碰了碰儿子粉嫩粉嫩的小脸蛋，喃喃自语“亲爱的孩子，原谅妈妈，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让贫苦人民得解放，妈妈对不起你了，等革命成功了，妈妈一定回来接你。”说完满脸泪水，和黄荫达夫妇握手道别。

    谁知自此一别，母子再也没有相见。

    舍弃我家保你家

    黄荫达、邱满菊夫妇收留下小熊生后，为了安全起见，把小熊生更名为“黄熊生”，并对外声称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黄荫达夫妇全心全意对待黄熊生，与亲生儿子无二。那时候的日子很艰苦，他们节衣缩食，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但却精心抚养着刘伯坚、王叔振的小宝贝，千方百计让黄熊生吃饱穿暖。邱满菊奶水较少，黄熊生经常饿得嗷嗷哭叫，她就精心制作米糊鸡蛋羹喂他吃，还背起小熊生四处乞讨奶水，看到有奶妈就向其求情，喂养熊生。

    1931年冬，闽西苏维埃政府因受害于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荒唐地掀起“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六千余名党的好儿女被错杀，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黄荫达也不幸冤死其中。

    听到自己丈夫含冤而死，邱满菊瘫坐地上欲哭无泪，心中好似有一座大山在崩塌。但她很快以一个革命者家庭应有的刚强和客家妇女吃苦耐劳的精神，勇敢地迎接新生活的严峻考验。为了能保证黄熊生顺利长大，她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给了别人。平时靠帮商贩挑杂货、煤油、盐巴等挣点“脚钱”维持生计，也常常领些针线活，帮人缝补衣服，纳鞋底贴补家用。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困苦，被生活压弯背的邱满菊依然坚定地履行着她当年向王叔振许下的诺言“一定要把熊生抚养成人”！

    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过去，黄熊生也慢慢长大懂事了。邱满菊见时机成熟，便把他的身世和寄养事实毫无保留地告诉黄熊生。黄熊生听养母说完，一头扑到养母怀里放声大哭，震惊之余又为有这样伟大的父母和勤劳俭朴、老实、厚道的养父母而骄傲！

图2    新泉县使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壹百斤券

    不忘嘱托传承家

    黄熊生是一个淳朴厚道的人，他传承着客家人的诚朴、勤劳、仁爱的品格。他认为，自己虽然是革命者的后代，但平凡朴实的养母是自己的大恩人，必须要用一辈子来偿还。

    建国后，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很是关心熊生被送养一事(蔡畅大姐与刘伯坚私交甚好，刘伯坚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也很敬佩刘伯坚的学识和人品）。1953年，在蔡畅大姐的直接过问下，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到芷溪找到黄熊生。当时黄熊生因病在家休养，中央来人想把他接到北京继续求学和养病。在组织征询他的意见时，黄熊生想到了为他吃尽千般苦，拉扯他长大的养母，不忍心丢下她去北京工作，于是谢绝了组织的好意。

    辛苦了一辈子的邱满菊于1968年安详地走了，这位伟大的苏区母亲，用最艰难、无怨无悔的一生，始终不渝地兑现了一句最朴素的承诺：“一定要把熊生抚养成人”。

    1979年黄熊生与未曾谋面的两个哥哥刘虎生、刘豹生在北京相聚，刘熊生拿出那张母亲手书“承先启后”骑缝字据时，三个年近半百的中年汉子，百感交集，抱头痛哭，这是兄弟团聚的喜悦之泪，也是深切缅怀父母的悲伤泪水。

    相认后的黄熊生一直在芷溪生活，直到2001年，70岁的黄熊生在芷溪含笑离开了人世，他用平凡而笃定的一生践行着母亲的教诲——在黄家“承先启后”。

    刘伯坚王叔振夫妇，心系革命舍家为国使人敬佩；黄荫达邱满菊夫妇，先人后己一生践行承诺令人感动；黄熊生有反哺之心满怀感恩令人欣慰。他们都在传递着人间的真情和大爱，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附录：刘伯坚、王叔振简介

图3   刘伯坚、王叔振夫妇

    刘伯坚(1895年-1935年)，四川平昌人，早年曾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东方大学学习。应邀在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后来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中共六大；到中央苏区后，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宁都起义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21日壮烈牺牲。